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勇：神奇的贵州 蹊跷的“黑帮”

黑眼睛1989

2010年的5月，在贵州省会街头，人们看到了两份截然不同的报道，均为头版，一份是贵阳日报发表的“光环”下的罪恶——对黎庆洪及开阳“花梨黑帮案”的探访。贵阳日报——光环下的罪恶。
另一份则为读者报-影响力周刊发布的贵阳黑打“花梨帮”贵阳黑打“花梨帮”。
正在关注此案的时候，正爱好有机会受当事人的聘请，为本案“梨花帮老大”梨庆红的弟弟梨猛做二审辩护。重庆辩黑之后，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在力劝我退出辩黑的工作，加之不久前北京市司法局、发改委又颁布了律师收费管理相关规定，也没什么经济利益可言，我也多次反复考量过是否要重操旧业——我最早熟悉的经济法律事务。但是骨子里的一种“为正义而生”的念头总是会在听到“冤案”二字的时候再一次升起，我总觉得经济法律事务除了赚钱是体现不了任何正义的。
于是，在这个火热的五月，再次步入贵阳的“辩黑之路”。
该案的一审辩护律师——贵州大学的刑法教授曾伟雄，这位贵州刑辩第一高手在一审中为梨庆红做的是无罪辩护。05年我也在另一起案件中与曾伟雄教授共同为被告辩护（总理批示的惊天票据诈骗案，我为第一被告辩护，曾律师为第二被告辩护）。
北京律师周泽，这位曾经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06年度“十大法治人物”与曾伟雄一起是梨庆红的二审辩护律师。
到贵州高院办理手续，查看案卷，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梨猛，一切都很顺利。贵州高院一如五年前那般破旧，复印一本案卷的能力都不能支持，只好用数码相机拍照部分案卷，法官倒是一如既往的客气。
那么这个17人的“梨花”黑帮到底是否存在，不存在为什么会被判刑？存在到底黑还是不不黑，如果黑，究竟有多黑，如不不黑，那又是什么原因会变黑？为什么媒体会有两种不同的报道？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整整30本案卷装满了一箱子，我需要逐页研究。在案卷之外我还想到那个花梨帮的故乡——开阳县花梨乡的驻地去探个究竟。这样深入腹地也许体会才会真切，也许才会为我的辩护注入最生动的资料。
一青年书生考入某武警学院，家中没钱，又没赶上早班车到贵阳面试，在花梨乡一等人的中巴车上哭了起来。司机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今天到贵阳面试钱没凑够，时间也来不及了。司机就告诉他赶紧去找梨庆红，该青年来到梨家饭店，正好“黑老大”梨庆红在家，问明缘由，梨母拿出300元钱，梨庆红立即亲自开车送他到贵阳面试，后来该青年顺利考入武警学院，现任某武警部队警官。这是该青年送给梨家的锦旗。每年该青年都会到梨家拜访感恩。人们常说有困难找警察，为什么在花梨乡人们有困难，找梨家？——梨家不是黑社会吗？
翻山越岭来到这座深山老林中唯一的一块平地——晕的浑身发飘，我在想这里真的曾经发生过什么“花梨帮”的传奇吗？为什么问那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黑社会“花梨帮”。难道就像武侠小说中说的在无人之境的山洞里有一帮什么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