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大清用爱国主义续命

preston

易中天
想“救亡图存”，唯一的出路是“戒毒”。但清廷君臣的吃惯了鸦片，只不过，他们不认为是鸦片，也不管它叫鸦片，而叫做“天朝体面”。有时候，也叫“爱国主义”或“英雄气概”。本文摘自易中天所著《鸦片的战争和战争的鸦片》。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穿鼻洋海战（图源：Getty）

我读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整个鸦片战争过程中前方将帅的不断撒谎。作为最高统帅的道光皇帝，其实是在谎言中度过这段艰难岁月和做出决策的。这又焉有不败之理？可以说，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这场战争之所以失败，甚至大清帝国之所以垮台，原因之一就在于朝野上下都变成了鸦片鬼，一天不吃就无法生存，最后终因吸食过度中毒而死。

因此，要想“救亡图存”，唯一的出路是“戒毒”。但这并不容易。

不容易的原因也很多。首先是积习难改。一个吃惯了鸦片的人，一天不吃就没法过日子。一个撒惯了谎的人要他不撒谎，也比登天还难。再说，前面撒过谎了，后面说实话，就会露出马脚，也就只好一骗到底。奕山等前方将帅就是如此。

那么，奕山等人一开始就不撒谎，就说实话，不行吗？不行。专制制度决定了，一个官员只能看着万岁爷的脸色说话，甚至看着顶头上司的脸色说话。他们想听什么，就说什么。不想听的就不说，瞒着。实在瞒不住，就撒谎。再瞒不住，就再撒谎，恶性循环。

所以，奕山等人不但要撒谎，而且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撒，即掩盖敌方武力的强大和气焰的嚣张，而不是相反。按说，打了败仗，为了推卸责任，是应该夸大敌情的。但奕山等人并没有这样做，反倒一再说“逆夷”如何“情词恭顺”，如何“诉冤叫屈”，如何“卑躬屈节”。因为万岁爷就好这一口。而且，不明真相的朝野上下也都好这一口。

于是问题就比较明朗了。这就是：大清王朝的君臣为什么都喜欢听这种话呢？

答案也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吃惯了鸦片，有鸦片瘾。只不过，他们不认为是鸦片，也不管它叫鸦片，而叫做“天朝体面”。有时候，也叫“爱国主义”或“英雄气概”。

众所周知，（历史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民族都沉浸在一种“天朝大国”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在我们看来，人类居住的这个地方，叫“天下”。天下的中央住着我们，叫“中国”。中国的皇帝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的王朝是最伟大的，叫“天朝”。天朝的臣民是最优秀的，叫“华夏”。周边那些国家因为离天子太远，无法接受天朝的礼乐教化，因此不开化，是野蛮人，叫“蛮夷”。“蛮夷”和“华夏”之间，是“君臣”关系，或“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关系，根本就不平等。“蛮夷”到“中国”来，要么是来“朝贡”的，要么是来“观礼”的，要不然就是来“乞恩”或者“喊冤”的。因此“天朝”无“外交”，只有“理藩”（即打理“中国”与“藩国”的事务）。直到耆英等人签订城下之盟时，使用的也仍是“恩准”字样（比如“恩准”五口通商）。明明是人家强迫我们订立不平等条约，还要说是我们“恩准”，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

然而不说“恩准”是万万不行的。不说，就是“大不敬”，就是“卖国贼”。同样，不说“逆夷”“闻风慑服”，“实无能为”也是不行的。不这样说，就是“胆小鬼”，就是“助夷气焰”，就是一屁股坐到敌人那边去了，谁敢担这个罪名？也就只好说“夷不足畏”。

当然，夸大敌情的时候也有，比如说到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时就是如此。在许多论著中，这次战役往往被描述成一个激动人心英勇壮烈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

这当然感人至深，可惜并不完全是事实。三总兵率军抗战是真的，英勇奋击也是真的，以身殉国就更是真的，但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证，敌军并没有万人之多（更没有两三万），而是只有四五千；也没有“血战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从1841年10月1日早晨开始，至下午2时许结束。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敌情，或者说我方的壮烈程度显然被夸大了。

夸大的原因也很多，比如“清方官员在报告中伪讳粉饰已成风气”就是。所谓“伪讳粉饰已成风气”，也就是吃鸦片吃惯了。但这种尚待核实的说法在当时和后来却几乎视为信史，一些以“严谨治学”为标榜的人也宁信其真不疑其伪，就值得深思了。

我认为，这只能说明鸦片的毒素已渗入我们民族的骨髓。从至尊天子，到寻常百姓，都喜欢听谎言。或者说，喜欢听好话、“吉利”的话、歌功颂德和“鼓舞人心”的话。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有几分真实，则是第二位的事。于是，我们听到的，便是经过了处理的信息，其中不好听不顺耳的部分已被过滤，好听顺耳的部分则被放大。这样的信息，即便有一定的真实性，归根结底也是不真实的。老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靠不真实的信息来指挥战争，你说是该胜还是该败呢？

战败之后，能做的事情也就是道德的谴责了，包括将1840年的这场战争称为“鸦片战争”。其实，英国人发动那场战争，绝非为了走私鸦片。相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其对驻华使节的训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定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他还训示：“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不提出任何要求。”事实上在《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开放鸦片贸易的条款。因为在英国人那里，这原本是一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正如费正清先生《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所言：“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

但即便是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为此发动战争也不得人心。因此英国政府提出的战争议案最后只能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而且被“反战派”在议会辩论中称为“鸦片战争”。可见这个说法是英国人用来讽刺自己政府的。我们跟着英国的反对派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如果当真以为那就是“鸦片战争”，并由此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那恐怕就反倒有点吃鸦片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