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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口述 张宪炎访问
有人说李登辉曾经是共产党员，没有错；不只是我参加过共产党嘛，过去蒋经国也曾经是共产党员，这有什么不好呢？思想自由嘛。但是我入党后不久，很早就退党，为什么我要脱党退出？很明显，我讨厌共产党的作法。但是过去在一起的这些人，后来还都有来往；这些朋友也对我很好。
关于我和共产党的关系这件事情，你们如果要了解，我会会详细讲给你们听。为什么我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又为什么退党？我会把理由说给你们听。说起来是有需要说明我为什么没有被打死、没有被掠去关，甚至还有办法做了总统呢！这是很稀奇的事，大家都有兴趣。我已经没做总统了，应该向国史馆说出这一段历史，作为历史的资料。你们会听到第一手的故事，这是第一手的资料。大家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写李登辉，不过一九九六年我做第二任总统开始，许多人才开始批评我，说我参加过共产党，为什么之前他们都不批评我？实在讲，外面的许多话都是不实在、夸大的话，我讲的绝对是最正确的。我一定要把话说清楚，不然有人会以为我曾经害一些人。我不会把人卖掉，不会出卖朋友。
你问我关于这段历史我有没有日记留下来，我在二十岁以后并没有写日记。为什么不写？第一个原因是一般人写日记都是写假的，都是挑好听的写，只是讲对自己有利的话，夸大自己，没有人在写真正的日记。写日记的目的是在记载自己每天的事情，但是很少人这样。我二十岁以后不再写日记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我少年时写日记都是在反省自己，说自己这里不对那里不对，没意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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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时，李友邦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分团主任，蒋经国来台湾视察时，李友邦想要见他，蒋经国知道李友邦是共产党，不和他见面，这种故事你们都不知道。蒋经国本来有共产思想，曾经在苏联吃苦，对共产党的事很清楚。 ………… 虽然当时参加共产党的人很少，但是谢雪红也是很有名的。谢雪红和日本共产党首脑德田球一同党，德田是琉球人。本来她在彰化做人家的童养媳，后来成为台湾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抵抗日本制糖公司。谢雪红为台湾、为无产阶级、为农民工人打拚了一世人[一辈子]，但是后来她的处境真悲哀，她被中国共产党清算了，那时的共产党真正是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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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时偏爱读马克思的著作，为什么我对唯物论辩证法、马克斯主义会有了解？原因在于我在高等学校上了盐见熏老师中国历史的课。从盐见老师的课，我认识了中国历史的演变、百姓生活的情形，因此我最讨厌中国的皇帝思想。实在说起来，我对中国本身很有同情感。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以后，我人在日本，但是一九四六年我离开日本，回来被中国统治的台湾。
………… 参与学生自治会活动 当时学生自治会的活动和现在没什么差别，整天都是在办自治会会报、做一些学生组织的工作；现在学生组织的情形怎样，当时的情形也是同款。我交涉的事主要是学生的奖学金、学生活动、大字报、广告啦、远足啦、野餐啦，都和现在同样，都是做这些事。但是我没有交涉过学寮、学分的事情，当时都真单纯，学生少，我们没有去争取这些事。农学院在学校本部，说不定学校也会帮助我们来办这些事。贴大字报不用向学校申请，可以随时贴，学校如果感到讨厌，他们会随时来撕，当时好像不会管得太严。学生自治会是不是有办报纸？我不太记得了，若是有办，也是一学期办几次会报而已。当时训导处若是要干涉，学生会罢课，大家比较不怕训导处，郑通和都是头低低的来拜托我们呢。不像后来训导处强得要死，当时没有这种事！不过我现在说的话都是印象里的感觉，头壳内没有很明确的事，都是茫茫的。
请人来演讲也是免不了的事，但是不太记得请谁来了，可能起初有一些政治性的讲演，大概大部分都在批评美国，但是当时还没有像以后反对美国那样厉害，对美国的批评还没有那么强烈，如果有强烈的批评，都是从中国来的学生说出来。学校内学术性的讲演也不少。
二二八事件时 一九四七年发生二二八事件，之前台北正月初九先发生反美抗议游行，这件事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京大学学生沈崇被美军强奸有关，这是共产党发动的活动，并不是由我主动发起。当时我已经是台大农学院学生自治会理事长，法学院和农学院的学生都有参加运动，北一女等学校的学生也有动员。这里有一张照片是那天的活动，我站在旁边。当时确实有反美抗议活动这种事情发生，可是事实究竟如何？吴克泰有没有参加？我不大清楚。他唯一给我的影响是组织学生自治会联合会，这样而已，以后我和他的关系不是太密切。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这些事情零零碎碎的，要把许多人拼凑起来才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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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发生时，我和刘甲一从法学院本部回来。大部分的时间我都留在何既明家，他们家开米店，我住在楼上，和他们交换意见，说说哪里怎样。我也不是一直躲在那里，日时[白天]都出去四处晃荡，也会跑去台北市调解委员会[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当时我就想：这个事情会很扩大，国民党在做缓兵之计，向中国南京请求军队来。所有台湾的军队和警察都被学生、年轻人占领了，连派出所也被学生占了，因此他们无法度调度。相刣[战争]时被派出去做兵的台湾囝仔差不多都回来了，大家没工作可做，二二八发生以后都很活泼[活跃] ，最活泼的是谢雪红，带一些囝仔占领台中，武器、枪弹都有，但是没有人统一领导，没有人在喊。我也听到情报，说嘉义、高雄等地有大事发生。
地方上有地位的人就和政府去交涉了，要求改革，政府说好啦，于是全台都有召开二二八事件委员会，台北市的会议在中山堂召开，我若有时间都去听。我是站在门边听，看看他们在讲什么，我不是正式被邀请去开会的人。
我对那些代表不是很认识，谁讲什么，我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不过你要是说谁谁谁，我大概都会想出来。我在中山堂听他们发言，觉得他们只说那些不搭不七[不切实际]的对象。他们说的都是怎样改革的事情，陈仪来台湾才没几年，他的统治太黑暗，大家都在要求台湾人的权利，还不是要求独立。我想，或许他们怎样说都可以，可是我感觉到：这样不行，稳糟了，情况很危险呢，这些人憨憨，都中计了，不知道现在的会议只是国民党的缓兵之计，只是要掠人的一种方法。结果那一大堆的人，后来都被掠去了。
我也想过是不是到台中参加谢雪红部队，不过想归想，实在是没这种机会，而且问题很多，第一要解决的是交通问题，要有车子、有汽油才有办法。谢雪红很有优势，有部队，也有武器，所以我会想去。可能也有朋友去参加那些武力活动，也有人去提手榴弹、武器回来。我们虽然在台北，全台的事情也都知道，像高雄怎样，高雄中学学生怎样，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开炮修理学生等等，我们都知道，都有人把消息传来，也有收音机报导这种消息，因为那时广播电台已经被占了，都在报导。
可能是在三月初八吧？国府军队来到台湾，这段故事我们再慢慢说。那时候的情形真是惨，兵仔到历内来，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他们杀人，不过我在延平北路，躲在柱子下，看到他们乱开枪，被扫射到的人不少呢。当时我不住在那里，只是出去看看。我受过军事训练，知道这些事情。那时候店仔都关起来了，都没有人在开店。我没有看到淡水河内的死尸，如果看到那个就糟了。不过我知道谁被掠去了，王育霖被掠去的事情也是听来的，都有消息传来。
二二八事件发生以后，台湾人才进一步知道国民党政府实际的情形，大家讨论，看政府这个样子，对国民党失望，为了台湾的未来，开始反对国民党。因为战争破坏整个环境，人民生活的依靠都没了，台湾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认为，人不管有什么思考、有什么精神，再怎么说，最重要还是物质的生产、物质的建设，看起来共产主义说的物质建设也是最重要的优先嘛。共产党因此真正在台湾扩大规模和组织。
二二八以前共产党在台湾根本就没力量，全台湾才七十几个共产党而已，二二八以后，变成八百多个，增加有够快。那时我们也没其它办法可想，发生二二八这种事件以后，出来喊的人后来都被打死了，再也没有一个人出来喊，让所有台湾人团结起来。当时许多人就想，共产党也许会有办法，我们实在没想得太深。现实上，台湾有那么多人被打死，而且国民政府统治的情况是四处都有贪污，物价高，经济差，每一项问题都发作起来。我们想，台湾应该走另外一条路，无论怎样，另外一条路可能就是一条出路。其实当时我们没有想得那样严密，思想也没有那样成熟。经过五十年后的今日，大家头脑已经更加精明，更会想东想西了，当时哪会想？那时没法度呢，都是随各人自己去想。
自从二二八开始，我的各种想法就和中国「再见」。本来为了台湾，想要从日本回来「祖国」拚，但是这时却感到失望了，慢慢地我转变到以台湾为主体。后来我参加共产党，主要是为了要对抗，要改革独裁政府。后来看到共产党都是由中国人在支配，我感到讨厌，半路就离开共产党。共产党的作法没有人性，把人当成一粒棋子在利用而已，我感觉到没意思。这时我就改变了，变到完全以台湾为主体，开始认真读书。
日本时代台湾人被压迫，是二等国民，战后又被国民政府用这种压迫的方式来管理，实在说我有二、三十年晚上都没睡得好，不知道他们何时会来掠我。我要怎样脱离这种处境？我只好对农业经济愈来愈深入研究，甚至学数学，东算西算，认真研究农业经济，不再去想这些外在处境，因为这些事情没办法由自己来决定。
参与新民主同志会
有本书说一九四七年八月「李登辉要求退党」，这都是说谎、夸大不实的话。说什么「李登辉首次退出共产党」、「李登辉再度入党与退党」，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再憨的共产党也不会有这种事情，不可能的。
其实那时林如堉、李苍降、陈炳基、李熏山和我五个人才真正开始要组织，但不是组织共产党。……我们五个人组织什么党？是五个人的「新民主同志会」。为什么后来没有掠我去？你们听我说明就会知道理由是什么。
新民主同志会成立的时间我不太记得，但是主要是在二二八事件以后，需要组织来对抗国民党，台湾才有法度。我和这四个人大部分都是在学习，当时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也提出「联合政府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毛泽东的话，大陆有很多这款书进到台湾来，大家都在讨论。
……我真正参加读书会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在那里我被认定参加读书会很活泼。
我们的读书会只有在普罗寮，在台大没有读书会。新民主同志会成立以后，常常去普罗寮开会。普罗寮中的讨论，只是读书会的程度而已。那时候在普罗寮召开的读书会很热情，很多人来。后来牵扯到叶城松的案件，有人说是李登辉介绍他加入共产党，那是假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不是党员了，怎么介绍他入党？ ……我们也可以知道，共产党的组织都是单线领导的方式，不可能有另外组织在里头，也不可能里头的人都互相认识。我也不知道是由谁在领导新民主同志会， 加入及退出共产党
问题就发生在一九四八年前后。有的书说：「纪念『二•二八』一周年的行动搞完以后，李登辉就不再出席『新民主同志会』的定期聚会；原因不明。」一九四八年二二八周年活动以后，台北市的聚会我就不再去参加。他们说我不参加活动的「原因不明」，其实是因为我已经是台大的学生，也是农学院自治会的理事长，要领导台大那些学生，所以我就不参加新民主同志会了。一九四八年二二八周年活动以后，我就没和他们在一起了，关键就在这里。
我在共产党的时间实在没有多久，一九四七年十月到一九四八年六月我大学毕业，还不到一年吧，以后我就退党了。一九四八年二二八周年纪念会以后我没参加新民主同志会的活动，从此我没有在同志会里。说我被派出去外面做工作，老实说，我在外头也没有什么活动，每日都在读书，哪有什么活动？可能主要是徐懋德在领导，变成一个人对一个人。这么说来，你们可以了解我做了差不多一年的共产党员，很早就离开新民主同志会。我负责过学生活动，以后感到没什么意思，就离开共产党。有可能徐懋德对我在共产党的事最清楚，因为可能都是他在领导。……我看他们的领导和要求做这款事情，不知是在搞什么鬼？所以不久我就退党了。
加入共产党只是写申请书而已，并没有什么仪式，退党也是同款，我也没写理由，说要退党就退了。可能是徐懋德来向我说：「可以」，就这样而已。一九六九年我被警总约谈，那时候他们问我：谁和我联络？我说是这个人。现在我跟你们说的事情，已经向警总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我没有害什么人，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参加共产党只是想要知道共产党的思想和理论，我们都以读书会为中心，并没有介绍任何人去参加，如果要叫人去参加，人家听了会惊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个人的看法是，共产党有一个组织，要党员做这做那，对我说来就没有什么意思；第二点是，许多人针对共产党这个名字入党，可是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没有共产思想；第三个理由是，光做共产党这些事情，我就不用读书、不用结婚了，我也有想要「收脚」、成立家庭的打算。因为这款的因素在内，我就决定不参加了。……
共产党人不看重人的价值
少年人免不了会相信共产主义。蒋经国在苏联也参加过共产党，但是他和我在一起时，都没有谈过他在苏联的事，为什么他去苏联？他一句话也没说过。他也没有谈过他对左派思想的看法，或是对共产主义的评价，他不会说那些话的。
他常常跟我说他在江西做县长时的事，他说做县长最好，可以真正了解地方，我们的谈话都是以这些事情为中心。
检讨起来，我加入共产党这项事情真冒险，但是有好也有坏，对我人生的经验、对了解事情都有帮助，也可以让我了解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我认为不应该有共产主义，也认为共产党不看重人的价值，他们会为了得到权力而牺牲所有人，人的价值不受肯定，这是我深刻的感觉。我会脱离共产党，主要也是这个原因。
我的出发点很看重社会、很看重个人，我认为做人的基本问题很重要。回顾我的过去，我对唯物论，对环境的各种问题的体会，只是我怎么做人的一面，那些并不是我的全部。所以讲起来，这种经验也是好的。坏的是因为共产主义，使我有生活上的艰苦，心理受到刺激。
史明本来也参加共产党，但是后来也一样受到这种影响才脱离。我本来不认识他，去年[二○○一年]他生日时，我去参加了，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老早就送我他写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他有一股热情，日本时代他读台北一中那种最好的学校，像他这款条件的人敢去做那些特别的事，可见他是有很大的理想。
促进中国走向民主的灯塔
总之，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这个国家要走出民主改革的道路，就要靠领导者领导改革才有办法。他们的老百姓如果起来抗争，常会被打死，没人有办法起来引发改革。现在胡锦涛、温家宝那些人很聪明，美国请他们去访问，他们在美国也惦惦不想乱讲话。胡锦涛曾经在胡耀邦底下工作，他和江泽民不一样，江泽民还在做副主任的贸易工作时，胡锦涛已经当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了，甘肃是一个很艰困、很落后的地方，和江泽民在上海只看有钱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胡锦涛这个人知道老百姓的苦。阮铭的看法和我一样，他以前也和胡锦涛一样都在胡耀邦底下，他们都互相认识。
但是胡锦涛也没办法在中国做民主改革。台湾的民主改革用了十二年的时间，而且才做一部分而已，从这个例子，你就会知道，中国社会要改变有多困难。胡锦涛有十年的时间可以做国家的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这十年间，他要是有办法像蒋经国一样，一步一步走出来做好，那样中国就能改革；只有有权力的人才有办法处理，苏联也是因为有戈尔巴乔夫那种人出来才改变，如果没有好的领导者，共产国家和国民党所统治的独裁政府，要改变是很困难的。但是敢处理的人我看没剩几个，希望胡锦涛会走这个方向。他对台湾的讲话也要改变，他应该要说两国一制。我们的想法也不要刺激[挑战]他们，新台湾人主义不是半山主义，应该是新台湾人主义，用这样的想法，不要刺激他们。台湾的民主化就是促进中国改变的最重要的灯塔 200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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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15 13: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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