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理由

黑眼睛1989

拉登死了，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兔死狐悲，但这实际上都是谬误的。

人们走向极端，都有一条不平坦的路途，内心都遭受过极度的伤害，如果青年的时候没有接受足够的理性具备宽容的能力，那么受到空间控制的判断力难免让人们选择极端，而一旦走上极端的道路，有极端性格的人又会拼命维护极端之路，哪怕内心对自己的做法并不完全赞同，但外部的理由和内心的要求自我实现的力量将扭曲他的内心世界，能够达到的程度常常非常惊人。

比起在图书馆偶遭白眼的毛泽东所释放的恶毒，拉登的理由更为充分，拉登所维护的伊斯兰的生活方式，与《飘》中阿西礼所维护的生活方式，都有着传统群体的支持，而且从西方对于以色列问题的处理来看，拉登与萨义德都有着同样的愤怒，这与中国少数民族的愤怒也有很大的同质。我们需要在历史中观看，文明与先进的到来，并不总是随着正义伸张在开展，相反的是，先进社会叩开落后者大门的方式，是伴以劫掠、蔑视、甚至屠杀，所以文明与先进的到来对于伊斯兰、印第安、蒙藏回与近代中国而言，是伴随着仇恨的，对于中国内部的边疆，因为其实也没有文明的实质可言，也许除了仇恨，更别无其它。

这种不公对阿拉伯世界而言，在以色列问题的处理上就更加的彰显不公，那要比中共的暴力拆迁更加粗暴，涉及原住民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对于数量庞大的处于难民境地的怀有血仇的巴勒斯坦难民而言，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更加富有血性与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在那种境地之下用数十年培养出极端主义，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文明之内没有这样的冲突，对于人类文明与正义的最终实现，反而是不利的，因为那相当于把世界中国化了，届时处于先进地位的西方世界是否还能保有起码的谦卑自省，也十分值得怀疑。我不认为这样的冲突对于世界和美国完全不利，相反，这样的冲突对于世界的多元化的思维与理性沟通框架的形成，却十分有利。在911的惨痛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自奥斯陆协议开始的巴勒斯坦和平进程实际上是向前进步了，但是巴勒斯坦人有历史基础的愤怒，当然也不会如此轻易的平息，但这种对于现实政治的绝望反击，对于普世价值的推广却更为有利，否则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潮流也没有今日之花，拉登也不会变的越来越非主流。而极端主义只有在仇恨通过理性沟通框架化解多年之后，才会因为在理性思维群体中缺乏市场，而成为历史的记忆。

拉登这样的极端主义者，也许给西方重新评估自己那种现实主义政治，起了比较好的转化作用，当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文化传播是理想主义的，而非充满现实，落后国家的青年们可以不带痛苦与偏见的去接受现代文明的启蒙，去追求自己理性的幸福，而不至于被极权和极端主义者所利用成为专制与恐怖棋子。拉登们的存在，所归咎的不止是保守的势力，也要归咎与现实政治带来的种种不公，对此，从拉登的表述中也可以分析出来，起码我觉得他并非像共产主义愚民那样痛恨文明与一切富人，而是充满了痛苦与绝望。我想他已早知自己的宿命，他完成了人类文明所需要的冲突，他的是历史使命并非全然谬误，他对于家人不加入基地组织的安排，让我觉得他对世界的未来会怎样，也很清醒。当年爱尔兰共和军的领袖们，也值得我们反思，他们的极端，难道是全然没有理由的么？

我们可以对于西方哲学与文学非常赞赏，但不必美化鸦片战争，我们可以对于美国民主非常向往，但不代表华尔街与中共就不会同流合污，而且我个人认为，当年罗斯福根本就不希望有一个民主强大的中国，才会拖沓对于民国的支援，也许在心底蒋介石与罗斯福都心中自知。政客们的斗争十分惨烈，人们理想的领袖能爬上领导位子的概率十分鲜见，而对于国民的取悦能力又取决于国民的平均素质，所以往往是一个低素质的流氓会成为某个大国的领袖，这种痛苦并非意外，而是相当科学的逻辑与概率。所以通常国家之幸，不过是流氓，也终于具备了素质，而中国的未来，照此推论也将依然不幸。而美国之幸，是他们的革命领袖是有贵族和理性气质的自律者，200年前人类方有这样的幸运，而在今天刚刚成为潮流。

其实人类革命的领袖，也通常不乏极端，曾有何时，进步与理性也被黑暗的保守视为极端，但事实上开创理性进步与自律社会的被当时世人视为极端者，是心胸宽广而充满理智的，只有蒙昧者狭隘的视野，才可以产生真正的极端。拉登的宗教保守复古是蒙昧的，但是如果说他没有见识，毫无理由的残忍，那也对如此多的怀有这一观点的人不够公允，那其中也有流离失所与失去亲人的痛楚，巴勒斯坦难民营中的儿童，总要比华尔街那些坚守自盗者，更为无辜。拉登和基地组织的行为，一方面固然是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让他们只看到西方现实政治导致的罪恶，虽然这样的罪恶无论是威尔逊还是艾森豪威尔，都在现实情势中因为恶的存在不得不犯，但是这样的现实政治导致的罪恶是真实的，无数的小民被这样的现实政治所伤害，多年以后他们的后代仅仅因为饥馑就大批沦为娼妓，而奋勇抗战的中国人民，也被现实的美国政客，就那样的弃之如敝履，不能得欧洲援助之一毛，而在1940年前，这些政客们还不吝向日寇出售各类物资。在另一方面，极端的暴力是一种绝望的体现，在不对称的对立中，阿拉伯的声音与武力都不能让他们有适当的话语权，也不能实现阿拉伯立场的正义，而强迫的和平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显然是不平等的，这种缺乏平等感导致的挫折，总是人类偏激最好的催化剂，即便是充满理性的人如若设身处地，也很难一笑置之。要想化解这样极端的源头，必须要破除现实的功利主义政治，而在国际政治原则中坚守正义与公平，以及对于自由的支持，这也是目前国际政治发展的方向，这将随着全球的自由贸易一体化而加强。而接受现代知识的年轻人，将对黑暗的过去自发的反抗，这种自由之路也必须依靠人们的自我觉醒和对于现代民主价值观的树立而成立，也只有这样的转变，才可以夯实新社会的基础，让心怀叵测者不能使用胡乱许愿和分赃而将被收买的民众带回被奴役的道路之上。所以如在今日，希特勒与薄熙来都不太可能再度成功，但那样恶毒的人并不少见，他们必将破坏走向自由社会的自由市场，以此来控制民众，但是他们也必将逼迫追求自由者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民众是因为生存问题而起来反抗，那么这样的反抗就将不止是极端了。可悲的是，如果现实不是因为浅薄的物欲而变得事实上是如此简单而低俗，历史的痛苦本可轻易避免。

对于拉登和今后的极端主义者们，采取攻击平民，使用未成年人等方式都是不可取和罪恶的，这并不因足够的理由而免罪，例如军事与政府目标过于强大，会导致本就弱小的一方更难以承担损失，或者是唤起西方民众对伊斯兰世界的足够重视。实际上缺乏正义途径的表达，会让正义本身在政治上失败，就这点而言，做得最好的是杨佳，只有值得尊敬的行为，才可以让正义得到应有的呼应。而且极端主义者本身也并不可取，因为极端本身的所为也并没有将民众带入超出现实政治带来伤害的那个范围，而事实上更多的民众采取的反抗方式要理性的多。

但如中国这样的国家，也许会逼迫理性主义者也不得不采取阶段性的极端手段，所以我想我们缺乏深远思虑的知识分子们，对拉登也报以二元化的态度，也只有认真的理解刨析极端与罪恶的来源，才可以让善在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与恶共存。

中国那些欢呼拉登死亡的缺乏终极宽容的人们，在围着他们以为的民主的火圈跳舞的时候，不妨多些历史性的思考，在轻率的党同伐异的同时，更不妨汲取一些穆斯林的血性，不要再次的在面临那愚昧的灾害时，跪爬求生。如果那个时刻来临，我想，我们不极端的话，怎么还会存在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