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评：《芳华》和中国新时代文艺政治(图)

preston

德国之声



　　随着时代变迁，冯小刚身上王朔式的解构主义和商业化却从未变化

　　中共十九大(专题)后，新时代的文艺政治方向是什么？动员、说教、还是仇恨教育？也许都不是，而是治疗。

　　这是说意识形态，但不是党大会文件上的论述，而是以文艺形式展现的建构。只是，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着距离，前者通常以愿景的方式提出来，后者却更多地以回溯的方式生产出意义，而且具有强烈的偶然性。这是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对意识形态生产的解释，也就是电影、文学等文艺形式在意识形态建构的作用。

　　电影和文学曾经在1949年后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承当着意识形态的工具，也因此被高度的符号化，电影艺术在文革(专题)时期甚至被简化为"八个样板戏"，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同时以伤痕文学和伤痕电影的新形式开始反思，却也逐渐让位于电视媒体的普及。电视从80年代后期开始担当着中国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浪潮回归中实践着市场化和党喉舌的双重角色。而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意识形态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重新回归中心位置。

　　齐泽克的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所谓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强调不同，也与冯小刚从参与《编辑部的故事》编剧到《芳华》之前执导所有电影创作都不同，却很能解释《芳华》在新时代的意义生产：为着整整一代人的心理治疗，如同使用行为认知疗法(CBT)对患上创伤后遗症(PTSD) 的一代人做大规模干预。

　　　意识形态集体治疗的新时代

　　至于效果，有票房为证。《芳华》上线12天以来，已经观影人次8567万，创造票房8.97亿，有望突破十亿，创造一个新记录。特别是，参战老兵和"银发族"纷纷走进影院观看《芳华》，撑起了上座率，以影院里的感动和流泪超越了社交媒体的批评。当人们只满足于在社交媒体上议论这部电影的票房、艺术表现、和时代反思的时候，都可能忽视了这部电影成功票房背后的集体治疗效应，而能够帮助冯小刚从电影创作的一开始到审查，都超越了表面上似乎敏感的时代纠结，不仅打动了观众，也以"十九大"后第一部开创性文艺作品，开启了意识形态的集体治疗新时代。

　　这一治疗，无论冯小刚，还是小说原作兼编剧严歌苓、甚至制片人胡晓峰等，都追溯到他们自己。把这部电影当作各人电影、文学生涯到一阶段后对青春岁月的缅怀，继续着《致青春（电视剧）》、《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格调。只是，在表现手法上，某种意义上与郭敬明的《小时代》也无多少不同，都以"白花花的大腿"、以文艺兵的浪漫主义叠加同时代远为残酷的匮乏、斗争和战争。



　相比这些大腿在同时代的符号意义，也就是剧中剧的《草原女民兵》，或者同时代《红色娘子军》里的大腿，那也是王朔、冯小刚的回忆里反复强调的青春印象，他们曾经对符号化的样板戏里的肉体凝视，重构成一种理想的自我，可能取代更残酷的集体记忆，消解那些创伤性的过去。这是齐泽克对右翼政治的意识形态分析，同样适用老兵们在影院里热泪盈眶，消解了观影前的愤懑和不满，尽管他们在服役的日子里可能从来没有看过女兵的大腿，却在30年后的荧幕上满足了，仿佛也曾属于他们。

　　这就是CBT疗法的秘密，以安全的图像解构置换恐惧的符号。电影可能是这种心理治疗应用于大规模干预的最好方式，虽然心理学实践上还从未有过，但是汶川地震以来当局孜孜以求的便是这种可能。

　　冯小刚的变与不变

　　对冯小刚的电影生涯来说，这样的转换却是自然而然的，高度个人化的，我们很难指责他个人有着多少意识形态自觉。但是，从90年代他与王朔合作拍摄电影以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最高审查官韩三平们结成了一个长征共同体，抬担架的干活。大致来说，经历过三阶段：从电视剧《纽约(专题)人在北京》到电影处女座《永失我爱》；从《甲方乙方》开始的贺岁片时代；从《集结号》开始的现实主义电影。前两阶段，冯小刚的合作者主要是郑晓龙和王朔，后阶段主要是和刘震云。在王朔时代，王氏的解构、电影商业化和韩三平的审查形成90年代中国电影业共生关系的最佳范例，也颇能代表中国电影当时去政治化的政治空气。毕竟，90年代的政治宽松是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时代，才有解构和商业化的空间，以朴素的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消费主义电影，几乎一枝独秀地扭转了90年代电影市场的不景气，也为今天的电影市场和《芳华》的意识形态承载埋下可能。

　　而《芳华》所面对的，是1980年代被意识形态主要的大众传播载体--电视所荣耀的整整十年的参战老兵，一整代人。他们当中的许多，在今天属于社会转型的失意者，在过去数年发动了多次大规模集体上访，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怎么处理，其实并不清楚，只能提供一个"美好生活"的愿景，似乎离满足他们的诉求相去甚远。连新时代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主流声音，对这些老兵，对冯小刚们，也多不理解，于是在影评和票房之间似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曾经同样出现在冯小刚和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们的关系上。殊不知，随着时代变迁，冯小刚身上王朔式的解构主义和商业化（电影消费主义）却从未变化，只是坚持得够久，终于等到了能够以消解和消费并存的怀旧主义图像，重新定义审查的边界，重新定义观众（譬如那些曾经的"垃圾观众"），也重新生产意识形态的意义，那就是集体治疗。

　　这或许就是新时代的文艺方向，一个还未转型就已经开始怀旧的时代，以怀旧式的主体消解来生产意义，例如以体味来消解等级、以阳光灿烂来消解文革动乱、以平淡人生来消解社会不满、以青春大腿来消解战场残酷，更以油腻中年来消解另一代人的政治虚无。毕竟，新时代意识形态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社交媒体了，包括老兵在内的一切主体都可能被迅速消费，成为社交媒体的话语中介，而失去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或者从未存在过，也随着被影片主角何小萍的独舞高潮所感动、流泪后再也无力集结抗争。这是一个咪蒙的时代，也是冯小刚的时代，或者说是"十九大"后所谓新时代的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