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平暴事件 凸显法西斯政权本质

黑眼睛1989

·郑宇硕、罗金义
回顾近20年前，两岸所发生近代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当前已有相当多的一手数据与后人研究呈现。因此笔者藉由这次纪念「六四学运／民运」20周年的机会，重新回顾及省思这两次重大的学运，探讨并比较这两次学运对于后来两岸的社会造成哪些影响。  


【前言】
「天安门事件」距今已超过二年，是中国当代划时代的大事，也是对中共政权的一项重大挑战，对以后中国改革的路向有深远的影响。学术界及各方政经专家特别藉去年二周年之际，为「六四」作出了一次总回顾，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剖析「六四事件」对中国政治的意义及影响。
两岸重大学运的历史比较分析
「六四平暴学运」与「野百合学运」
【林仁杰／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班研究生】
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1949年国共内战的退出从此打开了两岸不同的治理面貌。在台湾，国民党表面上政府在政治上实行自由民主、在经济上则是采取资本主义的路线；然由于领导者「国共不两立」、「反共复国」的意识型态之下，台湾的领导其实采取的是中央政府一条鞭的统治，不允许有异议的声音出现来危及国民党的政权。在中国大陆，共产党政府由于在政治上厉行共产主义，政治完全一元化，经济上走的是社会主义路线，因此整个国家形成一个相当封闭的体系。然这两个国家都可以看出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即是「威权体制」在掌控整个国家的治理与发展。
往后的40年，两岸由于同时受到一些外在因素影响，例如整个世界的政治外交局势转变，另外又分别受到自身内在社会脉络的发展，例如新的世代对于政治现况的不满等，虽然两岸的政治氛围都已有所改变，政府也尝试回应民众的诉求，但仍旧赶不上民众对于自由民主的极度渴望。因此，体制外的抗争已无可避免且虎视眈眈地一触即发。
199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分别发生了相当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六四平暴学运」以及「野百合学运」。这两次学运事件都有一些共同点，例如要求当政者在政治上能够更加开放民主。但是1989年6月4日的「六四平暴学运」虽然因此引起全球对于共产党的一阵挞伐，也迫使了中共作了一些让步，但整体而言这起学运在政府强力打压以及无所不用其极的污名化之下，笔者认为并不能算是成功的；相反的，1990年3月16日的「野百合学运」在当时可能一触即发的暴动之下，执政者接纳学生「解散万年国会」等诉求，往后几年除了进一步让台湾更为民主化，同时也让学运在台湾更为风起云涌。
回顾近20年前，两岸所发生近代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当前已有相当多的一手数据与后人研究呈现。因此笔者藉由这次纪念「六四学运／民运」20周年的机会，重新回顾及省思这两次重大的学运，探讨并比较这两次学运对于后来两岸的社会造成哪些影响。
本文所重于当时两次学运所发生的时空背景，因为笔者相信特有的社会脉络才会引起这样轩然大波的事件；此外，这两次学运何以会造成轩然大波的影响，甚至当时受到外界极大的关注，这是本文第二个关心的焦点；最后，学运对于整个社会造成了哪些影响，这是本文亟欲探讨的第三个问题。
「六四平暴学运」的原因与影响分析
关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尽管中国政府当时尽全力封锁消息，逮捕相关人士，或者利用其掌控的媒体发布不实信息，意图塑造天安门广场的抗争是有心人士颠覆政府的暴动行为，然而种种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一手报导数据仍旧逃过官方政府的查缉而流出海外。如今通过这些数据的呈献我们得以还原当年这场中国近代最震惊全世界的民主抗争运动。
例如月评论社（1989）所编的《中国民运原数据精选（第二辑）》；中共问题数据杂志社（1989）所编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数据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委思想政治任务司（1990）所编的《惊心动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纪实》；方良柱等人（1989）所编的《悲壮的民运》；联合报编辑部（1989）所编的《天安门一九八九》。通过这些富有珍贵照片并于当时纪录下关键事件的史料，我们得以重新还原「六四」的始末。又或者是「六四学运」本身的参与者传记，例如：刘晓波（1992）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关于我和「六·四」》，从中不但可以看出「六四事件」的经过，还可洞悉参与者的内心世界。另外从西方人的眼中所纪录的「六四」，也能挖掘出我们所看不到的观点，例如：史景迁（2007）（Jonathan D. Spence）《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艾克敏（David Aikman）（1990）所着的《未完成的民主运动─Time杂志诠释的六四事件》；R. Cherrington（1991）的《中国的学生：民主的挫折》；F. N. Pieke（1998）的《1989年中国北京的人民运动》所呈现出西方人眼中的「六四」。
更进一步，通过现今科技的日益发达，例如从「六四民运志」（www.ngensis.com/june4/june4.htm）所搜整的一手数据跟珍贵照片藉由网络科技而传遍世界各地。
因此，本文的重心将放在「六四学运」时的时空背景脉络，以及「六四学运」后来对于中国的影响为何；不再墨于学运的事件经过。
1989年前后中国的社会环境
探讨中国1989年当时的社会环境如何引发「六四学运」，将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何以在1989年会引起中国近代史上如此大的一个暴动。可从几方面来探讨：
经济资本主义化及官场贪污腐败
1989年当时中国大陆经济背景、改革和开放打破了国营经济和协作社经济大一统的形式，出现了中外合资企业、私营经济、微观经济，国营也采取了承包制、股份制等，协作社经济则采取了包产到户的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相对的，除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外，出现了很多利益团体，如企业家、个体户等；工人和农民也分裂为不同的利益团体，例如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专业户农民和普遍农业劳动者，各自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利益多元主义替换了利益一元主义，必然要求政治多元主义，在人民代表大会内、在党内都要求有自己的利益的代表。承认多元主义和要求承认多元主义是民主的第一步。
同时，改革和开放出现了商品经济，亦即市场经济。当社会开端出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要求平等经商、公平竞争，取消垄断，特别是非经济的特权，必然要求民主。因此多种经济成分、生产和市场的发展以及新中产阶级的开端形成是「六四学运」的经济背景。
另外一方面，中共年改革的结果，广大人民的生活固然较文革时期优化，但商品经济的引进，却使得少数高干利用特权牟取不法利益，因此对官员贿赂、贪污、腐化行为的抗议，在天安门上到处各种要贪官下台、学习胡耀邦拒腐蚀的标语处处可见，成为「六四学运」发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国际氛围的转换
1989年前后，苏联及东欧国家所掀起的政治改革旋风，包含苏联承认一党制下的多元化、匈牙利承认多党制下的多元化、波兰团结工会在选举中的胜利，加上菲律宾、南韩、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的民主化运动。
因此中共年改革开放的结果，东、西方先进国家，以及台湾、香港的情况，大陆人民已逐渐了解，相较之下更增添了对现状的不满，特别是知识分子与大学生，对西方民主理念与制度更是耳熟能详，再加上社会主义原本就包含民主自由的种子。多种因素集合在一起，自然形成「六四学运」要求政治改革、民主法治的强烈呼声。
知识分子的支持
1978年以来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垄断，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垄断，人们正通过多年来的实践再思考、再评价、再认识过去所一贯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加以开放所必然带来的西方思潮。因此，出现了意识型态的多元化，反对把思想、理论定于一尊，这就成为「六四学运」的思想背景。这种要求民主、自由的思想解放运动，还因为三中全会以来，学术思想受到多次压制而受到锻炼，日趋独立思考加强认识，在每一次压制之后虽有一个沈寂时期，但反弹的力量更大。也因此在「六四学运」中汇集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
而这当中学者的支持也成为学运兴起的一股相当重要的力量，包含方励之、包遵信、严家其、于浩成、李泽厚、戴晴等人的签名连署支持，使得「六四学运」的声势更为茁壮。
共产党内的斗争
中国近代对于是否开放早年即存在鸽派与鹰派，而胡耀邦之所以下台也是在党内斗争失败的结果。而党内高层斗争与民运纠缠在一起，党内高层领导原先在改革问题上的争论在民运过程中表现为对待民运的强硬路线和温和路线的斗争，是以既使运动中出现若干缓解的机会，占上风的强硬路线主张对学运不能采取放松的态度，任何缓解的可能就必将意味温和派的胜利。因此邓小平在1979年4月25日讲话中已经把学运定位为动乱，有计划的阴谋。从这可看出邓小平对强硬路线的支持。
一旦学运混杂了政治因素在当中，势必让单纯的学生抗争埋下更多不可预期的因素，而最终导致「六四」的惨剧发生。
「六四学运」的影响与意义
1989年的「六四学运」不管是对中国或全世界，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而1989年的「天安门学运」也是现今探讨1990年代全球学生抗争的最具代表性实例之一，与1960年代欧美反越战的学潮均是学运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六四平暴学运」大体上有以下几点的影响与意义：
悼念胡耀邦
「六四平暴事件」的直接导因乃源于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于1989年4月15日因心脏病逝世，引起了海内外的颇大反应，就在翌日，数千名学生聚集在北京大学举行悼念活动，青年学生藉悼念胡耀邦活动宣泄对政府及社会现状的不满。在中国人民当中，胡耀邦代表自由改革和思想开放的象征，对知识分子及年青人特别关怀及保护，而1986年秋的学潮，胡被迫辞去总书记一职，可是他在知识分子中的地位却日益高升。胡辞职之后，政治体改明显停下来，而经济改革又出现问题，通货膨胀、物质波动、供需失衡，直接对人民生活构成影响，民间隐伏强烈不满情绪，人们特别不满一些干部特权阶级贪污腐败，官商勾结。特别是怀抱理想的青年学生在怀念胡耀邦之同时，要求政府对胡耀邦作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及澄清胡氏被迫辞职的真相，这等于要求政府正面对待开放改革，加速胡氏所支持的民主自由步伐。
胡氏之死，与「五四运动」70周年之日相距相当接近，这是学潮愈变规模愈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五四运动」的精神在于民主与科学，也是中国青年学生当前最为渴求的。1989年4月18日，5,000名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政法学院等大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沿途高呼「打倒独裁」、「打倒官盗」、「打倒贪污」、「民主万岁」等口号，使悼念活动正式披上政治颜色，而学生提出的政治要求亦越来越明显，而矛头开端指向政府高层的领导人。学生随后提出简单而明确的要求：要求对话、要求民主，可惜对话不成，而官方媒介《人民日报》在1989年4月28日发表一篇措词强硬的社论，指学生运动为「一次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引起学生强烈不满，于是引发多次数万人上街游行，最后学生采取绝食行动，希望政府能理解他们的愿望。学生的愿望在1989年5月20日实施戒严令开端，差不多已完全被粉碎，数万大军围住北京，为武力镇压响起警钟。1986年的学潮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告终，而1989年的学运则遭到血腥暴力镇压。
年的改革开放仍然是政治挂帅
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于1989年6月15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中将「六四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其中声称：
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全国就会发生更大的动乱和分裂，几千万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人民共和国就会毁于一旦，年改革建设的成果就会丧失殆尽，全国就会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文革退出多年，许多人以为一些名词、手段会成为历史陈迹。可是，人们在「六四」中又再度见到「阶级斗争」，再次听到「反革命分子」等字眼。人们怀疑，「革命」的含义应该是怎样，而「反革命」又是什么一回事？与政府或当权者持相反论调，在民主社会原属平常，但在专制的中国国内，竟然不能兼容，一句「反革命」，便把人压下去。 1989年6月4日以后，当权者在全国上下通缉学生领袖、工人领袖，除了官方的「假消息」外，其他消息一概禁止流通，否则被指煽动「反革命」及「造谣」。上海有三个工人领袖在1989年6月15日被判处死刑，各地已拘捕了数以千计「暴乱分子」，公安还四处追查有关人物。事实上，全国已进入白色恐怖之中，连家人也举报自己亲属，文革期间的互不信任，人民被迫噤若寒蝉的情况，在20世纪快要退出的日子，再度在中国大陆重现。
事件充分体现了中国政权的法西斯本质
在「六四」之前，许多人对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有相当的期待，认为以邓小平等人在毛泽东年代历经大跃进与十年动乱的种种磨难，在政治与意识型态方面应更为开明、民主。然而「六四事件」却充分体现了共产政权的法西斯本质，不因经济改革而有所改变。
例如当时「北京市高校联合会」于1989年6月4日所发布的《告全世界同胞书》中就指控：
4月15日，发起于北京，燃遍于全国，影响及全国，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青年学生举起争民主，争自由，反专政、反独裁，铲除官盗，廉洁政府的大旗，代表了全国亿万人民的意愿，喊出亿万人民的心声，这次运动继承和发展了五四精神，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民主自由的新篇章。然而，以邓小平、李鹏及杨尚昆为首的一小撮反党，反人民分子对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惧怕万分，恨之入骨。他们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为了保护自己及极少数人的利益，掩盖事实真相，造谣滋事，称爱国民主运动为动乱，反革命动乱，他们的一意孤行威胁、恫吓，软硬兼施，以致于向无数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世界特大惨案，事实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极端凶残和腐朽的本质，有力的证明了他们的政府根本不是人民政府，而是世界上最残暴的专制，独裁政府，证明了邓小平，杨尚昆及李鹏一小撮是历史的罪人、民族的败类、人民的公敌。法西斯政府已经撕下了伪善的面纱，独裁者已经暴露了凶恶的嘴脸。
有人认为以上是当年激情的指控，然而「六四」经过20年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仍为儿子在广场牺牲搜集相关数据，中国公安仍然全天候监视当年主事者的一举一动。改革开放20年虽然促使中国经济出现不错的成绩，却一点也无法松动法西斯政权对人民全面性的宰制。
事件显示中国仍是高度人治社会
事实上，「六四事件」发生时，许多专家都猜测，下令镇压学生的人很可能是邓小平。在美国出版的《天安门文档》一书中更进一步指出包含调动解放军、宣布北京戒严、指定江泽民为继任总书记都是邓小平下最后决心者。而1989年5月17日晚上中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要不要实施戒严时，杨尚昆、薄一波行席，会中赵紫阳和胡启立发言反对戒严，李鹏、姚依林赞成戒严，乔石则称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表决时乔弃权，成二对二的僵局，最后，薄一波发言主张把问题交给邓小平决定。文档中更指出，1989年5月18日早上八点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等八大老和政治局常委李、乔、胡、姚四人开会，赵紫阳拒不出席，另有军委会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数人出席，会中正式决定宣布北京戒严。会中王震发言最激烈，主张应由军队把学生当作反革命抓起来，不应对他们仁慈。赵紫阳下台并遭软禁后，1989年5月27日晚上八大老在邓小平家开会，讨论长达五小时，会中决定挑选人在上海的江泽民继赵紫阳为总书记，如此江泽民在八大老的钦点下，登上了中共党的总书记的宝座。而我们必须知道，不论是邓小平，或者所谓的八大老，事实上在制度上都已是退休的老人，可是在实质上却掌握了中国的实权，这种享受实权却超越制度之外，只有在人治的社会才会有此一现象。
事件突显中国和平演变的失败
「和平演变」并不是什么新名词，事实上，毛泽东早在文革期间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社论中论及。社论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含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要开展无产阶级十年动乱，「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十年动乱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社论提醒人们注意这个理论缘起的国际背景：「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篡夺了政权，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给全世界马克思行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刻的历史教训。」「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内部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引自中共问题数据杂志社，1989）毛式继续革命论提供中国高度自觉地抗拒和平演变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时代视反和平演变为共产政权持续巩固的唯一保证，也因为这种疯狂地反和平演变导致了十年动乱那样的悲剧。1978年在「走资派」邓小平三度上台之后，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许多人便期待中国内部因为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会导致政治民主化的「自然」结果。这样的观点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邓小平虽然推行经济改革，但在政权本质上却仍与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没什么差别。这是就中国内部的经济改革来说的和平演变。
就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和平演变来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想让中国和平演变，让中共步上前苏共的宿命；而北京则在争取时间，藉经济发展壮大自己。1989年的「六四学运」，是中共强烈拒绝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按照中国官方的标准说法：期望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制度和平演变，一直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战略企图和策略追求，我们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并警告美国及西方国家在与中国接触时，勿存有和平演变的念头。
实际上，美国许多研究中国政策的中国专家，大多将这样一种理论挂在嘴上：「凡是有麦当劳的国家，彼此间绝不会发生战争。」这种说法很具体地、也很直接了当地将美国二多年来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做了简明的页脚和章节附注。这些学者都希望通过与中国的积极交往，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让中国自然产生和平演变。对美国而言，对中国的新围堵政策，其战略目标是要以经贸文化信息的交流，加上政治上的分化与压力，造成中国的和平演变，因此在策略上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手法。然而，近几年来中国的发展却与美国所期待的和平演变大相迳庭，甚至可能发展成为足以威胁美国国家利益的区域霸权，美国国内的舆论和强硬派开端强调「中国威胁论」，并批判「和平演变派」的理论，认为中国大陆民族主义声势在继续上升，侵略性日渐高涨，也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能再轻信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一定能导致政治改革的起步和民主自由的实现。
（本文转载自郑宇硕、罗金义编着新书《那夜无星─八九民运二年顾后瞻前》，由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