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要对中国知识分子再改造？

黑眼睛1989

高小明个人博客

2011-02-26 11:28

2011年2月21日，隶属人民日报社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题为《配合社会治理，知识份子应带头》。该社评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知识份子群体，口气中，充满抱怨、批评、劝导、警告等混杂意味。文中说：“有一种观点称，知识份子的天职就是‘批评’，这种看法至少是片面的，有时还会成为一些人不负责任的托辞。”

然而，批评和监督政府，从来就是知识份子的天职，也是知识份子良心的体现，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常识。这种“新观点”，企图颠覆常识，意在让知识份子放弃其天赋的批评与监督职责。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尚设立“谏议官”，尚主张“文死谏，武死战。”文官为进谏，说真话，不惜撞死阶下，被视为国士，有国风。当今社会，如果连古代封建王朝的气量都不如，又谈何《环球时报》社评所称的“发展”、“进步”、“前行”？！

用“片面”和“不负责任”等字眼，来否定知识份子批评的主体精神、及其促进社会进步的主流价值。反射的，恰恰是当政者的“片面”和“不负责任”。社评里，该报将知识份子的批评讥讽为：“通过某个激进的举动吸引一些眼球，博得某个圈子里的喝采”；“张扬分歧，用制造不和谐哗众取宠，彰显自己的存在”；甚至是“热衷于带头挑战社会秩序，以不配合国家稳定为荣。” 且不说这类描绘，本身就暴露出武断和“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扭曲心态；即便把该文当成说教和劝谕，也太不真实，欠缺起码的诚意。现实中，诸如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难道不是“挑战社会秩序”？大规模官场腐败，大量向境外转移子女和资金，难道是“配合国家稳定”？一个糜烂流脓的权贵腐败集团，本身就是真正带头挑战社会秩序，破坏国家稳定和谐的主力，不以为耻，还居然振振有词。与其说是指责别人，不如说在自打耳光。

众所周知，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当今中国，知识份子不是批评太多，而是太少；具有奴性者太多，保持风骨和独立人格者太少。这是毛时代反覆整肃的“成果”。毛最怕知识份子，生怕其愚民政策被知识份子识破，宣布“知识越多越反动”，咒骂知识份子为“臭老九”，必欲除之而后快。毛发动无数回政治运动，都以知识份子为主要斗争对象，在“反右”和“文革”中，更达登峰造极，大量知识份子被关进牛棚、打入黑狱，或横遭迫害致死。

历经无数次大清洗、大恐怖，众多中国知识份子心惊胆颤。他们中轻则保持沉默，明哲保身；中则模棱两可，左右逢源，一切向钱看，有奶便是娘；重则阿谀权贵，甚至于充当御用文人，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份子，即兼具风骨、气节、独立人格与批评精神的知识份子，在中国，稀有到如此程度，犹嫌不足，还要强求知识份子群体“带头配合社会治理”？！就算知识份子群体“带头配合社会治理”是一种天职，但何谓“社会治理”？在文明国家，那是民众参与、乃至民众主导的社会建设，这就包括，民众了解信息、表达意见、参与投票，进而通过他们选举的民意代表或领导人，做出决策，并由民众监督实施。在任何时候，缺少民众参与，都谈不上“社会治理”，这也是常识。而中国大陆所谓的“社会治理”，其前提是：剥夺民众知情权和参与权，由既得利益集团说了算。这种 “社会治理”，不过就是权贵独裁与奴役人民的代名词。在这种现状下，强求知识份子“带头配合社会治理”，就是强求知识份子带头做奴才。这无疑是对中国知识份子群体的的精神阉割和人格迫害。

该社评重复“中国特殊性”的老调，言：“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也是各种社会问题的‘超级大国’。中国大城市一个街道办事处辖区的人口，有些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城市。”；“管理好这样的社会……其难度和复杂性却堪称当今世界之最。” 但常识是，国家大，正宜实行分治、自治。人口多，则亟需选举民意代表，议政参政从政，让不同群体的呼声，得到充分反映；让各阶层利益，得到充分保护。如此，才可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平衡与公正。比如一衣带水的日本，就人口密度和城市密度来说，远远超过中国大陆。为什么日本社会就管理得井井有条，政府象走马灯似的更迭，但国民意志和社会秩序并不因此混乱不堪。几乎同文同种同样东方文化，日本的社会治理“其难度和复杂性”从不“堪称当今世界之最”，到了中国就“堪称当今世界之最”了，到底是人民的问题还是统治者抑或制度的问题？这个问题，官方及其御用文人从不回答，也不敢回答。于是就很蛮横地用一句“民间有大量诉求得不到很快满足都是不可避免的”一推了之，宣称“中国注定要作为一个不完美的大国不断前行”了事。

社评抱怨治理中国的“难度和复杂性”，既然如此，管理者何不让贤？13亿人口，有的是安邦之俊杰、治世之能人。官方在小圈子里挑选官员，任人唯亲，不仅远离现代民主选举制度，就连古代科举制度都不如。古代科举制度，至少不问贫富、不问出身、唯才是举、唯贤是用。而今却是官二代、世袭制盛行！

该社评武断道：知识份子的批评“与中华民族21世纪的大目标背道而驰。”试问，什么是“中华民族21世纪的大目标”？是谁规定了这个“大目标”？既然连知识份子都不能发言探讨的“大目标”，普通民众更不能评头品足的“大目标”，有什么根据和理由说它是“中华民族21世纪的大目标”？这样的所谓“大目标”，只能是当权者的，而绝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说穿了，这个21世纪的大目标，充其量不过是权贵阶级以“经济发展”为名，垄断国家资源，洗劫国家资产，搜刮民脂民膏，然后转移国家和人民的资产，自利私肥罢了。官场，是所谓“红色贵族”的天下；商场，是所谓“红色资本家”的乐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骄奢淫逸，声色犬马，独霸天下！

社评称：“30多年的改革开放把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送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问题是，在清末，中国还是世界经济总量的第一，在1927年中国也是全球经济总量第三，第一，美国(3500亿)，第二，英国(1200亿)，第三，中国(600亿)，那时，日本第五 (532亿)；但日本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侵入东北！最后还发动全面侵华。所以，即使现在中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不能说明问题。即使现在中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超过了日本，但日本是如何评价的？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人均GDP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近年来的经济速扩张，是以牺牲环境和过度消耗能源为巨大代价，盲目崇拜GDP只会危害可持续发展，遗害子孙后代；中国大陆GDP数字造假严重，不可信。中国大陆，仍然是三流国家，全球排名在145位。而中国专家还指出，虽然中国GDP超日本，但人民生活质量却下降了，老百姓幸福指数并不高，广大低收入民众仍然不堪住房、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的重负。社评夸口道：“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大势已成，中国现在最需要再有几十年的时间，使这些宏图大略继续得以从容施展。”听上去“很美”，但这种“宏图大略”依旧是国富民穷，对人民又有什么意义？！这种权贵一流强而人民一流弱的社会，又如何能说服良知未泯的知识份子去“带头配合社会治理”？！

也许这篇社评倒不一定就是高层的意见，而是某个或几个脑残的御用文人的手笔。御用文人不仅误导民众，还经常误导高层决策者。比如，以 “中国崛起”为招牌，抵挡一切外部批评和内部异议，是权贵阶级御用文人的惯技。

他们的延伸发明，是将一切问题物质化。鼓吹只要能保持中国经济增长， “那些鼓吹西方政治体制的人就没话说了”，似乎是说只要中国经济增长，就有理由维持现行政治体制；只有中国经济出现问题，才能考虑“西方政治体制”；如此逻辑，匪夷所思。

而且权贵阶级御用文人不断偷换概念，非要把普世价值说成是“西方价值观”，借以挑动民族主义情绪，仿佛还有一种绝然不同的“东方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对立。这使人联想到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宣传的“亚洲价值观”：“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故而，要以“东亚共荣圈”取代“世界大同”。

还有御用文人竟然如此论辩：“一些西方人至今仍以为资本文明是‘永恒的太阳’，岂不知中国崛起正代表人类一种新文明的兴起。”大言不惭！殊不知，今日中国，如果称得上“崛起”，那恰恰是资本的“崛起”，借助外资的“崛起”，借助西方市场的“崛起”；意识形态上，奉行“一切向钱看”。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又何曾来不同于资本文明的“新文明”？！

他们还用“权贵文化”冒充“中国文化”，不管回击批评还是自我赞扬，都套用洋人金口，比如在自夸“中国模式”的时候，某御用文人一口气引用了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英国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有关中国的论断，声称 “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尤其引用汤因比遗作中的两句话：“中国文明对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文明走向有很重要的启示”； “中华文明将统一世界。”问题是，他自己都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汤因比心目中的“中国文明”或“中华文明”；因为去世于1975年的汤因比，绝对不会把诋毁中国文化、毁灭中华文明、砸烂孔家店的倒行逆施，定义为“中国文明”或“中华文明”。

长期以来，权贵阶级御用文人所作所为，不要说与西方文明势不两立，也与东方文明格格不入，更彻底背弃中华文明，数典忘祖。权贵阶级御用文人，进则为高层献计献策，误导国家；退则于社会上散布谬论，误导国人。如果仅仅是酒囊饭袋、行尸走肉，倒也罢了，只要于国于民无大碍；分明是阴险文痞，误国误民，损公肥私，实为国家公敌、世界公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