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历史本文

黑眼睛1989

　　老田 收集整理

　　海内外很多研究者，往往把毛泽东说过的话、主张过的政策的发明权，都简单地归之于毛泽东本人，由此认定毛泽东是一个提出过许多独特思想的思想家。但是，我们注意到，毛泽东总是与这种意见唱反调，常常坦白承认自己思想来源于 别人。更有甚者，毛泽东格外否定教条主义，反对那种言必称希腊、喜欢万古不变教条的理论家，长期批评那些总是有高明主意的钦差大臣，批评那些“ ‘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的人，还讽刺此种高明人士“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毛泽东总是倾向于否定头脑里有高明主意、满脑子外国高明理论的人，由此他才格外强调调查研究和深入群众，这是有原因的，完全是抄出来的甜头，想要把这个发扬光大并上升到认识论层面，这无非是为了寻找各种可抄袭的“抄袭对象”而已。批评教条主义，批评钦差大臣，提倡调查研究，说穿了，就是指出仅仅抄袭书本是没有出路的，最好是去抄袭隐藏在现实和群众中间的各种知识，包括抄袭反面教员，此种抄袭之内容往往还没有被人写进书本，所以往往被人误认为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早在1929年10月，毛泽东就曾经向邓子恢传授过经验：“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责任是当好群众的传达员。这就是说，应当善于总结出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就要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再由领导者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间去执行。”（转引自《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8页）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力主调查研究，到延安整风之后则嫌一次性抄袭过于简略，容易发生错误，要求进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多个“抄袭”循环，这样，从主张调查研究开始（这是要求那种向下抄袭的特定方向），到群众路线的多次循环（这是反对一次抄袭就了事的敷衍做法）。建国后，毛泽东不仅把向底层抄袭作为一个经验，甚至是作为一种硬性要求的工作方法提出来：“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毛泽东正是从这一“狭隘经验论”出发，向来认定“有字之书”远远比不上“无字之书”，认定脱离了调查研究就不可能产生好主意，因此他不仅不相信共产党的书记们坐在办公室里能够想出好主意来，更不相信右派精英坐在政治设计院里就能够设计出好政策来。由此决定了毛泽东终生与高官们和才子们的很不和睦。那些右派精英书读多、文凭硬，凭借“大知识分子”对“小知识分子”的文凭优越感，想要搞一个政治设计院，因为设计院里头多半是以抄书为主，这肯定要被毛泽东看低了：“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概是因为这个地方出官僚。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产生思想吗？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说不产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一切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载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58-60卷）

　　毛泽东对自己的行为，从不遮遮掩掩，而是明确地说出来的，下面是老田收集到的、毛泽东自己明确承认的案例。当然，这个列举远非全面，希望各网友大力襄助。

　　1.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借用对象：蒋介石、唐生智、朱熹等人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2.上山建立根据地，借用对象：湖南农民
　　1927年马日事变之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派任湖南省委书记，“他来到湖南，秘密到各县巡视，同农民座谈，了解各级农协被摧残的情况，商议怎样才能挣破敌人的铁网，推翻敌人的反动政权，重新建立革命政权。”在他巡视各地时：“农民沉重地告诉他，只有拿起枪杆子。依山的上山，依湖的下湖，否则没有别的办法。毛泽东以为农民的意见是正确的，湖南农民运动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武装。面对许克祥的刀和枪，只有挨打的份。”（张素华主编：《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3.秋收起义不用国民党左派旗号而改用共产党旗号（“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借用对象：丈母娘家住地板仓村的农民、韶山农民

　　（1927 年毛泽东）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长沙。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认真的调查。趁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里，邀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会商，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七章）

　　4.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借用对象：朱聋子，王佐、袁文才

　　根据陈士蕖老将军的回忆，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最初是受到井冈山地区一个绿林好汉朱聋子经验的启发，而后加以提高的：“过去山上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同官军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笑道：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是消极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它一下：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打仗就要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把他转晕转疲了，就集中优势兵力狠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一口一口地就把敌人吃掉了，最后，毛泽东饶有风趣地概括道：我们的阵地是不固定的，打得底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陈士蕖著，刘恩营整理《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蕖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 47页）

　　另根据李尔重的回忆：“那年毛主席到武汉，大家说毛主席是诗人、文学家、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毛主席一摆手说，什么军事家，那都是把军事看得神秘了。我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一套其实是上井冈山才学会的。上井冈山之前，什么军事都不会。到井冈山之后，遇到王佐、袁文才，就很奇怪，问你们怎么能生存下来。他们说，山区那么大，国民党管不过来。他来了我们就跑，他一走我们就趁机会‘揪一把’。后来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就是这么来的。到遵义以后，凯丰说，你这一套不就是《孙子兵法》吗？我这才找《孙子兵法》来看。”（学东整理：《魏巍、李尔重等老同志畅谈毛主席》，载《毛泽东旗帜》网站）

　　5.土改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借用对象：广州和武汉农讲所的学员、江西农民

　　土地改革纲领，我在前后费了10年功夫，不费10年功夫，是搞不出来的。在大革命时，我办了两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一次，武汉一次，也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但没有解决。还是以后在兴国和其他地方进行了8个月调查，才解决问题。这是群众教给我的，说应该这么样办。顾龙生主编：《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591页

　　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后期，当时的中央曾经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当时“左”倾冒险路线的同志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对发展生产不利。实践证明错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因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对富裕中农最有利。当时，他们还主张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杀掉，却不给谋生之道，地主有劳动力，却不分给他们土地，这种政策，是破坏社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富农分坏田，也是这种性质的政策。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结果证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简本）第111-112页）

　　6.精兵简政，借用对象：民主人士李鼎铭

　　7.把共产党哲学称为斗争哲学，借用对象：国民党将领邓宝珊

　　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小资产阶级还有另外一种性质，叫革命性。他们革命是革的，但是有点软弱。（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8.把社会研究分成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个方面，借用对象：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

　　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4页

　　9.新式整军运动，把诉苦作为提高战争意志的方法，借用对象：余秋里之部下夏伟之部下七一四团二营四连“解放战士”路新理

　　毛主席听了我（余秋里）的汇报，很高兴地说:“很好！很好！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讲清楚了，明天你到会上去讲，请陈毅同志也参加。”（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358页）

　　10.实事求是，借用对象：曾国藩，《汉书·河间献王传》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班固《汉书》卷五十三）

　　现在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被简化为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思想被说成是实事求是了，剩下的就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了。我前些时看到电视上请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张副主任谈话，那个女的副主任讲毛泽东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主席曾经跟我讲过，这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主席还曾经跟我说过，我说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不是“理论”本身，我也是听他这么说之后，才注意到这中间的差别。在《汉书》里头就有“实事求是”这句话，说明这是中国优秀认识论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他们这么说的话，汉朝的时候就有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生产力和实事求是两条，估计台湾陈水扁也不会反对的，资本家参与市场竞争肯定也是要实事求是的。（对周总理联络员老李的访问）

　　11.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借用对象：山西阳高县的居士张凤林

　　1956年1月，中央在中南海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业40条》。当谈到水土保持、绿化全国的问题时，我又向毛主席汇报了阳高县大泉山采取挖鱼鳞坑、开渠、培埂、堵沟等四条办法绿化荒山的经验。

　　山上的一位居士张风林在解放前曾为绿化大泉山艰苦奋斗了10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地主豪绅的压榨摧残，他的理想没有能实现。解放后，张风林在党和政府的鼓励支持下，经过七年多的时间，依靠党支部的领导和群众的集体力量，他的理想才一步一步地得到了实现。

　　毛主席听了以上汇报高兴地说，大泉山张风林真好啊！你回去后对他说:我们感谢他!我们要把大泉山在报纸上大肆报道，要写书、写传单，给来参观的人每人发一套。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3-34页

　　12.一穷二白好画更新更美的画图，借用对象：河南封丘县应举社

　　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付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载《红旗》杂志1958 年第一期，第3-4页）

　　13.大跃进，借用对象：孙中山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4.鞍钢宪法，借用对象：马宾

　　15.农业学大寨，借用对象：陈永贵

　　16.工业学大庆，借用对象：王进喜，余秋里

　　17.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借用对象：右派（李慎之？）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

　　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 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

　　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开点小组会，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今年五月一比中共中央发表的整风文件中讲和风细雨，当时许多人不赞成，主要是右派不赞成，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结果很有益处。（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我要在这里坦白交代、个当年不算秘密而现在却鲜为人知的事实：讲这个主张要“大民主”的话的人就是我。说是“几个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当时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一个是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王飞同志。（李慎之：一段公案的由来，载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著《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18.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借用对象：山东历城县合作社社长吕鸿宾

　　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洪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钱就往那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整了三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的报告，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雕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1921年的事，到现在38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麿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渚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

　　19.四清和干部参加劳动，借用对象：河北保定农民、山西昔阳农民

　　“ ‘四清’，‘五反’，这都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我们的头脑中并不产生什么。‘四清’就是保定地委提出的。河北省有八个地委，只有保定地委提出。保定地委开始也是不懂得搞‘四清’，后来群众提出，非搞‘四清’不行，他们接受了。干部参加劳动，是山西昔阳县教给我们的，以后又有浙江省的几个材料。”（毛泽东：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四年三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20.批水浒，借用对象：鲁迅

　　21.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借用对象：元代末年的硃升

　　硃升，字允升，休宁人。元末举乡荐，为池州学正，讲授有法。蕲、黄盗起，弃官隐石门。数避兵逋窜，卒未尝一日废学。太祖下徽州，以邓愈荐，召问时务。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太祖善之。《明史》卷一百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