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仇外义和团报复日本军国主义幽灵

FRANKSTON

自由时报

中共长期灌输民族主义、仇外教育，终于引发悲剧。中国“九一八国耻日”，一个居住在深圳的日本男童，于上学途中遭刺杀死亡。这是今年日本人在中国遇袭的第二次。另外，今年六月，五名被派到中国交流的美国教师被人持刀砍伤。凡此，显示对外国人施暴，绝非偶然的个案，而是中国长期仇外教育煽起的义和团情结所致。而作为中共文攻武吓的对象，台湾尤其应特别重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冲击。

这桩日本男童遭刺杀悲剧，反映历史的恶性循环。中日两国为历史宿敌，原本都对西方国家采取锁国政策，却走上不一样的国家发展路线。近代日本经由明治维新，接受西方文明与技术，励精图治，度过了“黑船”来临时的惶恐惊骇，完成现代国家的改造。其后并取得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跻身全球列强，与西方国家平起平起。对照清朝失败的百日维新，日本军国主义崛起，针对积弱不振的中国而来，是必然趋势。而强国欲实现霸权，必定高举伟大的历史使命，如“大东亚共荣圈”，以合理化侵略行动。对中国而言，百年国耻是其历史阴暗的一面，而在八年中日战争中的惨胜，其实是在美国等盟国的协助下取得；日本无条件投降，并非被中国打败，而是受挫美军的反攻，以及对日本本土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因此，领导抗日的蒋介石欠缺号令全国的威望，且受到中共的强力挑战，最终在内战中溃败，逃难到台湾。同样的，中共虽然打败蒋介石，其实于抗日战争中并无显赫战功，反而借机壮大自己，因此取得政权，就是纯粹靠枪杆子与蒋政权的腐化，并无正当性可言。

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毛泽东为保权位，发动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十次群众运动，严重内耗，使中国一直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文革十年浩劫之后，邓小平复出，推动改革开放，带来三、四十年中国两位数经济成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共的一党专政并无民意付托，缺乏正当性，然而，中共坚拒民主化，数位独裁更趋严厉。因此，中共利用中国人对国家富强的期待，一再煽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将中共等同于中国，不但党国合一，甚至党在国之上。再者，设定假想的敌人，主要是美、日、台等民主国家。其中对日本，因二战之后，日本不但未有侵犯中国之举，反而对中国大力经援，日商也大举投资中国，此举未必能补偿侵华的罪行，但中共若是一个理性政党，应将日中关系推向友好，方可化解恩怨，共存共荣。但中共显然不改邪恶本质，一方面要日本的经援与投资，一方面却向中国人民灌输仇日情绪，将日本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彷佛只有消灭日本，中国才能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国梦。因此，即使日中战争已是八十年前的事，今天的日本已非军事强权，而是一个民主国家，并且善尽援助其它国家的国际义务，但是日本怎么转型，都无法消除中共对它的妖魔化。在中共的反日教育下，日本仍然是邪恶国家，必须成为中国转移内部矛盾对立的替罪羔羊。在煽动下，中国人的仇日情绪已达沸腾边缘，不但电视、电影充斥抗日、打倒倭寇的剧情，在中国公开场合穿着和服，甚至会遭到羞辱，被贴上“汉奸”标签。而部分小粉红甚至到日本靖国神社作出不雅行为蹭声量，彷佛成了抗日爱国的英雄。总之，中国社会酿成狂热的仇日氛围，导致在中国的日本人频频遭受攻击，以及日本男童被杀死亡的悲剧。

民族主义是双面刃，在国家弱小时，爱国主义可以鼓舞民众为国家牺牲贡献，成为国家成长的动力，这是民族主义的正面力量；但是，国家若已强大，独裁者还在强调民族主义，这就不仅荣耀自己而已，而是准备实现历史使命，走向侵略之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便是最好案例，其崛起系因为了一雪凡尔塞和约的屈辱，但国力强大之后，便要实现第三帝国改造世界的使命，最终却将德国由振兴带到毁灭。习近平抛弃邓小平“韬光养晦”、“不称霸”的固本路线，开始在东海、台海、南海挑衅生事，并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名鼓动民族主义，使仇外的现代义和团再现，剑指日本、意图并吞台湾，完成中国的霸权。

一个日本男童被杀死亡，象征长期的仇日教育开出了罪恶之花。国家的富强之路是“向前看”、“向前行”，但共产中国强大后，尤其习近平为了建立一人独裁之红色中华帝国，反而“向后看”，将全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带回到已经不存在的次殖民地时代，企图以义和团的仇外怒火，找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报复。其实，中国军力再精进，也没有能力与整个民主世界为敌，今日竟以为对日本、对台湾武力胁迫，就可以洗刷百年国耻，殊不知日本、台湾的命运与民主世界休戚与共，一旦中国进行冒进的民族主义路线，与整体民主阵营为敌，不但百年国耻洗雪无望，更可能将近年的经济发展毁于一旦，习近平就将成历史罪人。

金天

许多人总是把义和团比作马列邪教徙，义和团绝对反西方反马列的能类比吗？恰恰是舔西方的，把马列舔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