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如何从奴隶变成自由人？

黑眼睛1989

----读冉云飞《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

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与失误，却没有获取应有的教训。在同一个地方不断地跌倒，成了一种最值得自豪的“中国特色”。有的错误是可以弥补的，比如经济政策；有的错误却正在并将长期地成为中国发展的巨大障碍，比如教育政策。钱理群教授曾经指出，这些年来中国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教育方向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虽然短期内看不出来，但越是一时看不出来，积累下来的矛盾就会越多，隐藏着的恶果也就越大——沉沦的教育扭曲和戕害的是一代代人的心灵，教育炮制和生产的是一代代的“残次品”。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本身已经危机重重，但无论是教育界当中的人士还是圈外人，都采取鸵鸟政策、避而不谈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放弃“社会良心”的角色、放弃现实批判的使命，心安理得地以官府御用的“专家”自居。即使许多身居高校、从事教育工作的教授，也对当下学生灵魂的成长漠不关心，而是将“老师”这一职业当作饭碗。在他们心目中，职称和课题的地位，远比课堂重要。他们不仅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能，而且连普通“公民”的职责都没有尽到。在此时代背景下，当我读到冉云飞的力作《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的时候，仿佛是听到了如卡夫卡所说的“斧子砸开冰面时凛冽的声音”。这种声音在国人的著作中已经久违了。
冉云飞身上有川人和少数民族（土家族）特有的“匪气”，但他却比那些道貌岸然的文人更接近知识分子，而且他是一位有学识、有良知也有担当的“公共知识分子”。与冉云飞同住一个院子、与之有深交的老诗人流沙河幽默地形容冉云飞说：“（他）是一粒金刚钻，从川东酉阳的深山里蹦跳起来，又被过境的龙卷风旋转成一只陀罗。要钻透的不是瓷器，而是中国。转速高，指向稳。吱吱响，冒火花。我正好在现场，被他惊呆了，低声叫喊：“快来看啊，金刚陀罗钻！”在现实生活中，冉云飞常常“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但在书桌上写作的时候，却“临文以静”，即便作“怒目金刚”状，也谨守他所推崇的胡适的教导——“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他不虚骄，不张狂，不夸饰，不自以为真理在握，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
冉云飞从未将写作和研究当作仕途的敲门砖或套取个人名声的捷径，他认为，“说出真相”和“批评政府”不单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更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他将自己比作一颗顽石：“我也想做一块价值连城的寿山石、青田石之类的，无奈别人不让我做，我就只好臭而且硬起来。别人想剥夺我的利益，我也不会让他很舒坦；别人卡住我的喉咙，我就要大喊；别人愚弄我，灌输迷魂汤，我偏要来颗‘常识丸’。”他说：“这个社会没人批评不行啊！大家都不批评，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更加没有道义了。”他承认，他最大的兴趣还是做研究，特别是学术方面的，过平静的书斋生活。“但是你感觉到知识分子集体沉默过后，你就觉得受不了……”这就是他为何花费多年的时间和精力来撰写《沉疴》一书的原因所在。
《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是冉云飞多年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心得的结晶。该书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展示中国当前教育的现状，从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从大学教育到师范教育、成人教育，从宏观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方针到微观的师资力量、教材编写、课程设置等，几乎“一网打尽”，但又重点突出、有条不紊。材料的丰富与立论的准确相得益彰。例如，作者在分析考试制度时，从“杀人的分数”入手，一直深入到中国人国民性中鲁迅先生所说的考试的“遗传症”上面，水到渠成地揭示出中国教育的病根在于“整人压制人、把人当奴才使唤”，可谓剥皮见骨、鞭辟入里。
第二条线索是纵向梳理中国的教育发展史，将病根追踪到中国漫长的专制时代。从儒学变成官学，到科举制度的日渐严密，再到文字狱的肆虐以及私学的式微，与之对应的是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的定型。作者论述说：“统治者通过权利话语，再借用儒家正统的思想，就使其残酷的统治合法化，这就是中国教育的最终的必然使命。”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后，教育更是成为统治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冉云飞指出：“奴才教育是中国教育的核心，传统教育是专制制度的帮凶。”这两句概括言简意赅，让人茅塞顿开。中国的教育不是指向人的自由与解放，而是将自然形态的人变成奴隶乃至奴才。这里，作者彰显真理的勇气和认知真理的识见同样让人敬佩。
第三条线索是横向对比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作者时时以西方教育的传统和现实为镜子来比照中国教育的传统和现实。这面“照妖镜”果然照出了中国教育的丑陋不堪。例如，在分析中西教育的文化哲学背景时，作者指出，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始终是人文主义教育占主流，而基督教更是注重教育，教会办学遵循圣经之教导，其目的是让人“因真理得自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教育则是以教化为要求，把人当作驯化工具。如果没有对西方的教育思想和精神传统的深刻领悟，是很难建立起这一参照系来的。
冉云飞有一个可爱的女儿。这是他撰写《沉疴》一书的第二个原因。他说：“我自己可以忍受这种糟糕教育侮辱，但不能忍受它继续奴役我的孩子，这便是我揭露教育弊端的原动力。”他虽然没有像郑渊洁那样完全是自己在家教育孩子，但他通常会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告诉孩子，并让孩子对比学校中所学，自己作出分析和判断。冉云飞认为，中国教育的弊端，一言以敝之，就是不把人当人看。在该书的《玩乐的权利与身心健康》一节中，他痛切地描述了中国少年儿童被剥夺起码的玩乐权利的悲惨境遇。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公约》郑重告示：玩耍是儿童的权力。然而，中国公布签署该公约多年之后，并没有几个家长和老师把它当作一回事。中小学生的正当玩乐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一个中学生把爱情流行歌曲《最爱你的人是我》作了如下的改编：“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起得最早的、睡得最晚的，是我是我还是我……”让人忍俊不禁，却又觉得无比辛酸。
本来，孩子应当在游戏中长大，通过游戏获得知识和身体上的训练，并且能够从中学会生活，形成健全的人格，也就是民国时代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说的具有“健康体魄、农人身手、科学头脑、艺术兴味、改造社会精神”的现代人。但是，枯燥的教材、繁复的内容、陈旧的教学法、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也缺乏基本的公民责任感和现代意识，只是掌握了某种技能的工具而已。冉云飞总结说：“不把人当作一个活物来看，不把人当作千差万别的个体来对待，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一个必须长期清算的顽疾。”读到这里，稍微有点良知的人，哪能不痛心疾首!
《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中讲述的不过是一些“常识”。然而，在中国这些常识长期受到了遮蔽和掩盖。申明这些常识，其意义甚至比发明一种新的教育方法还要重要。冉云飞说，他写作这本书是站在一个“公民”的立场上，这种表态让人非常感动。他在书中指出：“应从小给学生进行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尊重创造，发展潜力，尊重其权利，知晓其责任的公民教育。”但是，当下的所谓“德育”教育，充斥着假、大、空、死的知识，高不可攀的榜样、不着边际的好人好事，已经与当今大力推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思想资源严重冲突。只有变“德育”教育、“主义”教育为“公民”教育，才可能培养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一代国民来。而公民教育应当贯彻这样的一个原则：尊重个人的发展与自由，尊重个人的人身权利等方面的权利不受侵犯。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就提出，教育者“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要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陶行知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是现代的国家，如果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那么它的教育，便不能不顺应着时代和世界的教育趋势，而伴随着竞进。”好的教育，才能让人从奴隶变成自由人，变成公民。于是，冉云飞首先从自己做起，做一个好公民，并愿意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冉云飞为病入膏肓的中国教育体制开出的药方中，没有任何昂贵珍奇的药材，全是寻常可见之物。他说，没有理想的教育制度，但可以努力实现比较好的教育制度，“在中国，如果能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教育中立即党退出教育，二是教育自由，三是把人当人看，那么中国离比较好的教育就不远了。”
后记：
二零一零年八月八日，《南方都市报》的副刊发表了《“书匪”冉云飞：以酒佐书，坐看云飞》一文，这篇专访的作者余少镭以这样一段玩笑话开场：——我用开玩笑的语气，问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假如哪天你失去自由，只允许你带三本书进去，你会带哪三本？”他略为沉吟，说首先会带一本字典，第二是一本没读过的（当然必须是分量比较重的），第三就是一本经典，可以反复翻阅，“这样不会让你觉得寂寞”。没有想到，一语成谶，四个多月后，冉云飞果然失去了自由，而且连三本书都不能随身携带。想到大病初愈、行动不便的冉云飞在囚牢中的苦楚，我的内心无比沉痛。遂翻出十二年前为其《沉疴》一书撰写的题为《山坳上的中国教育》书评，仔细修订，篇幅扩展一倍，将题目改为《从奴隶变成自由人》，并重新发表。愿冉云飞早日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