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的性观念最先进最开放

黑眼睛1989

九万里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标题，会让多少人发出讥讽的嘲笑、不屑的冷笑。
    他们之所以这样，不用说，我也知道，因为在他们脑海里，马上想到的，只会是从前那个红色年代中种种抹杀人性、践踏人性的残酷荒诞场景。
    对此我只想说，不要把那种种极左的、极端的观念和境遇之下发生的所有罪恶、错误、虚伪、荒谬的东西，都说成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本意。
    正如我们不能把今日社会中卖淫嫖娼、包二奶吸毒、制假贩假走私贩卖人口这种种丑恶行径也说成是当今政府的故意。

    这些人的嘲笑和冷笑，跟160年前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视为淫乱下流思想的自认为高尚正派的西方保守反动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的咒骂相比，我更为今天这些人感到悲哀！因为那些贵族老爷的咒骂起码说明他们是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对于爱情家庭婚姻男女关系持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他们咒骂，只是因为他们必然不能理解也不能容忍马克思这些超前的革命的先进的理念，但是，他们起码是了解的。而今天这些发出嘲笑和冷笑的人们，他们甚至不了解马克思相关的理论和立场观点。而他们所处的，却是一个共产党人领导的国家，他们对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和立场观点本应是最了解并且是理解和实践的最好的。



    以前人们说中国的“文盲”多。
    后来人们说中国的“网盲”多。
    我说，中国最多的一直是“性盲”。
    中国陈腐吃人的封建礼教、传统观念对人肉体的漠视、对人灵魂的禁锢，导致中国性文化阴暗扭曲的历史，自不必说。
    新中国建立初期，共产党人面对国家一穷二白的局面，必然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改造制度、建立外交、抵御外敌、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顿国民等主要问题和尖锐矛盾上，在这悲壮宏大又可歌可泣的几十年的大发展大建设的年月中，因为还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研究、改造、建设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体系，对国民个人在文化、思想、情感需求方面的教育引导改造还不够重视，这也导致，在那样一个必然要以国家的建设、集体的利益、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为重点的时期，无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观念还不够彻底，头脑中错误顽固的封建意识还远没有被消除清理干净的党员、干部、民众在家庭婚姻男女关系性文化性教育方面表现出了种种极左的、极端的罪恶错误荒诞，也是一种必然。
    一个人做事，只能是有先有后、有轻有重。
    一个国家的发展建设，也同样如此。
    没有建国初期那一代党员、干部、群众付出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努力，没有他们那一代人通过几次针对欧美西方、针对苏联等霸权国家的战争打出的中国人的威风，没有他们那一代人在那个打压共产主义势力、制裁限制中国的形势异常残酷的国际环境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建设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骨气和能力，没有他们那一代人为中国在世界确立起的大国强国的风范和地位，就没有我们今天可以和平安宁的进行国家建设的形势和局面，就没有我们今天部分有钱有闲的人们可以坐下来安心思考中国的性文化性教育性观念问题的条件和机会。
    这一点，在我们今天回顾新中国性文化的建设发展历史时，是绝对不应该忘记的。



    短暂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关于性，大多数国人今日传承的还都是那些传统的封建的陈腐荒谬的旧观念。
    今天，当中国部分有钱有闲有文化、观念比较开放的人们开始思考性、想要享受性的时候，他们最多就是把西方那些虽然在某些方面比我们中国开放、先进，但是也未必真的正确、真的先进的西方人的性文化性观念性教育内容当宝贝拿来学拿来用拿来宣传。
    其实，新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性观念，绝不可能是对中国陈腐荒谬的传统封建的性文化性观念的继承，也不可能是对欧美西方虚伪功利的性文化性观念的效仿，共产党人应该有自己更先进更开放的性观念，新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性观念也许必然会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继承某些精华，也许必然会从现代西方关于性的文化、理念中效仿某些先进，但是，新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性观念，又一定是不同于这两者的。
    同样的道理，真正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建设模式，也一定是不同于中国封建专制和殖民时期的经济发展建设模式的，也不会简单等同于欧美西方经济发展建设的模式，只能是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建设模式。



    其实，共产党人，本身就有自己关于性的理论、观念、立场和标准。
    或许很多人已经忘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在西方传播的最初，就被那些自认为高尚纯洁正派的西方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骂做是淫秽下流肮脏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最初在中国传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时，也被那些保守反动人士骂做是“共产共妻”的下流思想。
    很多关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理论观念，虽然也会遭到反对者的咒骂，但是，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这样，被骂做是“下流淫秽”思想的，却并不多见。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对社会、政治、经济进行了最充分最详尽的研究之后，对人、对人性、对人种种最基本最通俗甚至最让那些正经正派的人们觉得最不可启齿的性关系、性的需求，也做了最认真最科学最深刻最理性的思考和研究，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和观点。
    而马克思关于家庭婚姻男女关系的种种论述，又是最先进最彻底最真实最富有远见和革命性的，马克思先进、彻底的让那些在当时自以为最先进最革命的资产阶级老爷们，都难以接受、无法容忍了，于是他们才会向马克思发出那些气急败坏的情绪化的咒骂。
    今天很多中国人以为，马克思理论只是关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革命的理论，其实，关于人、关于人性、关于家庭婚姻情感男女关系这些被很多人认为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马克思都有着自己最先进最彻底最革命的思考、论述和观点。
   
    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文章中，对家庭婚姻男女关系这类问题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尖锐的剖析、理性的思考、独到的论述。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性关系”这个最让我们今天很多“正经正派”的共产党人最不愿意启齿的词汇，一共出现了四十五次。
    马克思认为，家庭，是私有制的最后一个堡垒，人类要消灭私有制，最终就要消灭家庭，男女最终要走向自由交往的状态。



    以下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相关论述。



    其次，巴霍芬坚决地断定，从他所说的“淫游婚”或“污泥生殖”向个体婚制的过渡，主要是由妇女所完成，这是绝对正确的。古代遗传下来的两性间的关系，越是随着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从而随着古代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失去森林原始生活的素朴性质，就必然越使妇女感到屈辱和压抑；妇女也就必然越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贞操的权利，取得暂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这个进步决不可能由男子首创，这至少是因为男子从来不会想到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放弃事实上的群婚的便利。只有在由妇女实现了向对偶婚的过渡以后，男子才能实行严格的专偶制——自然，这种专偶制只是对妇女而言的。

    对这一点，马克思补充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

    这种家庭形式表示着从对偶婚向专偶婚的过渡。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①］

    正是奴隶制与专偶制的并存，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年轻美貌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专偶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专偶制。这种性质它到现在还保存着。

    根据我们对古代最文明、最发达的民族所能作的考察，专偶制的起源就是如此。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可见，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

    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就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质。


    旧时性关系的相对自由，决没有随着对偶婚或者甚至个体婚的胜利而消失。

    “旧的婚姻制度，虽然由于普那路亚集团的逐渐消亡而缩小到更加狭小的范围内，但仍然围绕着正在向前发展的家庭，并且伴随着它直到文明时代的最初期……这种旧制度最后终于消失在新型的淫游制中，这种新型的淫游制伴随着人类直到进入文明时代，就像一个阴影笼罩在家庭上面。”［①］

    摩尔根所说的淫游制，是指与个体婚制并存的男子和未婚妇女在婚姻之外发生的性关系，这种性关系，大家知道，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盛行于整个文明时代，而且日益变为公开的卖淫了。［②］这种淫游制直接起源于群婚制，起源于妇女为赎买贞操权利而作的献身牺牲。为金钱而献身，最初是一种宗教行为，它是在爱神庙举行的，所得的钱最初都归于神庙的财库。亚美尼亚的阿娜伊蒂斯庙、科林斯的阿芙罗狄蒂庙的庙奴44，以及印度神庙中的宗教舞女，即所谓Bajaderen(葡萄牙语bailadeira——舞女一词的讹误)，都是最初的娼妓。这种献身起初是每个妇女的义务，后来便只由这些女尼代替其他所有妇女来实行了。在其他一些民族中，这种淫游制起源于允许姑娘们在结婚前有性的自由，因此也是群婚制的残余，只不过这种残余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传到今天的。随着财产差别的产生，亦即早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与奴隶劳动并存就零散地出现了雇佣劳动，同时，作为它的必然补充，也出现了与女奴隶的强制献身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由此可见，群婚制传给文明时代的遗产是两重的，正如文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两重的、口不应心的、分裂为二的、对立的一样：一方面是专偶制，另方面则是淫游制以及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卖淫。淫游制和社会的任何其他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的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淫游制，在口头上是受到诅咒的。但是实际上，这种诅咒决不是针对着参与此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剥夺权利，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的无条件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但是，在专偶制内部第二种对立也因此而发展起来了。同靠淫游制来使自己的生活更美好的丈夫并存的还有一个被冷落的妻子。［①］正如吃了半个苹果以后就再不能有一个整苹果一样，没有对立的另一面，就不可能有对立的这一面。尽管如此，男子的想法似乎仍然不是这样，直到他们的妻子教训了他们，使他们醒悟为止。随着个体婚制，出现了两种经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经常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男子获得了对妇女的胜利，但是桂冠是由失败者宽宏大量地给胜利者加上的。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为与个体婚制和淫游制并行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的制度了。子女是否确凿无疑地出自父亲，像从前一样，至多只能依据道德的信念；所以，为了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拿破仑法典》第312条规定：
     “L′enfant　concu　pendant　le　mariage　a　pour　pèrele　mari”——凡在结婚以后怀胎的婴儿，以丈夫为父。
    这便是个体婚制3000年的最后结果。
    这样，在个体家庭中，在仍然忠实于它的历史起源和使得由于丈夫的独占统治而出现的男女之间的冲突明白显露出来的场合，我们就看到了自文明时代开始分裂为阶级的社会在其中运动着、但是既不能解决又不能克服的那些对立和矛盾的一幅缩图。

    在今日的资产阶级中间，缔结婚姻有两种方式。在天主教国家中，父母照旧为年轻的资产阶级儿子选择适当的妻子，其结果自然是专偶制所固有的矛盾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丈夫方面是大肆实行淫游婚，妻子方面是大肆通奸。天主教会禁止离婚，恐怕也只是因为它确信对付通奸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治的。相反，在新教国家中，通例是允许资产阶级的儿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从本阶级选择妻子；因此，一定程度的爱可能成为结婚的基础，而且，为了体面，也始终以此为前提，这一点符合新教伪善的精神。在这里，丈夫实行淫游婚并不那么厉害，而妻子的通奸也比较不那么常见。不过，在任何婚姻形式下，人们结婚后和结婚前仍然是同样的人，而新教国家的资产者又大多是些庸人，所以，这种新教的专偶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场合来看，也只不过是导致被叫作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婚姻共同体罢了。小说就是这两种缔结婚姻的方法的最好的镜子：法国的小说是天主教婚姻的镜子；德国的［①］小说是新教婚姻的镜子。在两种场合，“他都有所得”；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两者之中究竟谁的处境更坏，不是常常都可以弄清楚的。因此，德国小说的枯燥之于法国资产者，正如法国小说的“不道德”之于德国的庸人一样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可是，最近，自从“柏林成为世界都市”以来，德国小说也开始不那么胆怯地描写当地早就为人所知的淫游和通奸了。

    但是，在这两种场合，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②］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所以，傅立叶的一句话，可适用于一切权衡利害的婚姻，他说：
     “正如在文法上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道德上两个卖淫则算作一个美德。”47


    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成为而且也才可能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不过，在这里，古典的专偶制的全部基础也就除去了。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专偶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推动力了。况且，在这里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维护男子统治的资产阶级法律，只是为了有产者和为了他们同无产者的相互关系而存在的；它是要钱的，而因为工人贫穷的缘故，它对于工人同他的妻子的关系就没有效力了。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完全是另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此外，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从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专偶制出现以来就蔓延开来的对妻子的野蛮粗暴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这样一来，无产者的家庭，甚至在双方都保持最热烈的爱情和最牢固的忠实的情况下，也不管有可能得到什么宗教的和世俗的祝福，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偶制的家庭了。所以，专偶制的经常伴侣——淫游和通奸，在这里只有极其微小的作用；妻子事实上重新取得了离婚的权利，当双方不能和睦相处时，他们就宁愿分离。一句话，无产者的婚姻之为专偶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①］诚然，我们的法学家认为，立法的进步使妇女越来越失去申诉不平的任何根据。现代各文明国家的法律体系越来越承认，第一，为了使婚姻有效，它必须是一种双方自愿缔结的契约；第二，在结婚同居期间，双方在相互关系上必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如果这两种要求都能彻底实现，那么妇女就有了她们所能希望的一切了。

    这种纯法律的论据，同激进的共和派资产者用来击退和安抚无产者的论据完全一样。劳动契约据说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而只要法律在字面上规定双方平等，这个契约就算是自愿缔结。至于不同的阶级地位给予一方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实际的经济地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在劳动契约有效期间，只要此方或彼方没有明白表示放弃，双方仍然被认为是权利平等的。至于经济地位迫使工人甚至把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平等权利也放弃掉，这又是与法律无关。


    在婚姻问题上，即使是最进步的法律，只要当事人让人把他们出于自愿一事正式记录在案，也就十分满足了。至于法律幕后的现实生活发生了什么事，这种自愿是怎样造成的，关于这些，法律和法学家都可以置之不问。但是，最简单的法制比较，在这里也会向法学家们表明，这种自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法律保证子女继承父母财产的应得部分，因而不能剥夺他们继承权的各国，——在德国，在采用法国法制的各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中——子女的婚事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在采用英国法制的各国，法律并不要求结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在这些国家，父母对自己的财产也有完全的遗赠自由，他们可以任意剥夺子女的继承权。很明显，尽管如此，甚至正因为如此，在英国和美国，在有财产可继承的阶级中间，结婚的自由在事实上丝毫也不比在法国和德国更多些。


    男女婚后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情况也不见得更好些。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在包括许多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的古代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委托妇女料理的家务，正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务的义务，那么她们就仍然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事业而有独立的收入，那么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不论在工厂里，或是在一切行业直到医务和律师界，妇女的地位都是这样的。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挣钱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据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不过，在工业领域内，只有在资本家阶级的一切法定的特权被废除，而两个阶级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权利确立以后，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的独特性质，才会最明白地显露出来；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同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

    这样，我们便有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专偶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
    以上全部论述证明，在这种顺序中所表现的进步，其特征就在于，妇女越来越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的确，群婚对于男子到今天事实上仍然存在着。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但是，自古就有的淫游制现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变化越大，越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越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越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而且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象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所以，举例来说，长期的未婚夫状态，十中有九都是婚后不忠实的真正的预备学校。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专偶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正像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经济基础一样，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专偶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也就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专偶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专偶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专偶制根本不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但是，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至少将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既然专偶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那么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

    可以不无理由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那时它才能完全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专偶制不仅不会灭亡，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
    这样一来，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因此，对于“后果”的担心也就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那么，会不会由于这个原因，就足以逐渐产生更随便的性关系，从而也逐渐产生对处女的荣誉和女性的羞耻都更加马虎的社会舆论呢？最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专偶制和卖淫虽然是对立物，却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极吗？能叫卖淫消失而不叫专偶制与它同归于尽吗？
    在这里，一个在专偶制发展的时候最多只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因素——个人的性爱，开始发生作用了。

    但是，专偶制完全肯定地将要失掉的东西就是，它因起源于财产关系而被烙上的全部特征，这些特征就是：第一，男子的统治，第二，婚姻的不可解除性。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婚姻的不可解除性，部分地是专偶制所赖以产生的经济状况的结果，部分地是这种经济状况和专偶制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并且被宗教加以夸大的那个时代留下的传统。这种不可解除性现在就已经遭到千万次的破坏了。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只是要使人们免于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潭才好。



    以下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相关论述。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你们是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很多人总是以为，西方这个性观念最时髦，欧美那个性解放最先进，其实，这个世界上，到目前为止，真正最时髦最先进最彻底的，关于家庭婚姻男女关系的理念，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

    今天很多人喜欢钻进性的牛角尖儿里面去就事论事的思考性、研究性，想要找到性文化性观念正确的出路和方向。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人以及人的一切，只有放在社会整体发展进步的大背景之下去思考去研究，才能够看的清楚、想的明白。对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规律都不了解的人，是搞不清楚家庭婚姻男女关系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的，是不会真正明白性文化性观念正确的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