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国工厂遇到了美国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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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莫雷恩——中国的一家大型玻璃制造商在2014年来到这里，开始花费最终逾5亿美元的资金，对一座废弃的通用汽车厂进行整修，这件事情似乎有悖常情：按照特朗普总统那种权威的说法，中国人是在偷走美国的工作岗位。

但现在中国人突然一下子创造了工作岗位。事实上，创造了1500多个工作岗位。

这家名叫福耀集团的中国企业认为，在代顿(Dayton)郊区花这笔钱是值得的，因为这里靠近它的主要客户，美国大型汽车制造商每年都会购买数以百万计的挡风玻璃。

而且这还不是孤例。

据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数据，从2000年至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在美国投资了近1200亿美元；这家咨询公司一直在追踪该趋势。其中将近一半的投资是从2016年初开始的，中国因此在那段时间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之一。

但是爆炸式的投资也带来了出人意料的麻烦。在福耀的车间里，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文化冲突，一些工人质疑该公司是否真地想按照美式监督和美国标准来经营。

福耀正面临着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发起的激烈工会运动，以及一名前经理提起的诉讼，他说自己因为不是中国人而走人。

这项投资甚至在中国国内也引发了抨击，该公司董事长曹德旺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他的一些言论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竞争力的争论。“曹德旺汉奸行径，”中文微博网站的一个用户写道。“跑去美国办厂，解决美国人就业。”

当然，解决就业是特朗普上任时的承诺。自他胜选以来，像拜耳(Bayer)、软银(SoftBank)和印孚瑟斯(Infosys)这样的外国公司已经宣布了要在美国创造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的计划，此举既贴近特朗普的目标，又能避免“美国优先”的反弹。但是，福耀工厂的情况则揭示了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潜在陷阱。

工会从2015年开始与工人会面，今年4月，他们加大了公开活动的力度，举办了一个群情激昂的会议，强调该工厂在规则的执行上相当随意，直言不讳者遭到报复。

一名名叫丽莎·康诺利(Lisa Connolly)的员工抱怨说，如果没有足够早地提前申请带薪假，福耀就会以旷工为由对工人进行纪律处分。一个名叫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的前雇员表示，公司让他暴露在刺鼻的化学物质中，令他的双臂起疱，肺活量变小（马丁今年1月在补休期间丢了工作，理由是旷工记录太多）。

俄亥俄州众议院民主党的少数派领袖弗雷德·斯特拉霍恩(Fred Strahorn)告诉听众，福耀的做法感觉“有点像是被挟持”，他承诺“要向福耀表示，在俄亥俄州代顿，我们做事情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去年11月，联邦职业安全与卫生署（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简称OSHA）对福耀的一些违规行为处以了逾22.5万美元的罚款，比如没有足够好的锁定机制，以在工人修理或保养设备时，关闭机器电源。在今年1月份之前担任OSHA负责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戴维·迈克尔斯(David Michaels)表示，这种失误在竞争激烈的汽车零部件行业中很常见，它很容易导致断肢甚至死亡事故。

该公司在3月份达成协议，将罚款金额减至10万美元，并采取纠正措施。

人力资源副总裁埃里克·瓦内蒂(Eric Vanetti)承认，去年年底，工厂的确出现过动荡因素。不过，他表示，在过去数月里，工厂的气氛已极大改善，在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和解前，工厂就采取了很多新的安全措施。前不久，该公司还将生产员工的时薪提高了两美元。

福耀面临的一个复杂之处是中国在美国的“绿野”投资属于比较新鲜的情况，这种投资是指外国公司在那里修建新的设施，而不是收购已有的设施。

这种方式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我不在代顿地区投资，很可能没人会在美国的汽车玻璃行业投资，”曹德旺说。

俄亥俄州私人经济开发公司JobsOhio的高管克丽丝蒂·坦纳(Kristi Tanner)帮助把福耀吸引到了该州。她在一项声明中表示，该公司“改造了前通用汽车公司(GM)的一个长期闲置的装配厂，促进了经济提升”。

但是，如果投资者不了解美国的监管和政治环境——很多中国高管都是这样，因为中国的劳动标准往往执行得没那么严格——那么这些项目可能会受到影响。

2014年，一个名叫金龙的中国铜管制造公司在阿拉巴马州威尔科克斯县开了一个工厂。它像福耀一样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它投资了1亿多美元，有望为当地创造300个工作机会。到该年年底，工人们抱怨安全措施松懈，工资低，以微弱多数同意组织工会。

福耀的工人们表示，安全措施有所改善，不过也有人指出，有些问题依然存在。员工德安娜·威尔森(DeAnn Wilson)抱怨称，尽管她在排放烟雾的机器周围工作，但她所在的区域没有适当的通风设备（福耀的健康和安全主管约翰·克兰[John Crane]表示，那些烟雾是热空气进入寒冷房间产生的蒸汽）。

还有些工人表示，尽管该公司坚称，它想把工厂交给美国经理人管理，但是近几个月，它增加了中国管理者的比例。

这种观点与戴维·伯罗斯(David Burrows)的法律诉讼相一致。去年11月，伯罗斯被解除了工厂副总裁的职位。一同被免职的还有工厂总裁约翰·高蒂尔(John Gauthier)。

“他们两个被解雇后，这里的中国色彩更浓厚了，”工厂工人杜安·扬(Duane Young)说。他说，中国人对培训美国员工、与美国员工分担责任甚至打交道几乎没有兴趣。

曹德旺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解雇伯罗斯和高蒂尔是因为“他们不尽职，浪费我的钱”。他叹息称，该工厂的生产力“没有我们在中国的工厂高”，还说“有些工人是在消磨时间”。

福耀玻璃厂美国分公司的首席法务官雅典娜·侯(Athena Hou)表示，伯罗斯的诉讼“毫无法律根据”。高蒂尔和伯罗斯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从一定程度上讲，文化规范可以解释这些矛盾。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利伯索尔-罗杰尔中国研究中心(Lieberthal-Roge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主任玛丽·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表示，曹德旺这样的企业家通常会雇佣农民工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他们认为那些人比较顺从，与美国工人不同，后者期望更友好平等的管理风格。“他之前很可能从未经受过来自劳方的这种压力，”她说。

福耀工厂的工人表示，中国的经理似乎把提高产量看得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重要。福耀的工人尼古拉斯·坦嫩鲍姆(Nicholas Tannenbaum)表示，当员工认为设备有问题，要求关闭时，“那个中国人看了看我们，说，‘没有必要。’”5月底，坦嫩鲍姆被解雇了。

“生产线还在运行，他们就跳上移动的传送带，去修理它，”他还说。

人力资源总监瓦内蒂表示，该公司并没有为了实现生产目标而牺牲安全。但他承认，“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人偏重速度，美国人喜欢分析事情，从各个角度把它想清楚。”

瓦内蒂表示，福耀依然坚持原来的计划，打算在四五年内把工厂交给一个以美国管理人员为主的团队打理。前不久，它又雇用了两名美国副总裁。

不过，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史为夷表示，中国在非洲和亚洲的海外投资都表现出不愿把业务交给当地人管理的模式。

“在管理层，你可以看到技术人员大多来自中国，”她说，“他们聘请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当地员工一般是人力资源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