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内政的胜利 使习近平和安倍心生默契?(图)

preston

纽约时报



“10月25日以后，习近平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吧？我们正在为此做好准备。”中共十九大开幕的一个星期前，在外务省总部负责对美关系的官员从东京发来信息。我一开始没明白，进一步向对方询问具体指的是什么。“就是巩固了权力以后的对外扩张行动。”

这位历来从日美同盟的角度思考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官员认为，到底是内政稳定还是内政混乱会导致进一步的对外扩张，是日本外交必须认真跟踪和关注的，“反正，我们要随时为最坏的情况做好设想和准备，”他说。

25日，中共新的政治局常委亮相后，习近平在同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说，“我在十九大所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过，至少从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感受看，这句话与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等是存在矛盾的。

另外，在中国内政方面，主要从“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并定位为行动指南、在新的常委里没有接班人的迹象等角度，日本从官方到民间似乎更多持有警惕和担忧的看法。26日《朝日新闻》社论的第一句话在我看来，表明了日本社会对“习近平新时代”的总体感受：“这是不是新的个人独裁？”同日，《日本经济新闻》则在社论中评价十九大，“习近平同时打出集权和强军，我们有必要注意观察它对亚洲和世界的军事平衡所带来的影响。”

更加引起我注意的，则是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中的一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尤其是看到25日新的领导班子成员——新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新任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后，这句话的意味就更加凸显出来。自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方面提醒和深思苏联为何解体，从而不断加强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媒体、网络等各方面的管制，另一方面通过对“核心利益”的强调和执着，以及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以G20首脑会议、金砖五国会议等为代表的主场外交，向本国老百姓传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据我观察，中国老百姓之所以耐心看待尤其是言论和知情方面的不自由，除了以互联网、科技的兴起为支撑的生活便利化以外，也是因为“新时代”的民族主义确实深入人心。正为习近平与西方主要领导人平起平坐、大大提高话语权和影响力感到激动和骄傲的人们，无意中容忍并忽略本期政权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强化管制，有的甚至认同为了实现前者，后者是有必要的。

抱有警惕的内政趋于收紧，同时抱有野心的外交趋于扩张。而且，两者似乎存在互动关系，即对内越收紧，对外越扩张。这是我对习近平第一任期之特征与趋势的阶段性总结。而没有地方执政经验、学者出身的王沪宁接任刘云山主管党务和意识形态，杨洁篪作为钱其琛之后第一位进入政治局的职业外交官，这样的人事安排在我看来意味着这一特征将继续下去，即王和杨实际上是习近平的分身，帮助习近平强化以意识形态的收紧和对外政策的强势为代表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前面提到的那位日本外交官，以及日本社会对十九大和新人事的感受，即担心在权力集中化背景下的对外扩张，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日本也正在迎来类似的政治态势，中方对此似乎警惕性也越来越高。

中共十九大期间，日本众议院举行选举，以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获得了313个席位（之前为318席），等于继续掌握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这次总共465席）。凭这一结果，安倍晋三首相在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连任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因此他就很有可能担任首相到2021年，成为日本战后任期最长的首相。把这次选举定义为“国难突破选举”的安倍首相，在选举期间主张“为了应对来自北朝鲜的威胁，需要更加巩固的政权，因此有必要此刻解散众议院，询问选民对我们的信任”，获胜后则主张“政权稳定后有利于展开外交”。

虽然日本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但安倍首相和习总书记对政治的姿态和对权力的情怀是相似的，他们至少主观地认为，在内政上权力的巩固有利于展开更加积极的外交，也有利于实现自身的政治信念和国家目标。

近年以来，我始终觉得，安倍晋三和习近平因家庭和成长背景的缘故（两人均为国家领导人的儿子），这两位从幼年时代深受政治熏陶的领导人之间存在一种“化学效应”(chemistry)式的个人默契。这似乎也是日中关系因海洋问题、历史问题、地区主导权等问题仍然处于敏感和紧张的情况下，两位领导人断断续续地保持沟通，尽量会面的原因，虽然缺乏应有的笑容和一定的信任。比如，安倍在2013年底参拜靖国神社后，仍然与习近平会谈了4次，与李克强会谈了3次。

接下来，日方会继续，甚至进一步警惕习近平在涉及“核心利益”问题——东海、南海、台海等方面的强硬和扩张态势，安倍政权也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应对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方式展开的“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中方也会继续，甚至进一步警惕安倍在以摆脱战后束缚、加强国防能力、提高国际地位等为目标的修改宪法，尤其涉及第九条这一和平主义象征的领域，习政权也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应对安倍在亚太地区等地方展开的“积极和平主义外交”。依我看，中方不少人士仍然认为安倍就是跟中国较劲儿，拿着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旗子，使用遵守规则、秩序和国际法等措辞“包围”中国。

不过，即使在日中双方都对对方的战略意图抱有警惕和怀疑的情况下，在2021年前（安倍和习政权很有可能重叠到那个时候），日中关系将在权力巩固和内政稳定的情势下，在敏感和紧张中保持相对的稳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上述安倍和习近平之间的个人默契。“习政权的权力基础巩固后，包括对美、日的对外政策可能趋于稳定，因为其政策被中国国内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风险趋于减少”，上述《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指出。

我推断在安倍、习政权下日中关系趋于稳定的另外一个原因，则与日中共同面临的地区局势有关。安倍恐怕很认同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这句话。而且，我猜测，习近平指出的“新情况”与日益复杂，甚至有可能侵蚀中国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朝核问题不无关系。我也相信，习近平会认同安倍把来自朝鲜的威胁定义为“国难”的认识，虽然习近平不可能公开这么说。

不过，日中两国围绕朝核问题的共同利益逐渐明显，从而可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共同应对朝核危机的基础逐渐巩固，这是我对最近亚太安全局势的基本判断。无论是朝鲜发射的弹道导弹飞越日本，还是朝鲜在中国主办“一带一路”论坛、金砖五国首脑会议的首日发射导弹，进行核试验，安倍和习近平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从现状看，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不能光靠自己一国的力量来解决朝核问题。对日本来说，只有与盟国——美国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才能面对朝核问题；对中国来说，也只有与对手——美国紧密合作的情况下，才能面对朝核问题。与此同时，目前日本和中国围绕朝核问题不能容忍的底线在我看来也是一样的，即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决定搞先发制人，对朝鲜进行军事攻击，愤怒的金正恩立即采取反击措施，形势陷入混乱和失控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均在“家门口”被第二次朝鲜战争卷进去。我想，这是安倍和习近平均不能接受的。

在此形势下，日本似乎倾向于，也寄希望于中美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和合作，在大局和底线层面达成共识，从而避免朝核问题陷入危机。中方也希望日本在面对朝核问题时能够理解中国所面临的战略困境，适当配合中方的应对措施，比如对朝制裁尽量限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框架之内。我认为，8月底对于日本政府宣布对涉朝的五家中国企业和一名个人进行单边制裁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给予的回应，日方至少需要当真：“日方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中方利益和司法主权，给中日关系改善进程制造了新的政治障碍。”

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比较频繁的沟通来看，两者至少了解对方的需求和底线，迫使金正恩弃核、实现半岛无核化也是两国共同的目标。日本也赞同这一点。这几个月以来，外务省和首相官邸的工作人员以及多位采访过安倍的记者对我表示，安倍每一次与特朗普通话讨论朝核问题时，特朗普一定会问：“晋三，我们该怎么办？告诉我你的想法！”据我有限的观察与解读，特朗普是信任和重视安倍的，而且愿意倾听安倍的看法，我还估计，特朗普对于习近平或许也具有同样的姿态。不过，日本毕竟是美国的重要盟国，中国则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在特朗普看来，安倍和习近平还是不同的。那么，习近平围绕朝核问题与特朗普方面进行沟通、建立信任的时候，倘若金正恩始终既不尊重中方权益也不给中方面子，中方进而希望通过美朝直接谈判来解决朝核危机，那么可以考虑通过把中方的真实想法和立场向安倍传达的方式来影响特朗普的思维和决策，毕竟，安倍对特朗普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而且，凭我对安倍的了解，安倍会欣赏习近平这样的做法，也有利于巩固两者之间个人层面的信任关系。

下一个看点无疑是特朗普总统第一次对亚洲的访问，先到日本，后到中国。安倍和习近平在展开主场外交的过程中分别对特朗普说什么、怎么相处，令人拭目以待。反正，我个人是比较相信这三位充满个性和野心的领导人之间存在化学效应式个人默契，它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必将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日本作家，在中国生活、学习10多年。曾在美国访学三年。现任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中文专著有《中国的逻辑》、《爱国贼》、《日本镜子》等。“三国+1”是加藤嘉一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记录他对日本、中国、美国三个国家及其互动的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