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里来了个中国人

黑眼睛1989

从10月1号开始，我到DIPF研究所报到，开始了正式的博士学习。传统的德国博士和其他国家稍有不同，属于工作范畴。也就是说，如果你找到一个教授作导师，他会给你发工资，或者帮助你找到一个奖学金资助。如果你的论文通过了，之前你只要在教授所在的大学注册够2个学期就够了（至少法兰克福大学的教育学院是这样），然后就可以拿学位。博士没有上课的义务，但如果你愿意去上课也可以。在德国上大学的人（Universität）的人并不多，约占同年龄层人数的30%左右，因为大学主要以理论导向，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去接受职业教育或上以应用为主的高等专科学校(Fachhochschule)了。正因为大学以理论导向，所以教授的要求非常严格。阿登纳基金会的这帮中国同学，好像还没有3年就能把博士读下来的。总之，想混个博士，可没那么简单。

德国还存在一种大学之外的研究所，是研究界的主力军。比如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莱布尼茨学会…研究所。这些研究所是独立的实体研究机构，跟我国大学之内成立的虚体研究机构完全不同。但研究所的老板们基本上都是各个大学的教授。
四层小楼的研究所建筑：


德国的教授，特别是C4级别的教授，地位是非常高的。他们掌控着大部分的经费资源，很多时候扮演的是项目召集人的角色。比如我的导师之一，在乌伯塔尔大学拥有教席，但他现在在DIPF工作；另一个导师，在法兰克福大学拥有教席，他现在在DIPF工作，同时也在大学上课。这两个导师手下分别有大约有30个博士生或博后，负责德国教育研究界非常知名的PISA项目和德国教育报告项目，两个项目的共同特点是，全是数据指标之类的实证研究。
研究所的名字：


德国的博士毕业后，如果想从事学术职业的，一般就去大学或研究所。在大学里要当上教授很难，除了你的博士论文外，你还得再写一部Habilitation论文，及教授资格论文，这个要求极高的原创性。即使你把这个拿下了，老教授不退休没位置，你也没机会当教授；即使有位置，还有一堆人在跟你竞争。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当不上教授的情况。在大学或研究所里工作的博士，我们中国人一般都称为博后；但这里的博后一般年纪都很大，比如我办公室的同事就已经40岁了。因为他们的物质待遇与教授相差并不太大，所以即使没有教授的头衔，他们也能安心做研究。只是博后的工作不是很稳定，合同一般都是有固定期限的，所以不努力的博后也会面临失业的危险。总体上来说，这些人的研究水平要超过国内的很多教授，至少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都是科班训练出身的。如果我有什么具体的研究方法问题，直接找他们就能解决。
研究所的办公环境很好，我和一位博后共享一个办公室：
至于硕士毕业的人，如果想从事学术职业，博士头衔是必须的。所以有的硕士一边为导师做项目，一边做博士论文。这个博士毕业的时间就有可能拖到五年甚至六年。但因为你为导师做项目，导师肯定会给你发工资，所以你并不用担心经济来源问题。
我办公室的窗外。
研究所的楼层，每天这些人都差不多朝九晚五，十分敬业。我对面的同事，除了午休是跟我说说话，剩下的时间都在琢磨他的模型。

这一层的工作人员。一般前面没有Dr.头衔的，就是博士生或者是行政工作人员；有Dr.头衔的，就是博后。

每层楼还有个厨房，以及大量打印复印的地方。


看到这些台阶，想到从事学术职业的不易。


我目前是在这里做博士的唯一的外国人，也是研究所近200人里唯一的中国人。所以工作语言得是德语。只是这里的人至少在说话时根本没把我当成外国人，语速该多快就有多快，有时也挺累人。这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我的研究计划还没有形成。这周去柏林开会时，当着那么多德国人的面，花了近半个小时说了一大通问题，最后大家一致认为题目太大，得把具体研究问题的形成作为重中之重。老实说，挺丢脸的。

窗外的电视塔。


由于我是新来的，又是个中国人，所以刚开始时不断的有同事过来跟我打招呼，我现在总算把他们的名字记住了。感觉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很局限。办公室的同事问我各种关于中国的故事：比如吃狗，吃猫，计划生育，物价，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宗教等等。老实说，对于吃狗肉我还能从学理和历史上来解释一番，但吃猫肉我就无法解释了。

窗外法兰克福的天际线，秋色宜人。


总之，因为我是新来的，大家很照顾我。现在我每周还去上研究方法课，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得把研究计划给写好了，要不然每个月的组会就没法面对。因为研究所在柏林还有分部，所以每个月我们都要开一次视频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