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是怎样炼成的？

黑眼睛1989

作者：狄马
一年一度的春运又开始了。前几年，“春运”期间火车票是要加钱的，有良心的评论家称之为“拦路抢劫”，后来钱是不加了，但“买票难”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今年铁道部门想出了新招，招名叫“实名制”，就是在每张车票上打上身份证号码，这无疑为售票工作和倒卖火车票的同志增加了难度，但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值得怀疑。因为“买票难”的根本症结在铁路垄断，而不在买票时用不用名字，用“假名”还是“实名”。

前几天回老家陕北玩，返程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帮我买票的朋友报告说，从榆林到西安的火车票半个月前就卖完了，要走的话只能找票贩子。我问，票贩子要加多少钱？他说，每张加30元。我说，那就找票贩子买两张吧！于是朋友通过电话和票贩子约好了时间见面。票贩子很守信，不一会儿就到了我住的宾馆楼下。来的是个三十开外的男人，贼头贼脑的，见了我们眼睛四处张望，大概怕我们是化装成买票的“便衣”。尽管在榆林这样的边陲小城，倒卖火车票几乎是公开的行动，但毕竟在名义上还属于“打击”的对象。一看周边的环境不复杂，我们几个人又都戴着眼镜，票贩子的神情才放松起来。我说你的票没有问题吧？他拍了拍胸脯说，绝对没问题！我们就靠这吃饭，怎能哄人呢？说完就把一张票递给我，而另一张仍牢牢地攥在手里。说是“验货”，我们也只是看看时间、座位号，如果真是假的也看不出来。于是很快给这个人付了车票钱和外加的60元劳务费。拿到了票，我一时很高兴，对这个人说：“谢谢，这下我就可以走了。”那人倒也爽直，说“不用谢！我也挣了你的钱了啊！”转身的时候，我竟然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其实票贩子也没什么。有了票贩子，我们的出行方便多了。”

回到宾馆，把票装在兜里，我突然觉得这话不对，这事有哪儿是伤害了起码的公正的。

大家知道，票贩子是铁道部门的寄生虫。他们是和车站的售票人员勾结起来牟利的。比如从榆林到西安的某趟车上有1000张票，他们是把这1000张票全部买下来，然后再加价卖给乘客，从而和售票人员分赃的。因而票贩子即便不是我们生活的敌人，起码也是妨碍我们公正生活的蛀虫，正是由于他们才使我们本来正当的出行变得不那么光明起来。不错，我们买不到票时，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车票，但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压根儿就不会买不到票。这里不存在谁感谢谁的问题，如果非要说感谢，那也是他们感谢我，而不是我感谢他们。因为我是他们的顾客，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而不是相反。

那么，为什么说“这事有哪儿是伤害了起码的公正的”呢？因为如果按照正常的渠道，这1000张票全都放在车站的售票口或公示的代售点出售，那么，每一个会走路的人都可以买到。因为“到车站买票”这样的信息对每个人都是对等的。而现在，票贩子借助腐败的行业垄断制度买断了某一时段的全部车票，即，车票由公开的售票口转到了个人手里。这时，乘客们除非集体“罢旅”，否则只能通过地下渠道，和票贩子取得联系。

问题就这样出现了：第一，不是每个人都能和票贩子联系上；第二，即使联系上，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掏得起外加的劳务费。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通过票贩子买票的人，实际上都有意无意地侵犯了其他人的利益和机会。因为如果车票放在公共的售票口出售，它依据的是“先来后到”的原则；而现在车票到了票贩子手里，它依据的则是“信息最灵者优先”和“钱最多者优先”的原则。因而，如果说票贩子是行业垄断制度的同谋，我们每一个通过他们买票的人就是同谋的同谋。但为什么我在那一刻不但没有感到愧疚，反而感到窃喜了呢？不仅是窃喜，而且是由衷地表示感谢呢？为什么人性中的趋利避害原则轻而易举就战胜了正义原则呢？看哪！别人买不到，我竟然买到了。一种“幸免于难”的虚妄幸福使我一时忘记了自己也是受害者。这正应了鲁迅的话：“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这种“喜欢”实际上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具体体现。它的实质是通过泯灭自我，在内心确立一种牢不可破的主奴关系。这种主奴关系在下言者就是一种奴隶心态。一个人一旦在内心确立了一种奴隶心态，那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放弃的，包括人的尊严和生命。比如，我在车站买不到票，后来得知从票贩子那里可以搞到，我就很高兴，因为这背后潜藏的判断是，我本来就应该买不到票；等到见了票贩子，一问价钱，也就多加30元，同样很高兴，因为这背后潜藏的判断是，人家本来可以让我掏得更多；等到上了火车，列车员开始换票，她接过我的票，换了座位牌，我就更高兴，因为这背后潜藏的判断是，票贩子本来是可以给我假票的。

当然，如果仅仅是把铁路垄断起来，将车票倒手卖给票贩子，赚两小钱，还不算什么。真正严重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将土地、房产、交通、电讯、能源、建筑等所有重要的资源都垄断起来，然后再倒手转卖给他们的亲贵，他们的亲贵在加价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是不是都得到皇上以及御用的“地贩子”、“油贩子”、“煤贩子”、“路贩子”、“水贩子”、“电贩子”、“房产贩子”那里领赏，领完之后还得千恩万谢？

这奴隶心态的另一极就是奴隶主心态。奴隶主心态就是主奴关系的在上言者。比如，我无辜打了你两耳光，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因为我本来可以打你三耳光、四耳光呀！后来我不但送你去了医院，还掏了医药费，你就更应该欢呼雀跃，因为我本来是可以坐视不管的；我枪杀了你的父母，你也应该谢天谢地，因为我本来是可以凌迟、油烹、五马分尸的呀！一个独裁者为了清除异己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迫害运动，整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不觉得有什么错。因为这些人是“敌人”，我本来可以让他们死得更惨。后来因为统治的需要，为历次运动中挨整的人平了反，他们的家人就更应该感恩戴德，因为这恰好体现了我的实事求是，知错就改，这背后的潜台词是，我本来是可以杀了人不认错的。

这种包打天下、永远正确的逻辑，通常来源于一个从财富到思想，从灵魂到肉体实行全面控制的社会。它的实质是专制主义。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专制主义养育和奖励奴隶主义，奴隶主义也响应和支持专制主义。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要消除奴隶心态，当然首先要从根本上废除专制制度。奴隶主没有了，奴隶自然失去了叩拜的对象，“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就不治自愈，就好比一个人酷爱给领导开车，现在领导都没有了，你给谁开去？历史上也确曾有像美国这样通过国家立法主动释放奴隶，甚至为了黑奴的解放不惜发动一场战争的先例，但从根本上看，奴隶的最终解放依赖于奴隶意识的最后觉醒。甘地说：“在奴隶决定他不再做奴隶的一刻，他的镣铐就脱落了。”人类文明前行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精神觉醒史，其次才是一部运动抗争史。那些有着几千年吃人历史的国家就不用说了，即使在美国这样有着深厚自由传统的国家，没有千千万万个像黑人罗莎•帕克斯这样的普通民众的觉醒，黑人的自由和解放仍然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如果奴隶主们能给奴隶造一座天堂，奴隶们在里边娶妻生子、安居乐业——像鲁迅说的“做稳了奴隶”——也不错，可惜这样的好事总是停留在想象里，现实给我们的教训是，奴隶总是做不稳，而且只要奴隶不抗争，奴隶主们总会把绑架和奴役制度扩张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水银泻地，得寸进尺。比如，坐在阳台上，我常常这样想，假如目前世界上的奴隶主们坐在一起商量说：“哥们！眼下我们把许多国家的土地、房产、交通、电讯、能源、建筑等所有重要的资源都瓜分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是不是把阳光、空气和水都管起来，然后让那些穷小子们按立方给我们付费？”付完之后，我们是不是还得说：“谢谢！谢谢！有了阳光贩子，我们晒起太阳来方便多了！”“有了空气贩子，我们呼吸起来方便多了！”“有了水贩子，我们止起渴来方便多了！”？不仅如此，当阳光、空气和水瓜分完毕后，他们是不是还会把我们的生、老、病、死、吃饭、睡觉控制起来，然后再倒手转卖给他们的亲戚和勋爵？到时候，我们每性交一次，每衰老一年，每病一场，每死一人，每吃一餐，每睡一觉，是不是都得跟这些“性交贩子”、“衰老贩子”、“病贩子”、“死贩子”、“饭贩子”、“梦贩子”联系，然后加价付费？付完之后，还得说：“谢谢！有了性交贩子，我们做起爱来方便多了！”“有了衰老贩子，我们长起皱纹来方便多了！”“有了病贩子，我们害起病来方便多了！”“有了死贩子，我们要起命来方便多了！”“有了饭贩子，我们饱起肚来方便多了！”“有了梦贩子，我们做起梦来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