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危机

黑眼睛1989

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60年的实践，国家在“左”和右之间折腾来折腾去，执政党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开放。不仅开放了国门，还开放了公有制对经济的单一控制，对私人开放了部分市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走上了快车道。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落后暴露无余，尤其是文化方面，人们普遍生活在“文化的荒漠”之中，信仰缺失，拜金主义泛滥，精神生活单调，心理压力大，为此，国家必须加强文化建设并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复兴，本人并提出民间有识之士应该发起“新新文化运动”，在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吸纳现代世界文化的优秀因素，给国人提供健康丰富的“精神大餐”。网友看不清尘世对本人文章积极回应，以下是他的系列回复，经本人编辑整理如下：    毛是逃不了这个干系的。毛时代，经济落后，物质溃乏，中国人过的穷苦日子过怕了，在几十年极度贫困的背景下，被长久压抑的对财富的欲望第一次被普遍释放了。再加上1949年以后，在中国文化的本土——中国大陆，文化危机愈演愈烈，已经逐步陷入非文化乃至反文化的荒芜野蛮的生态环境。中国文化已经化成了一缕缕「游魂」，支离破碎，居无定所，八方飘零。
    当时，「反传统」和「极端传统」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在中国大陆同时出现。在「反传统」的侧面，伴随着「破四旧」「反封建」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官方口号，中国文化残存的代表人物和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士绅阶级已被消灭，文化经典和文化遗迹遭到毁灭性的扫荡，几千年的文明几乎荡然无存。而在「极端传统」的侧面，则是帝制幽灵沉滓泛起，传统君权登峰造极，等级制度森严恐怖，愚民主义臻于极致，文字冤狱遍于国中，痞子行为横行无忌。它已经走到了文化沙漠的边沿，导致了大规模的文化流亡。
    在邓小平时代，作为对于毛时代的反弹，中国文化一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先是，出于对人治式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在如潮流般涌入的外来时髦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出现了八十年代多元化的「文化热」，借助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幽灵，文化激进主义再次勃兴。之后，随着思考的深入，对五四本身的反省也开始进入知识界的视野。在邓时代后期，甚至文化保守主义也成为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但是，由于几十年文化断裂的后遗症，文化积累浮躁浅薄，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致使1989年事变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在政治力量的高压下，文化复兴迅速退潮，商业大潮席卷神州，出现了更为深广的文化危机，同时也带来了真正的文化转型的潜在历史机会。
    经济起飞与价值危机，就一般而言，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如果社会的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结构尚未建立起来,则经济起飞可能导致价值崩溃的重大危机。
    改革后，市场经济必需的民主监督制度没有跟上，造成官权巧取豪夺的机会，官商勾结的市场。而上梁不正下梁歪更加使层层想尽办法捞钱的现象丛生。法律的不健全，司法部门的不独立，媒体言论的不自由更容易形成腐败的温床。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没有保障，人人有危机感，也使人们想方设法的挣钱，甚至于昧着良心的钱。
    与此同时，泛滥全球的大众消费文化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中国。然而，拜金主义大潮是紧接着四十多年史无前例的文化断层之后出现的。共产式政教合一的社会在价值规范方面的虚伪性：实际行为和宣传口号的二元分裂，隐蔽行为和公开行为的二元分裂，上层标准和下层标准的二元分裂，摧毁了它公开宣扬的道德规范。而消费文化又对ZG「党文化」以及传统中国文化这两种价值体系产生了进一步的消解作用。因此，商业狂潮不得不泛滥于没有现代法治、群体信仰幻灭、传统价值断代、宗教精神贫弱的土壤上。有鉴于此，毫无约束的拜金主义，成了脱缰的野马，催生了触目惊心的道德文化危机和总体价值崩溃的现状。
    中国大陆当前文化危机的主要征兆，是人文精神被遮蔽乃至沦丧，出现了普遍的价值真空和精神真空。中国大陆有再次步入价值和文化的荒漠的危险。
    这是中国人近百年来的文化悲剧！
    不难预测，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出离故国，向海外流亡，并组合成各各不同的族群的现象，身为「华人」、认同中国文化而拥有各种非中国国籍这种本世纪下半叶日益彰显的现象，至下一世纪亦不会中止，它将形成一种历史性潮流。
    这就是所谓文化的「内衰而外昌」现象。它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它造成的历史后果，就是中国文化的各种变体的出现。
    事实上，只要稍稍留意，就不难发现，在当今世界，的确存在着「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人」、「海外华人」等不同的族群，它们之间，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精神风貌乃至语言形态等文化的各基本的方面都有极明显的差异。人们常津津乐道于大陆人之不拘法规，积极攻取，辩才无碍；台湾人之彬彬有礼，步步为营，精明圆熟；香港人之法治观念，团队精神，求实作派；新加坡人的循规蹈矩，拘谨守法，崇拜权威，诸如此类。而各自语言方式的判然有别、风味迥异，更是铿锵在耳，众所周知。有人甚至极而言之曰，几十年隔离而独立的演化，甚至影响到了这些不同族群人们的外貌形象、动作举止等生理特征。倘若面对一个陌生华人，只要稍一接触，你就差不多立即可以对他作出族群背景的判断，而这种定位常常是八九不离十的。
    套一个常用的意象，中国文化这棵古老的大树，在其本土已经枯萎凋零，其种籽花果已无根可依，无土可育，遂无奈而飘泊出海，散布到世界各地，长成几株新的文化树苗，而这些树苗的土壤已经各不相同了，这就形成了同种而异苗，同源而异态的现象，这当然是文化生态的不同所导致的异象。
    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关注还奠基于一桩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实：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已不再重合，三位一体的中国已不复存在。即是说，当下的历史格局，已并列呈现出三个不完全重合的「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
    所谓经济中国，是指中国大陆同港、台和新加坡所形成的大经济市场，即华人经济区所涵盖的范围，它的当前表现，已成为阴霾密布的世界市场中的一个奇迹。
    政治中国，狭义地说，即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大陆中国；广义而言，指三个相互对峙的政治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中华民国(台湾)和香港。三个分离对峙的的政治实体，作为这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的政治结构，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文化中国，这里采海外华人的广义理解：一、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二、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地区、北美、拉美、欧洲以及非洲的华人社会；三、国际上从事中国研究及关切中国文化的学人、知识分子、自由作家、媒体、从业人员乃至一般的读者对象。
    散布于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对上述经济、政治和文化三重「中国」的认同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具有稳固性和长远性，对经济中国的认同则具有现实性和功利性。而对政治中国，认同度则相当低，且具有怵目的分裂性。其中原因，不难理解。对文化中国的认同是基于悠久的文化，语言乃至血缘的传承，是一种最基本的身分的认同。对经济中国的认同则来自经济本身的利益逻辑；而对政治中国的强烈不满，渊源于现代中国悲剧性的政治历史，而政治中国现状本身，正是这段历史的无可奈何的遗产。
    目前的基本状况是，一统性的传统中国文化已经解体，许多历史上视为当然的东西现在已荡然无存，而过去从未想过的东西却纷至沓来，确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