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亿人脱贫不是中国政府的功劳？不干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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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西方政府和学者越来越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模式及演变方式。在6月21日一次华府智库讨论会上，一位美国保守派学者强调称，让中国7亿人摆脱贫困的不是政府，而是“政府”不干涉经济生活后的市场发展的结果。中国教授予以了反击。

美国华府智库卡托研究所货币研究副主席、高级研究员詹多恩(James Dorn)6月21日在传统基金会出席中美学者研讨会时提到，“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元素，而我认为，制度性基础设施（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元素”。

多恩认为，并不是中国政府将数亿中国人摆脱贫困，而是政府减少干预后，人们经营自己的业务、拥有自己的房屋，让自己摆脱贫困。人们摆脱贫困是因为政府不再干预他们的经济生活。如果中国政府（state）不干涉, 只向人们提供法治、以及法制框架，人们就可以自由选择，思想自由市场亦如此，这也是竞争的重要性。

美国保守学者对李克强如何平衡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抱有疑虑（图源：新华社）

多恩说：“习近平2014年也说过，‘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但是，他并没有说，没有源于私有财产和有限政府的自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就无法很好地工作”。中国可以运用古代哲学家、现代学者，以及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发展透明的法制体系，强化产权保护。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可以提供帮助。

对此，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资深访问教授文一予以反驳。

文一教授说：“我认为，从制度（institutions）层面看待中国经济发展，还不够全面”。多数现有的经济学论断或常识（wisdom）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或前期要求，从而会谈到法制体系、法律透明、私有财产保护，以及自由市场体系。如果我们拿这些制度层面的标准来衡量经济增长潜力，那么中国绝对不会（被认为）崛起。

文一强调，中国并不完全是市场经济，但事实上产权问题自1978年就已被纳入中国改革计划，是中国崛起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思维方式看待问题，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反面例子。菲律宾实行市场经济比中国早，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菲律宾经济快速增长。俄罗斯、乌克兰等经历了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东欧国家，比中国更全面接受市场经济和产权私化，但它们也没有经历类似于中国这样的经济快速增长”。所以，现有的一些论断应该受到质疑。

其实，中美学者分歧点在于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看待中国经济发展，以及运用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只不过，部分美国学者依然局限于西方传统经济学理念框架下思考中国经济发展轨迹。而中方学者则主张通过新的思维与理论看待中国市场经济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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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谬论：极权专制和低人权有利于经济发展

共匪常鼓吹一种谬论：改革开放几十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得益于集权专制，和低人权“优势”。

因为集权专制，才能一言九鼎、力排众议、迅速拍板、高效组织资源、快速上马项目。

因为有低人权“优势”，才能吸引投资、大办血汗工厂、压低成本、取得出口的竞争优势。

这种谬论，不难驳斥。

集权专制能一言九鼎、迅速拍板，所以代表的必定是一小撮决策者的利益，必定损害大部分民众的利益。

例如各种强拆、强抢土地，然后用武警镇压；国企改制、下岗分流，然后国有资产大部分进了红色权贵的腰包；动用国库民财的各种大投资、大项目，钱也是大部分进了红色权贵的腰包；三峡工程强行上马，为了红色权贵家族的利益，造成大量民众迁徙、严重的生态灾害、严重的国防隐患等等。

这些事实都证明，集权专制能迅速、高效、快捷，但从中擭取大部分利益的，只能是权贵集团，而且必定侵害国家民族的利益，必定损害大部分民众的利益。

至于低人权“优势”之说，更是明显的谬论。发展经济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人，还是为了数字？如果人民不能通过经济发展获得幸福安乐，只看到不属于自己的数字的增长，这种经济发展有何意义？

对比一下周边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等，同样是在战后的废墟上起步，同样经过几十年，为何人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大大超过了中国大陆？他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并没有牺牲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因此他们的社会更公平更正，社会财富分配更合理，贫富悬殊远没有中国大陆这么严重。

事实证明，极权专制和低人权，正是造成各种社会扭曲、人为灾难、贫富悬殊的元凶祸首。极权专制和低人权，不可能真正惠国惠民，只能让大部分国民财富进入少数权贵的腰包，然后转移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