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

黑眼睛1989

苏小和


余杰：我看到，《我们怎样阅读中国》一书的简介中说：“作者以自由为关键词，沿着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思维范式，对当下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人文和社会现象，进行了碎片式的思考。”我知道，你非常敬重森的学术与人品，你可以进一步介绍一下森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以及他的思想对今天中国社会有哪些启发？


苏小和：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森的良知》。当我读完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之后，我彻底承认，我是一个愧对历史，愧对生命，愧对良知的软体动物。第一层面的羞愧，乃是我们的整体性失忆。在人类的饥饿史册里，中国人应该最有责任，最有动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体性饥饿问题，但无论是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还是学者们基于历史的实证性研究，我们都呈现出整体性的缺位状态，以至于年轻一辈对那场大饥饿已经基本失忆。


余杰：几年前，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演讲时，提及大饥荒的历史，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反驳说，你不要污蔑我们的党和政府，南京大屠杀才杀死三十万人，都发现了万人坑；你说三千万人饿死了，应该有万人坑啊，到现在为止，我没听说过，更没见过，而且我的父母辈、祖父祖母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饿死人的事情。所以，你在说谎。


苏小和：我看到，一家NGO组织对一百名一九七五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就三年大饥饿历史做过一次随机性调查，结果显示，知道这场灾难的人仅为百分之三十七，了解具体死亡人数的人只有百分之十，而认同这场灾难的原因为自然灾害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五。


那么，森的祖国印度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森九岁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四三年，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馑。森后来承认，他之所以把毕生的精力放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与童年饥饿的经历直接有关。在印度，森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和道德地位。森的经济学建构，与其说是对西方经济学体系的一种历史性拓展，不如说是对印度这个曾经饱受饥荒困扰的国度最有力的拯救。森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尽管一直在欧美的最高学府里从事研究工作，但毕生保持着印度国籍，并经常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制订，赢得了印度人民的爱戴。相比之下，我们有着比森更丰富、更具体、更有价值的学术素材，却没有出现哪怕半个森这样的人才。相反，关于饥馑的记忆正在被某种表面的富足遮蔽，我们真是太对不起饿死的先人了。


第二层面的羞愧，是中国学者学术良知的欠缺和学术视野的狭窄。直至今日，在官方的文献和历史教科书中，大饥荒的成因仍然被定性为自然灾害。森认为大饥饿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即专制体制以及该体制下的民众权利的丧失。在森看来，所谓的公共行为，不仅是指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民大众所采取的社会行为。不仅有“合作”的（通过公民合作），还有“对抗”的（通过社会批评和政治对抗）。前者显示，国家行动的性质和效力在缺乏公众警惕和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恶化；而后者则显示，公民权利的丢失，导致了饥饿的普遍蔓延。所以，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中，“权利”成为最基本的概念。


我个人极力赞成森的结论，并且认定大饥荒是中国当时的政治集权体制造成的。在《饥饿与公共行为》里可以看到，印度的体制虽然无法防止下层民众的慢性营养不良，却有效防止了大规模饥荒的重演，因为饥荒很快引起媒体的报道，政府及早采取了补救措施。反观中国，当时的集权体制阻碍了饥饿信息向中央政府传达，而群众对整体性的饥饿局面没有起码的知情权，天真地以为饥饿仅仅限于自身，或者仅仅限于一个生产队，或者一个村庄。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学者们在探索大饥饿的成因，寻找解决大饥饿的方法的时候，似乎仍然在遮蔽什么，或者是回避什么。


余杰：当代中国要出现森这样的经济学家，可能还要等待许多年。那么，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中，有没有你特别尊重的人呢？


苏小和：英年早逝的杨小凯[2]就是一位我非常尊重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主内的弟兄，我可以说是“小凯迷”吧。二零零二年，我在天则所与他见过一面，听了他的演讲，他谈的是发展国家的后发劣势的问题，之后我还同他说了几句话。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没有跟他讨论到信仰的话题。最近我在写一本新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来的历史，每年写一个人物，从我个体的经验出发来写。一九四九年写的是不知罗网已经张开的、欢歌“时间开始了”的胡风，二零零二年写的就是杨小凯，因为我与他在那一年见了一面。这本书可谓是 “仓惶人物志”，是一部个人的仓惶史，无论是胡风，还是杨小凯，都是迷惘的、痛苦的。


余杰：今天我们讨论杨小凯，可以有两个维度，一是作为经济学家的杨小凯，他在经济学上究竟有哪些成就？他真的有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实力吗？二是作为基督徒的杨小凯，他信主以后，信仰对他的生命和他的学术有哪些重要的改变，包括他对死亡的看法？关于这些问题，你无疑是最好的阐释者。


苏小和：以经济学而论，杨小凯在“文革”时代的监狱中，只有《资本论》可读的时候，便立志将其中的经济定律体系化，成为一代大家。后来赴美留学，在图书馆中发现，这些工作西方人早已完成了。他深感羞愧，他没有怪制度，而是反省自己缺乏敬畏心，资料掌握也不够。读博士期间，他曾经说，那些年比在监狱中还艰难，因为数学和英文都不好。从杨小凯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代中国人中要出现大师很难，小时候我们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的训练，我们不仅观念陈旧，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更落后。杨小凯是一个奇迹，如果他不是英年早逝，肯定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晚年所获得的成就，可以用一个人用双手飞上了月亮来形容，真的就有那么难。


而作为基督徒，杨小凯是一个真正有忏悔精神的人。他的忏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年和晚年对早年的忏悔。他年轻时候也有过亢奋期，向往革命，并为之受苦。一般人都会将年轻时代经历的苦难和革命的姿态当作资本，但杨却为此而忏悔。第二，身患绝症之后，杨小凯来到主的面前，对自己的人生作彻底的忏悔。在十几亿中国人中，能够作这种忏悔的人很少。在生命状态上，晚年的杨小凯温柔，热爱和平。早年他也曾主张过暴力革命，但晚年有人问他，中国如果回到文革时代，你是选择回去革命还是留在国外？他说，我会远远地离开，为中国祈祷和平。这是遵循耶稣的教导，“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我跟杨小凯的一个朋友交谈时，他谈及杨小凯最后在医院的情形，感到身患绝症的人太可怜了。我却认为，那时的杨小凯的身上有神的光芒，他在一篇见证中说，他原谅了所有曾经迫害过他的人，他的生命里只有一个字，就是“爱”。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经济学和信仰建构上完成了这样的功课，迄今为止，我只发现有杨小凯一个人。他去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感到非常悲伤。后来信主了，我相信杨小凯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仍然有神的美意在。他在天家中终于可以远离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了。


余杰：杨小凯的学问都是在海外做出来的，所以，他反证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苍白无能。中国既没有几个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也几乎没有让人尊敬的企业和企业家。个中原因，既是制度环境造成的，还跟文化和信仰有关。


苏小和：是的。对我影响最大的西方学者，除了森以外，还有韦伯和哈耶克
[3]。哈耶克说，“资本主义”这个词语并不准确，晚年他使用“自由企业”来形容西方尤其是英美的经济和政治文明。他强调企业的作用，将企业当作市场的主体，认为企业而不是政府，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他使用“自由”一词，自由是什么呢？神造人，神给人以自由选择的权利，给人以自由意志。这才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繁衍的根基。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出现，而没有在中国出现呢？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商业为何始终不能发展起来？中文世界里关于这个问题最好的著作是余英时先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余先生花了几年时间研究这个韦伯式的命题，他希望找到答案。他已经走到了关口上，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新教伦理催生西方现代文明这个因果链条成立的话，儒家文化也可以繁衍出支持商业的伦理体系。但是，余先生的一个误区在于，他没有发现新教伦理是一种信仰，儒家伦理是一种道德；前者是神在工作，后者是人在建构，其间的差距极大。在新教论的最前端的动因，乃是基督新教的信仰。所以，这个问题讨论到最后，就进入了神学层面。我曾经将我的看法发给余先生看。当然，他不是基督徒，不会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但他对我的想法很感兴趣。


余杰：我也跟余英时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余先生这些年来与基督信仰走得越来越近了。让我们继续回到韦伯上来，如果用韦伯的思想透视中国企业界，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苏小和：关于政治家、企业家，韦伯提出了三个维度，即：激情、责任和视野。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人的荣耀，乃是荣神益人。比如，我写一本书，仅仅是投读者所好，为了得到读者的赞美，那是人的荣耀；如果我在写作的时候，想到天上还有一位掌管万物的主在看着我，我就会想到，我是为主而写作的。企业家也一样，对于有信仰的企业家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只是财富的管家，而不是财富的永久拥有者。如果有对神的敬畏，企业家就不会忙着将钱财转移到外国，将子女安排到外国，而是竭尽所能将企业做好。


中国的企业家和政治家都是缺乏远景和异象的人，如今中国日益陷入自我亢奋之中，似乎实现了“大国崛起”。然而，中国的财富仅仅是数亿劳工的血汗钱的积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用圣经的原则来看中国，就会发现中国根本没有“站起来”。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是，晚年周恩来有一次站在广场上，带着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高喊：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的声音都喊嘶哑了。周恩来这个儒家文化的典范，这个“贤相”，其实他根本没有视野，他是将毛泽东当作他一生的事业，他没有仰望神，而将毛泽东当作神。中国所有的皇帝都是毛泽东，而所有人都将皇帝当作神。作为一个信仰基督的人，我当然知道，正是这种偶像崇拜，让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在1978 年之前，几乎到达了崩溃的边缘。我还相信，面对歇斯底里的偶像崇拜，以后反复不断的生灵涂炭，是神在惩罚我们。


我有机会跟许多颇有名望的企业家接触，也曾与他们讨论信仰的话题。中国的企业家与西方的企业家面临着不同的制度背景和诚信环境，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在中国交易费用过高，而在西方交易费用很低。如今，大量的中国企业将眼光投向国外，认为西方的钱好赚，西方的政府和企业好对付。我经常反问他们说：“你认为你比人家聪明吗？为什么工业文明、企业制度和管理方法，都出现在西方？”


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根本上还是方法论的差异。在中国，所有的企业家都要拉关系、走后门。我赞同“大众之恶”的观念，不是毛一个人在作恶，不是上面的几个官员在作恶，而是所有人都在作恶，每一个人都应当追问自己：我对这个时代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我常常想，为什么可口可乐可以卖到中国的一个偏远的小镇，而中国的企业却不能将内需做好？


中国没有世界一流的企业和企业家，是因为政府过多操纵经济，政府成为经济的推手而不是企业。自古以来中国都是官商勾结的传统。比如，吕不韦就是靠着送女人给秦国的王储，由商人而成为丞相。但当他失去秦始皇的信任的时候，就是死路一条。近代以来，洋务运动更是形成了“官商一体”的传统，比如胡雪岩和盛宣怀两个清末最成功的商人，前者背靠左宗棠，后者背靠李鸿章。当左李的权势动摇的时候，两人顿时树倒猢狲散。今天不也是如此吗，像黄光裕这样一个连中学教育都没有完成的人，却能够一度成为中国首富，将那么多高级官员拉下马，多么荒唐啊。寻找靠山这种既是现实的也是愚昧的定位，成为整个企业界的一种方法论。


说到底，是因为中国人违背了神给我们制定的分工原则。


余杰：中国的许多企业家都崇拜毛泽东，都在用毛泽东的方法来管理企业，并声称取得了成功。比如华为的任正非，比如巨人的史玉柱。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消息：今年的“两会”上，毛泽东的孙子、“政协委员”毛新宇的提案是《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未来信息化战争》。他说：“国内很多企业家也将毛泽东军事思想运用在企业管理上，取得了明显成效。史玉柱就是灵活运用毛泽东军事理论，才取得今天巨大的成就。”为什么这类背离普世价值的东西在中国如此盛行？对于这类倒行逆施的企业和企业家，你认为可能继续发展壮大下去吗？


苏小和：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企业的成功？如果仅仅是赚到钱，这些企业在这一特定的时期内也许会是成功的。但是，伟大的企业并非利润最大的企业，伟大的企业更是有一套伦理价值的企业，最起码的一点就是尊重生命。上帝造人，除了赋予人身体，还有梦想和心灵。无论是一个非洲的黑人，还是中国的老农，无论是公司的白领，还是任正非，都有神所赐予的梦想的能力。如果我们认可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华为这样的企业必将遇到不可突破的瓶颈，而且已经为期不远。


毛及其主义，最邪恶的地方就在于不尊重人的生命，奴役人的灵魂。毛时代的国家政策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短期内可以产生高效率，但最终经济仍然走向凋敝。华为的做法就是毛时代的一个缩影，不把员工当人看，当螺丝钉看。我知道中国人多，尤其是现在，找到一份工作不容易，大家面对这种低人权的现象，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只有活下来，其他才有可能。但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家都不会否认，自己要做成一家百年老店。但是，百年老店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森说，以自由看待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即便是马克思也说，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前提，发展是为了人的自由。我们小时候学习的极为糟糕的政治经济学课本，上面也有这样的话，“人类社会将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所以，不自由的企业所取得的只是表面上的成功，最终将走向失败。因为有一个基本的常识摆在这里：市场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当人的价值有一天被完全消解，人的权利和自由有一天彻底被放弃，那么这个市场就停滞了。一旦市场僵死了，企业家孜孜以求的企业，又在哪里呢？国家也是如此。不是用自由的方法发展起来的国家，必然灭亡。毛宣扬“团结就是力量”，一九四九年之后这句口号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毛时代对自由和私有财产的剥夺成为一种基本国策。民国时代的土地产权是明晰的，家家都有房契，到了我们的父辈，却变得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在自己的房子后面的空地上种几棵白菜也会遭到生产队长责骂。这样的制度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每个人都失去了上帝赋予的创造性，那么国家就不可能发展，企业也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企业。


至于史玉柱，我认为他连企业家都算不上。我对他的定义是：一个在落后的制度背景下发现庸俗的商业机会的生意人。他善于组织乌合之众，寻找乌合之众共同的癖好。换言之，他是中国式的营销大师和忽悠大师。


今天，中国的廉价商品冲刺欧美的超级市场，但中国并不受尊重。中国有一个麦当劳那样的企业吗，有一个谷歌那样的企业吗？有一个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的企业吗？没有。中国输出的只是廉价商品和劳动力，而不是价值。就连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胡紫薇在大闹奥运会新闻发布会、斥责其出轨的丈夫的时候都说：“一个国家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


[2] 杨小凯（1948—2004年），原名杨曦光，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1968年，20岁时发表《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入狱10年。“文革”后赴美留学，先后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小凯与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曾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2003）。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3] 哈耶克(Hayek，1899－1992)，生于奥地利，中年之后主要居住在英国和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和经济学家。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一生反对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认为社会主义贬低人的个人目标、违背人性，计划经济导致政府极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他是最早预言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崩溃的学者。主要著作有：《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法律、立法与自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