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为民谋利还是与民争利

黑眼睛1989

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从美国左派右派的研究，到国内经济学者历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如何摸着石头走路，到媒体借势宣扬民族主义和执政的正当性，最后是秦晓对中国模式发表了一个最精辟的概括。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
    中国模式其实就是如秦晓接着叙述的，“一个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走到现在，其实已经走了30年。这三十年来，中国模式的发展，从最开始的解决民生问题，如粮食生产供应，取消定量的粮票肉票，到现在一切以维稳为中心，如GDP要保八，银行不可以倒，地方财政不可以少。奇怪了，如果中国模式到现在还很成功，为什么“稳”还需要我们来“维”呢？我们的社会应该很稳定才是，GDP是不需要保的，大家应该安居乐业，银行是不会倒的，失业率为5%以下，地方财政是不会少的。大家和气生财，不需要把政法委书记的老婆打得头破血流，也不用因为一篇文章把记者全国通缉。我们怎么会越发展越不稳了呢？如果中国模式是成功的，我们需要每年花比军费还要高的维稳费吗？
    不可否认，以强力政府的方式集中全国的资源主导经济的发展对于贫困落后的经济体有非常大的好处。在一个贫困落后的经济体中，与其每人手里有一元钱，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不如把大家的一元钱集中起来，办一件大事。一件一件做起来。这点上，其实不仅仅是中国模式，更是中华模式。是李国鼎，严家淦，蒋经国率先推动十大经济建设，把台湾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高科技的桥头堡的。后来，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行100多亿国库券建设宝钢，开启了经济大发展的序幕。在资源匮乏的时候，需要一个强力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因为政府比私营团体更能够整合资源，有更充分的信息分析和选择项目。
    然而，当经济体复苏，进入自行发展的轨道以后，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未必能带来多少助益，反而打消了很多企业的积极性。在江朱搞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以前，我们不是没有想过帮助国营企业，那时候到处都是引进“国际八十年代先进技术”，“国际领先技术”，“填补国外空白”。搞得轰轰烈烈，但是久了以后，大家发现我们是引进一代，落后一代。我们也引进技术，日本那时候也引进技术，我们引进完过5年技术还停留在那里，日本已经把原来的技术改进过一代了。因为什么事情都有政府来主导以后，大家就不会自己干什么了，开发个新产品也要先让政府去审批，那还搞什么嘛。这个阶段最大的案例就是四川长虹，国家不让上彩电，要把这个项目杀掉，所以长虹就是在没有国家投资的情况下自己搞起来了，结果把其他国家投资的彩电厂都挤垮了。当经济体处在自己运行的轨道上以后，需求细分化了，这时候由国家来主导，未必能够清楚地了解需求在哪里，事必恭亲的结果是到处越俎代庖，什么也搞不好。
    正如秦晓所说，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中国模式其实在头一个十年后，就已经遇到巨大的困难，国营企业成为扶不起来的阿斗。从90年代初就开始搞国营企业改制，搞到2001进WTO，国有企业还是老样子。没办法江朱索性就往右转了，直接引进外资了。外国人来搞，中国人来学。中国索性就是开一个市场，大家来摆摊。一开始，中国还是有控制的，核心的行业没有开放。还有就是各地合资企业的存在形式里，中方在千方百计刺探外方的技术，外方在千方百计的不给中方技术。整个工作是真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们不会做，我们来学。那时候的目的也很明确，就要发展自己的实体经济。
    由政府来主导经济的缺点是政府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经济建设永远是一个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政治需要不总是和经济需要重叠的。所以几年以后，官员的考绩就以引进外资作为唯一的考量。到现在外资已经全面控制除了吃不死人的保健品以外的各行各业，中国人民又回到了做牛做马，在血汗工厂里打工的命运。中国的民族企业，日益往山寨退守。象云南这种地方，是搞经济开发完全不占优势的地方，也大搞引进外资。结果引进来的外资把原始森林大片砍完，种植以桉树为主的速生林。树要速生，就要吸收大量的养料。桉树被人称之为抽水机，这样大面积开发的结果，是把地下水都抽干了。结果云南去年到今年旱了9个月，有的地方一年没有下过一滴雨。
    最近几年，官员的政绩指标改成GDP了，成为更荒唐的一件事情。家里一个锅，用上三十年，是不会产生GDP的，但是把锅砸烂了做成铁锭，然后再做出一个锅来，就创造了一个锅的GDP。所以演变到盖好不到十年的商品房就要被拆掉再来盖一次。以政领经演变成看上去很好看的GDP，敲锣打鼓非常热闹，转完一圈，回到原点，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做。早期的拆迁，是在另外一个地方造好安置房，然后把拆迁户搬过去，并给与相应的面积补偿。地方腾出来以后，卖给外资，在这里盖商厦，盖酒店，搞开发区，形成新的经济体，在本地招员工。这样的拆迁，招来了资本，收了钱，改善了人民生活，增加了就业机会，做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的拆迁全部变了，只是给被拆户一定的补偿，把老百姓变成买房的刚需，让大家去买商品房。政府已经变成一个盈利的机构，它赚取的利润就是拆迁费和卖给开发商的差价。这样的GDP，就是由居民的动迁费加上银行的新增贷款创造出来的。现在中国的GDP虽然增加到35万亿，银行贷款余额飞增到78万亿。这样的发展，不会产生新的就业，明年的GDP，就是要拆另外一批人，形成新的刚需。
    通过对新拆迁和旧拆迁的对比，中国模式其实已经走上了歧路，或者说走上了政府主导经济所不得不走上的歧路。本来的政治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的经济建设是为政治服务的。政府成为一个经济体，它可以任意制定游戏规则，然后它是游戏里的一个成员，根据自己的利益合纵连横，今天国退民进，明天国进民退。这其中的贪污腐败，只是在游戏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一个缩影而已。现在居然发展到官员的灰色收入5.4万亿，超过政府财政总收入的3.6万亿元了。这种时候出来的经济刺激政策，已经不再是为了民生和经济，而是成为官员中饱私囊的一个新手段和机遇而已。
    政府是一个不产生GDP的部门，它的日常运营（不包括投资这一块），盖个图章，做个统计，开个会等等，不产生一分钱的GDP。然而，这样一个硕大无比的不产生GDP的部门，每年要挤占GDP的一大部分供其花销，难怪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越来越低了。政府的三公消费，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9000亿了，同时社保却亏空了1万3000亿。这之后，政府三公消费的数目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机密，再也没人知道了。知道的也没有人敢说了。不但如此，中国的行政费用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26%，远远超过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是真正的超英赶美了。周天勇统计出来的靠在政府财政身上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数量达7000万人。在经济体中这样一个肥头大耳，花钱如流水的不产生GDP的部门，它的日常花销和官员的灰色收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说到底，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员以开盘价从开发商那里拿的每一套房，开发商都要把成本转嫁给老百姓。官员去天上人间的每一次消费，企业都要分摊入成本加到价格里。而政府开销部分则是直接通过征税的方式把钱收上来。征税的方式有以下这些，
1。企业税负。中国企业税负仅次于法国排在全球第二。这种样子，创造GDP的劳动者还没有见到钱，已经被国家收走了。
2。各种罚款。周天勇作了一个研究，在中国，非税收入（罚款）越高的地方，私营企业就越少，城镇就业率就越低。
3。土地转让费。谢国忠对这点有着最为精辟的评论，土地转让费就是加在中产阶级头上的一道税。
4。汽车牌照费，过桥费等各种费用。不要忘记，这些所谓费的东西，其实就是税收的一种而已。
5。央行的货币发行。央行在每收进一个美金，就发了那么多的人民币，发出来的钱是交到政府手里了。那么多的人民币进入市场，就产生通货膨胀了，等于经济体中产生GDP的部门分配到的收入降低了，同时政府分配到了一部分收入。
    这样的一个分配方式，造就了一个富有的国家，和富裕的官僚阶级，和寄望于资产增值的贫穷的人民。
    秦晓先生认为，“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 而不是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很多经济学家，包括国家政策制定人，都以为中国目前的要务，是增加居民消费在GDP之中的比重。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居民消费低，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特性，直通中国模式的根髓，是不可能增加的。中国模式的根髓是，居民在生产出GDP以后，一部分收入留给自己，一大部分收入上交给国家，由国家花销（或者是消费，或者是投资）。 当国家是为民投资的时候，会加速技术更新，增加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居民未来的收入。当国家用于自己消费的时候，居民的收入就会越来越低。中国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连降22年，财经郎眼58期说中国工资占GDP比重为8%，排在非洲之后倒数第一。其实就是中国模式的直接反映。
    在这种情况下，秦晓先生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扭曲资源配置 有悖市场化改革目标。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客观和中肯的分析。
    首先，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和角色来看，中国政府已经远远超过了“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或“发展主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主要表现 为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和汇率、利率的管制，中国政府除了上述方面，还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如土地、矿产等，参与市场竞争(国企)，并通过行政审批干预经济活 动。
    中国模式的关键力量，就是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的参与者，又是分配的主导者和得益者。政府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何种最优方案能够将自身的利润分配最大化，不再是考虑如何进行按劳分配。造成现在群魔乱舞，而经济运行却越来越失控的情况。比如现在“让公务员加工资，带动企业等社会阶层向政府部门看齐”，就已经是这种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赤裸裸的体现。企业部门加工资，是从企业的利润中来。公务员加工资，直接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企业的利润下降了，怎么给员工加工资。如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尚且知道公务员减薪，与百姓“共苦”。中国已经变成了公务员说“我们先富起来，你们如果跟得上，慢慢跟上来吧”。
在这样一种扭曲的分配模式下，秦晓认识到，
    我不赞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放任观点和制度，但中国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经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的某种程度的替代。
    而茅于轼，张维迎之流，只知道“市场是有效的，人民是理智的”，大肆鼓吹只要放开市场，什么都解决了，人民就幸福了。殊不知在政府是市场规则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的情况下，不论怎么放开，只是正当化政府的夺利行为，会把十一亿人的财富向几百万人手里集中。如现在的银行上市和交易，名义上是市场决定价格，实际上是国家控制的银行里，利润由国家分配，搞到银行把钱花光，中国发生信用紧缩以后，亏损由社会承当，从社会抽血来填银行的洞。当各行各业都疾病缠身，面临严重问题的时候，国家的财政收入居然能增长30%，官员的灰色收入增长得比GDP还要快。现在的中国模式，已经走在以国家利益为中心，通过舆论工具和经济学家们用民族主义和资产泡沫把民众维持在亢奋状态，以为中国现在已经超英赶美了，来掩盖人民实际福利和收入下降，国家和百姓争利的事实。
    中国模式通过天量的新增贷款来维持GDP高速增长的需要，只会让人想起一句江湖老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