我们可以推定，传说中的古中国大禹治水与《圣经》记载的“偌亚方舟”大致在相同的年代，即公元前20世纪前后，距今大致4000—4500年。在哪场全球性的大洪水之后，幸存下来的人类在地球上的不同地区顽强的生存，到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世界各地的古文明再次确立起来，我们所说的四大文明古国，即古埃及、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相继出现。然而，今天的我们没有能够看到这些古文明的文字记载，只能通过传说进行判断。显然，文字的出现和使用要比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历史不知要晚多少。人类有文字可靠的历史尚不足4000年。但是，人类大致4000年多年前的故事和人物，其大部分传说应该是可信的。
黄河与尼罗河流域分别孕育了古华夏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在两个文明的源头，也分别矗立着各自民族的两位伟大先驱——姬昌和摩西。在历史上，这两位伟大人物都真实存在过。姬昌与摩西是华夏民族、以色列民族的伟大精神导师和政治领袖。这位伟大领袖的生活年代大致相同，上下应该不差一个世纪。我认为姬昌生活在中国黄土高原和河南平原的公元前12世纪，而一般认为，摩西是身处在公元前13世纪的古埃及。也有考证，摩西要比姬昌生活的年代更早些，但是，我认为两个伟大人物的年代大致相同，相差应该不超过一个世纪。
姬昌和摩西的伟大，在于他们以其非凡的勇气、意志和智慧，开创了自己民族的崭新的历史。姬昌开始使用文字书写，这有流传至今的《易经》为证，当然，不容否认，在姬昌之后，《易经》可能经过许多人的修改和重新编纂；摩西则为自己的民族书写了《圣经》的前五篇章。
姬昌和摩西俩人的个人寿命都很长，姬昌活到了接近100岁，而摩西则是活到120岁左右。
根据考证，姬昌（约前1152年―约前1056年），中国黄土高原上的岐周（今陕西岐山县）人。岐周人通过姬昌的祖辈人的努力，到姬昌一代成长为生活在古中国西北部的一支大的部落，并且姬昌被商朝王室封为——西伯侯，姬昌的一生，活动范围都是在黄土高原的西安和河南平原一带活动，姬昌的儿子姬发通过牧野之战杀死商纣王，建立了周朝的统治，并且，这个朝代延续近8个世纪。姬昌是岐周部落崛起的奠基者和具体的参与者。姬昌大约于公元前1056年左右驾崩，享寿九十七岁，葬于毕原（西周王陵位于今陕西岐山县凤凰山南麓）。
姬昌是岐周部落的最伟大的领袖，他率领自己的族人，经历千辛万苦，迁徙到今天西安的附近，相续建造了丰京和镐京。丰镐是周朝的最初的首都。渭水平原相比于岐山周原，其地质和气候条件要比好的多。可以说，在古中国的历史上，岐周人部落的这场东迁，最持久的影响到华夏民族的历史。这次大迁徙的场面，在《易经》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姬昌是华夏民族使用文字进行书写的第一人，《易经》便是证明。
古老的民族都经历过艰辛的大迁徙。古代希伯来人也是如此。而摩西则是率领古以色列民族进行大迁徙的领袖。
摩西（ 约前1520年3月21日—前1400年7月14日），按着这样的时间，摩西要比姬昌的年龄大许多。但是，摩西的这样的生卒时间是不准确的。“摩西”是希伯来语，天主教按照拉丁文也译作“梅瑟”，《圣经》“出埃及记”详细记载了摩西的故事，摩西是犹太人的民族领袖，也是犹太教的创始者。摩西在亚伯拉罕诸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里都被认为是一位重要的先知。按照以色列人的传承，摩西五经便是由摩西所书写。
《出埃及记》即是记载，以色列先民在摩西的带领下的艰难困苦的大迁徙的故事。摩西受“耶和华”之命，摩西为了使自己的族人摆脱埃及法老的奴役和压迫，致力于为族人找到一个“流奶、流蜜的美好地方”，历尽艰辛，带领族人走出埃及，抵达迦南。并且在西乃山前与上帝签约，建法律、立规章，在西乃半岛学会遵守犹太十诫，并成为历史上首支尊奉单一神宗教的单一民族，成为集政治、宗教、民族、神权、政权于一身的犹太教。
姬昌的作为是直接造就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涌现的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渊源，应该说，没有姬昌便不会有诸子百家的涌现，便不会有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农业文明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周朝的“分封制”是直接导致诸子百家共相争鸣的文化大繁荣局面的政治前提。
摩西同样如此，如果没有摩西矢志不渝的率领本民族出走埃及，直到耶稣的诞生，基督教最终在古欧洲大陆生根发芽。基督教在欧洲确立教会统治，直到公元15世纪的宗教改革，基督教本身也发生了实质性的进步，同时，现代科学体系首先在欧洲各国兴起。可以说，摩西是全部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总源头，欲要认识和探索基督教的秘密，必须对于摩西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
在中国，直到现在，姬昌仍然是一位缺乏严肃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探讨的伟大人物。人们对他的认知，只是知道周文王这个谥号。
姬昌的最伟大的贡献，他是第一个开始使用文字进行书写的人物。当他从黄土高原来到河南平原之后，专注于对于殷商的占卜之术的学习和研究，并且成为一个占卜的高手。他利用前辈留下的“八卦”为工具，进行书写。《易经》是姬昌个人生活的实录，也是对于当时社会一系列重大事件与风貌的描述。只是文字相当简短，使得我们从现代的角度难以准确判断姬昌当时的表达含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由于《易经》使用了“八卦”的计数工具，到汉朝初年的经学家们，把《易经》歪曲为一部纯粹的占卜算卦的书籍，从而，自汉朝初年后，《易经》便偏离了姬昌的原本的语言内涵，充当一种术数的源头。华夏民族的文化进步与思维方式，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从来没有真正走上科学、逻辑、实证的线路。文化中的“巫术”加之后来形成的“暴力价值”，是华夏民族文化中的两种固有的糟粕。在西汉初期，焦延寿和京房师徒在学术上把《易经》巫术化。从此之后，《易经》本来的光辉的历史观、产业思想等都被束缚在“术数”的窠臼中。
姬昌和摩西都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和社会价值的开创者。华夏民族和以色列民族都属于在灾难深重的民族。直至20世纪仍然如此。地球上的不同民族，在其历史的源头处，一定矗立着本民族的一座伟大的文明丰碑。任何一个民族的社会文明，都注定拥有本民族文明的开拓者、继承者和发扬者。其实，人类的历史很简单，无非是由一系列事件串联起来的链锁。事件的背后是人物，因为没有人物便没有事件、人物的背后是具体的作为、作为的背后则是只能意会的精神、精神构成全部人类文化的根源。
21世纪人类，应该在文化上出现一种超越不同宗教、不同流派、不同理论体系的大融合局面。中国预言把这种社会现象叫做“三教圣人同住世”。严格说来，人类的所有的现代科学的门类，仍然没有超越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古印度佛教、古中国诸子百家以及古希腊哲人们所展示的画卷。
21世纪注定是人类的一个大觉悟和大进步的世纪。以往的许许多多社会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解释着世界，然而，人类社会的真实构成与方向究竟由什么因素所影响、决定和主宰？这是一个科学尚未能够回答的问题。在21世纪，科学探索应该也必须以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揭示的内容为自身学科的依据和方向，并且自觉地沿着宗教的要义而进行深入探索与细微实证，如此，人类的科学才能够真正迈进造福于人类的门槛，并且实现实质的跨越。
21世纪的人类，迫切需要类似姬昌、摩西这样的伟大人物的涌现。21世纪必然是全部人类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枢纽般的世纪。从这个世纪起，人类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与能源构成方面必将实现根本性的突破，从而把人类的社会形态建筑在一个全新的物质基础上，并且采取全新的模式，即超越18世纪中叶以来工业革命造就的社会运行模式。
在21世纪，地球上生活着70多亿人口，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21世纪注定是人类超越18世纪中叶以来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运行模式的世纪。这需要人类在生命科学、能源科学与空间科学等领域实现实质性的突破。70亿人迫切需要为崭新文明而生的伟大的精神领袖和行动导师。
徐国进
2021年9月14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