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真苦”意味着政府的危机

黑眼睛1989

西南地区发生罕见旱灾，中国的土地又开裂了。一幅幅有关干旱的图片、一篇篇有关旱情的文章出现在眼前，没有人不心情沉重。然而，另外一些真相也被揭示出来。水利设施失修，道路失修，农民几乎无福利,农民因找水丧生，90老人徒步几十里挑水……，不一而足。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仿佛时间对他们而言是停滞不前的。农村发生了灾难，中国农民真苦，这是天灾多一些？还是人祸多一些？    自建国以来，国家实施赶英超美战略。在这一战略主导下，中国城市和农村实行了二元结构的治理模式，即城市和农村对立起来，采取两种不同的治理方法，两个结构之间的流动性受到严格控制，资源优先向城市倾斜。这种不公正的二元结构使中国农民为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如农业补贴工业，对农村竭泽而渔支持城市，无偿养活千百万计的下乡知青，让地给房地产，让地给政府，高农业税的抽取，等等。几乎所有的行为，使农民的付出和获得极端不对等。二元结构的重要标志就是户籍制度。如今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二元结构依然没有改变的苗头，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潜在隐患。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说就是二元结构所造成的。
    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发达，农业都毋庸置疑是国家民族的生命安全线。重视农村、保障农民的生活是一个政府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因为这其实是在保护自身。纵观历史，没有哪个王朝在开国之初不注意休养生息，让农民能修复战争损伤，使生活恢复安康。也没有哪个王朝的覆灭不是因为农民在残酷的重压剥削之下失去继续生存的可能，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揭竿而起。一个不能保证农民生活的国家有何理由大言不惭地吃他们种出来的粮食，有何可能不面临覆灭的危险？再横向看，当今世界各国，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对农民、农业进行高额的补贴，因为他们知道，农业作为国家民族的生命安全线，其实是最为脆弱的，最容易遭遇天灾人祸，它是整个经济体系中最重要也是最被动、最底层的一个部分，所以，它们不期望靠农业来增加税收，甚至补贴工业，反而不断对农业、农民进行保护和补贴。越是在天灾人祸的时候，保护越强，补贴越多。
    而中国农民的现状如何呢？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硕士党委书记李昌平的《上总理书》在开头写道：“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你写信。我要对你说的是：现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书中写道：在农村，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流言”，谎话如“真理”……2003年出版的《中国农民调查》写出了“八个想象不到：“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足以让所有看过的人震撼。国家扶贫基金协会会长王郁昭2003年3月指出：当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500元（元/天）以下的人口有1459万人；人均收入在1000元（元/天）以下的人口为3亿1075万人；人均收入在1000-2000元(-5.48元/天)的人口为3亿1079万人。我国农民纯收入年增长速度从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城乡差距扩大到2.8:1，接近1949年的:1的历史最高纪录。而这个2.8:1又是那么的叫人不可信赖。2006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钟伟教授指出：目前我国农业税累计2100亿元，而政府在农业上的支出仅800亿元。两者相减，可以看出农民白白地为政府贡献了1300亿元。而每年政府“三公“消费的数额却大得惊人。观察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新闻1 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这种剪刀叉在网上有网民戏称为“劫贫济富”。真是个无奈的反讽！
    而现在，民间流传着关于农村真实生存状态的写照：“生病，看病找死，不看等死；读书，不读穷一辈子，读了立刻穷。”充满着凄凉之气！中国农民如今同样苦不堪言。他们面临着工业（如房地产等）对农村土地的掠夺，这种掠夺使农村的土地越来越少，甚至使某些农民没有土地，成为彻底的无产者，只能进入城市成为一个游民，相当于难民。中国农民供养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机构。资料显示，中国历代官民比例为：西汉时期为1:7945，唐高宗时期为1:3927，元成宗时期为1:2613，康熙时期为1:911，建国时期为1:600，2006年为1：28。现今的官民比例可谓“前无古人”，几乎十民一官。这些官僚机构的费用几乎吃掉了中国的财政收入，尤其是县乡两级基层政权，常因财政不足而向农民强行索取，利用强大的公权力向农民强行摊派。中国农民及其子弟受教育难。农村教育资源极为匮乏，在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下，农民子弟上高中，上大学难于上青天。如今农村越来越严重的失学现象就说明这一点。中国农民迁徙难。政府的资源向中心城市倾斜，生在农村，尤其是边远农村，环境恶劣异常。中国农民要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告别穷山恶水时，却没有迁徙的自由。进城打工的农民，由于身份的限制，一切都与城市无缘，尤其孩子就学相当困难。中国农村资源极为缺乏。由于中国各地的资源都采取计划方式分配，所以中心城市优先获得各种资源就成为中央财政的导向，而地方城市优先则成为地方财政的政策取舍。各种资源长期向城市倾斜的结果，就是造成中国农村各种资源的匮乏。教育资源、道路资源、就业资源等一系列资源，在中国农村都极端缺乏。中国农民没有表达权，很难向上表达真实的声音，基本上是“沉默的大多数”，常常成为被遗忘或被践踏的对象，在权力金字塔中，他们是最弱势的群体。中国农民创业挣钱难，由于各种资源缺乏，缺乏政策保障，使在中国农村创业很艰难。而经济落后，农民收入不高，挣钱难，消费不畅，这就使得中国农村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抗灾难性能非常脆弱，甚至一个小小的天灾人祸就可以摧毁一个农村家庭。中国农民经常受凌辱，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实行的结果，使城里人在内心深处有很强的优越感，这种制度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很强的歧视色彩。而中国农民的素质较低，不懂得和不会保护自己，没有申诉的渠道，使中国农民受凌辱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一个国家如果以最大群体的农民为牺牲对象和被凌辱对象，来谋求所谓发展，那么，其发展是极为不人道的，也必然是不长久的。《管子》云：“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民不足，令受辱；民殃苦，令不行。”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智慧，再观照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还多少离这种智慧比较遥远，不得不羞愧万分。如何才能富裕农民、拯救农业，进而稳固发展国家？纵观历史浮沉，横看当今其他各国的国策，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一、农业对自然的依赖性极大，因此，疏导自然的资源来维护农业的发展便是应有之义。如加强水利建设、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原始树林对水土的保持等等。但是，在现在的农村，全民上下齐心协力发展工业走向极端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农田水利社会几乎处于荒废状态，无人治理；原始树林被大量砍伐，重新种上速生的经济作物，造成水土流失；农田大量使用化肥，对土地竭泽而渔，造成离开化肥就种不成粮食的恶果；重污染企业对农业的伤害更是不胜枚举。比如，广西百色为了发展经济而急功近利地砍掉原始林木，种上速生桉。当地百姓把这种速生桉称作“抽水机”。广西、云南很多地方都在种植这种桉树，它对土壤的水分需求极大，大面积种植会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保持水的能力极差，致使土地表面板结，还出现土地沙化现象。速生桉还是“抽肥机”，导致土地退化、贫瘠，以后再种植其他植物无法生存，山体滑坡和洪涝灾害增多，破坏整体生态系统。目前，日本、澳大利亚、越南、柬埔寨等国家都禁止大规模、大面积种植速生桉，避免由此而引起的环境灾难和生态灾难。诸如此类对经济利益的急功近利的追求，使农村的抗灾难性能急剧下降，这也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命安全线其实随时处于危险之中，那么，一切所谓工业的发达都将成为空谈。二、让农民“休养生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唐盛世就来自于开国君王们懂得体恤民生的欲求，切实推行“休养生息”的国策。可惜，几十年来，我们太不懂得“无为而治”的政治智慧，不断干扰农民的生产生活。这一次西南地区的灾难又是一个警示。我们看到政府领导莅临指导抗旱，着实很好。然而，就实际效果而言，则微乎其微。作为中国的特色，政府下基层指导“形式多于内容”，往往是走马观花，宴席不断，吃喝无度，带来的是基层巨大的招待费用，甚至可能衍生腐败。而其实，只有农民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指导”，而是“放手”，是实质性的财政投入。在这方面，政府应学会“无为、无智、无能”，承认农民才是种植“专家”，相信农民有智慧与能力，而不要形式性地去“指导”农民。干旱的大地已经将他们炙烤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最需要的是切实地加强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减少山林的砍伐，让他们“休养生息”。
    三、这也是最重要的、最能够体现现代人本精神的，即对农民进行长期性的农业补贴，而非一次性的救助，诸如政府每在新年都象征性地看望困难户等，实在是杯水车薪，这种救助与作秀何异？只有进行长期性的农业补贴，并切实予以制度保障，农民的生命安全才能得到起码的较稳定的保障，才能增强抗灾难能力。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农业灾难之后，灾难的代价最终要大量转嫁到农民身上，相对而言对工业、市民并无太大影响。因为灾难之后，农产品价格必然上涨，相应的农产品上游的其他一切相关产品价格也必然上涨，如农药、化肥、粮油、白糖等等，这种上涨对灾区的农民而言不仅不能增加收入，因为他们已无粮可卖，甚至连自己吃的粮食也没有，反而更加雪上加霜，大大增加他们的生活成本。因此，在这个时候，政府如果不让农民休养生息，不进行农业补贴，他们如何能够活得下去？如何能够修复灾难带来的损伤？当我们的某些个专家为农业税的取消大唱赞歌的时候，殊不知，这其实是一个“迟到的行为”，它在其他大多数国家早已完成，不值得如此大吹大擂。农业税的取消根本不能确保农民的生活变得更好，据说现在农村又出现了农机燃油税等名目，真可谓“补了东墙，又拆西墙”。中国农民现在更为急切地需要的是“补贴”。农民补贴，在绝大多数国家也已经是一个定则，可以说，它是一个国家现代与否的标志之一。在美国农场的农业经营净现金收入中，政府补贴所占比例超过40%；在欧盟，农民收入的35%以上来自共同农业政策补贴（其中绝大部分为直补）；早在2000年，日本对农业的补贴就已经打倒国内生产总值的，而同期的农业产值只有，其农业补贴超过农业产值！在韩国、台湾地区，正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农民的收入水平要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他们收入的60%以上来源于政府多项补贴，而不是来源于农业收入。这些国家地区的共同特点就是：政府给足优惠，通过成功推进合作社模式等方式来反哺农业，保护农民。近几年，国际粮价屡创新高，发达国家的农民成为最直接受益者，而中国的粮食价格由于远低于国际粮价，而无缘分享粮价上涨增加的收益，加之补贴远低于发达国家而“损耗”又严重，国内农民的处境反而每况愈下。何也？就在于他们的农业已经早已放弃追求GDP，并受到高度保护；唯有我们还在把农业变成农民增收的手段，而把最脆弱的农业完全推入市场竞争。这一行为，并不是正常市场经济国家会做的。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农民养大的，曾经我们国家的发展就是建立在农民利益的牺牲之上。因此，我们怎么能如此伤害我们的“保姆”？我们怎么能不深爱他们，不呵护他们？须知，一个不爱大多数群体的国家，也必然不被大多数群体所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