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比御用“爱国者”要崇高

黑眼睛1989

在网络上，一些所谓爱国愤青、低档五毛总是喜欢拿汪精卫说事，动辄给人加上“汉奸”的污名，给人戴上“当代汪精卫”的帽子。似乎汪精卫的帽子给人一戴，自己就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就可以居高临下的用“真理”的机关枪随便扫射，杀得对方人仰马翻。 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在历史上，汪精卫比这些御用“爱国者”要崇高。

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被捕，其在狱中写有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也获释。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总参议。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1925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后，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后，汪精卫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承认，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比如，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等等。问题是汪精卫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

不过，现在中国知识界已经有了不少关于汪精卫的正面评价。比如林思云的《真实的汪精卫》一书，就替汪精卫做了身后的平反。书中认为在汪统治的日占区，人民生活能较稳定，而且认为因为汪代表国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没有再大举进攻重庆和延安，这都是他的贡献；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蒋介石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同盟国胜利还是轴心国胜利，中国都是战胜国，那就避免了战败国割地赔款的损失，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延续。

早在1940年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有评价汪精卫的律诗一首，诗云：“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1944年12月17日吴宓到成都存仁医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疗的陈寅恪先生，“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公权”系指史学家萧公权。《吴宓日记》在记录此诗时，在诗行间有注，“阜昌”后注：“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注：“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从“阜昌”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提倡对汪精卫的评价，应站在当时历史的环境中去思考，实事求是。并认为汪精卫是“冤禽”。

历史事实是，日本侵华之始，在国民党内真正的主和派原是蒋介石，而汪精卫是对日主战派。1931年的事变，1932年的12.8事变，1935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倒是蒋介石，在考虑到当时国力不逮的实际，主张暂时的“不抵抗政策”，以积蓄国力。不料后来倒转过来，蒋介石成了抗战到底的英雄，汪精卫却走上主和的道路。据历史资料，汪始有主和倾向，实为长城古北口之役，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及至1936年西安事变后，汪更加认为中日应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抗战的结局，事实上也说明是便宜了苏联。苏联的共产力量得以扩张，最终占据了整个中国大陆。在抗日战争中，被大陆宣传机构说成是“他领导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立了敌后根据地，他实现了民主好处多”的毛ze东，却在整个抗战中要求自己的党“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他说，“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他说，“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CCP人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他说，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上述毛ze东的言论，都来源于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的《毛ze东选集》。

后来，在1964年7月10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在北京与毛ze东还有下面一段对话：

“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CCP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CCP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上述对话，见诸日本当事人的记录，后来被日本媒体公布。
因此，在抗日这个问题上，汪精卫和毛ze东如果说有区别，就是汪精卫开始坚决抗日，但在明显不能取胜的情况下，为免“亡国绝种”而对日本妥协，“曲线救国”；毛ze东之所以“一份抗日”，主要是为了“七分发展”；“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国家沦陷、民族兴衰和夺权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从这一点分析，汪精卫至少还是一个爱国者，尽管是“曲线救国”。

汪精卫统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相对得到保证，没有出现发行粮票布票的限吃限穿，也没有“知青”市民下放农村的拆散家庭。若没有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人争物资，保证敌占区人民的吃饭穿衣，敌占区人民就难以捱过8年的漫长岁月。假如当时没有汪精卫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敌占区的物资全部抢光烧光，敌占区老百姓即使逃过日本兵的子弹，也逃不过饿死冻死的命运。汪精卫政府与日本人争物资，至少拯救了上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性命。而且汪建的政府，那些土地都是已经被日本打下来的，他把这些土地拿回来，就算是傀儡政府，也还在中国人手里治理，总比在日本人手里好。
客观地讲，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胜利的话，汪精卫就会把蒋介石作为美国走狗、汉奸推上审判台，中国人今天也要认真学习《汪主席文选》了。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客观地评判历史人物，最基本原则是“不以成败论英雄”，而要尊重历史。应该说，汪精卫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从他孤身刺杀摄政王的惊天举动就可看出；汪精卫也不是一个权欲熏心之辈，从他一再避免与蒋介石斗争即可看出。
1946年1月21日，南京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的汪精卫的坟墓被炸开，揭开棺盖，发现汪精卫的尸骸上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尸身尚保持完整；军官检查尸身，除在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外，别无遗物。纸条上用毛笔写有“魂兮归来”四字，下款署名陈璧君。墓地残基当夜就被工兵夷平，在上面盖起了一座廊亭，即为现在的观梅轩。汪精卫的尸身连同棺材被全部焚化，骨灰随即扬散无踪。汪精卫生前诗词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等句，至此皆成谶语。
爱国是一种很高尚的情操，热爱自己的国土和土地上的老百姓。日本如果像德国那样顽抗到底，它受到的战争报复绝不止是两颗原子弹；但日本天皇在他的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出了他平生或许是唯一的一个堪称英明的决定：无条件投降。按照中国的汉奸理论，他当了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卖国贼、日奸；但正是这个“日奸”使日本逃过了本应严酷得多的战争惩罚，逃过了民族的浩劫，使犯下过滔天罪行的数百万日本侵略军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国度，使日本这个几乎毫无自然资源可言的国家获得了在战后迅速复苏、崛起的一线生机，至今受到日本人的尊崇。所以，后人可以对汪精卫唾弃，但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爱国者。
那么，当代中国人究竟应该怎样爱自己的祖国？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中国人现在实际处在怎样的一个地位。实际上，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已经处于政治和精神上亡国奴的地位，成为苏联共产暴政的政治奴隶；反映在在经济和文化上，就只剩下斯大林的计划经济和专 zhi文化。
1978年后，邓@xiao@平主导改革开放，被称为“解放运动”，就是将中国人从被斯大林奴役的计划经济下解放出来。但是至今，中国人仍旧处在苏联政治和文化的奴隶地位，没有得到解放。
中国在政治和精神的意义上，早已经亡国了；因为共产暴政从来就和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毫无关系，苏联和斯大林现代专 zhi主义的入侵后，整个中国大陆被奴役。共产专 zhi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目前灾难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已经结束了，但仍还在中国肆虐。官僚统治集团表面上长着中国人的面孔，但灵魂却是苏联集权主义的。
苏联共产专 zhi文化，在中国大陆生发了一次又一次政治大迫害和思想大迫害，锋芒首先都指向中国的文化和文化精神，它的理论基础和它在中国的大学、中学、小学里强行推行的教条和思想，全无传统中国的影子。邓@xiao@平将中国人从被斯大林奴役的计划经济下解放出来，是一个丰功伟绩；但现在却被官僚集团改换成权力贵族市场经济，而在哲学上、在政治上、在基本的思想上没有任何改变。在中国，只有权贵集团才能代表“真理和正义”，对人的心灵进行极端的控制，采取精神控制和国家权力相结合的方式来压抑中国社会。
然而，一些所谓爱国愤青、低档五毛之类的御用“爱国者”，为了蝇头小利出卖灵魂，投靠权贵资本主义阶层，蒙昧心智，为虎作伥，甘愿充当苏联模式专 zhi制度的亡国奴、吹鼓手和马前卒，居然还有脸面对外批发“汪精卫”的帽子。
历史上的汪精卫，作为青年，敢于冒死刺杀清廷摄政王，为的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中年以后心存救国救民理念，甘冒“汉奸”污名而探求保存沦陷区国土仍在中国人治理之下、老百姓免受涂炭之灾的路径；最后虽然“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但却比现在的这些御用“爱国者”要崇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