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著作包藏太多的肮脏——著作权大多有猫腻

黑眼睛1989

——兼答左派朋友们
   
   岩石
   
   

   新中国腐败的光辉榜样是谁？毛泽东！新中国学术腐败的不朽样板是谁？毛泽东！——正是这个号召人民要“斗私批修”之人、正是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常常挂在嘴边之人，开了一代大腐败的先河。
   
   关于前者，笔者在《无与伦比的特权，无与伦比的腐败》系列文章中已做过一些论述——并不全面。比如毛的性疯狂，几度重婚，包养二奶；比如几十套现代化行宫（大多建于大饥荒年代）；比如罕见的人事腐败；比如史无前例的司法腐败……都还没有写。
   
   关于后者，除本文外，还有两篇，一一进行论证。
   
   这也是对左派朋友的答复。欢迎辩论。
   
   
   请看罗冰先生1995年写的《〈毛泽东选集〉真相》一文摘要：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这是1995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所披露的。经审核、考证、查证，《毛泽东选集》中的若干著作，有以下人士起草：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刘少奇、艾思奇、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陆定一、杨献珍、邓力群等，以及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有关班子。
   　　
   
   该报告披露的对《毛选》一至四卷中若干著作审核、考证结果如下：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此文为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部分，是周恩来起草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选》中说此文是毛泽东于1932年1月5日的一篇通信，实际上是瞿秋白写的指示信件，由毛泽东、滕代远、周逸群在红军中宣讲的。
   　　《反对本本主义》，此文为1930年5月，由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文件。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选》称本文为毛泽东于1936年12月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的，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张闻天和周恩来起草，由毛泽东出面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
   　　《实践论》（1938年5月）、《矛盾论》（1937年8月），《毛选》说这两篇论文都是毛泽东写的，曾由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实际上是由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是作了修改，就成了毛泽东写的了。
   　　《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此文为毛泽东于1937年5月7日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但文稿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张闻天、周恩来作了修改。
   　　《论持久战》（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前者为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由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参加了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论新阶段》，毛泽东于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新民主主义论》，此乃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文稿是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起草，经中央集体讨论定稿。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941年3月18日）、《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5日），《毛选》称这两篇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实际上是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的，董必武也参加了部分意见。
   　　《改造我们的学习》，此文为毛泽东于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经王稼祥修改的。当时是以中共中央学习研究组的名义发表的。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前者为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后者为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都是由林枫起草的，陈云、李富春等人参加了修改。
   　　《论联合政府》，为毛泽东于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的，任弼时、张闻天、刘少奇等作了修改。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此文为庆祝中共建党28周年的专论，文稿是由中共中央集体起草的，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
   　　
   
   《毛选》著作权的争议从未中断
   　　
   
   综观以上各篇文章完成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不是毛泽东写的，最后都变成了毛泽东写的了。就这一点来说，毛本人是知情的。因为最后成书时他本人是审定过的。这就构成了[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当然，那个年代，无论是毛本人还是其他任何执笔者的头脑中，都没有[知识产权]意识。
   　　尽管如此，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文责自负，君子不夺他人之美，应该说对上述侵权行为有道德上的规范和约束的。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关于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在中共内部也是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的。
   　　早在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以下两点非常不合情理的决议。
   　　　　一.凡是由毛泽东同志演讲的、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审阅的文件，在编印时要用毛泽东同志名义。
   　　　　二.凡是过去已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著作，一律不再更改或增加其他作者的名字。
   　　195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康生曾提出《坚决捍卫毛主席著作光辉思想》的意见书，提出：“党内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的地位、否定毛主席思想是全党的指导理论”，为此于1956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作出决议：一.全党要维护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权威；二.毛泽东同志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1980年9月，习仲勋、谭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共中央提出，再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应当作出澄清：哪些是其他人的著作，哪些是中央文件？
   　　1985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十二名主任级教员及二十五名学员联署向中共中央、胡耀邦提出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若干著作是其他人的著作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提出“是否在《毛泽东选集》再版或重新出版时，作出适当的更正、阐明”。对此，李先念、王震、宋任穷等人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股逆流”“党内一直有人要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出在领导层”，“党内右倾思潮发展到了危险的地步”。王震当时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在党校党委会上破口大骂：“谁敢否定毛主席光辉的一生，谁敢反对毛主席著作，就撤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谁敢当我面否定毛主席，我就用枪来回答。”（见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简报》）。
   　　1992年初，胡乔木在重病期间，曾对来探望的杨尚昆、乔石、温家宝提出：关于毛泽东著作，党内一直有分歧，应当作出全面审核，哪些是毛泽东亲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