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怪诞的意识形态——《论红社会》节选

黑眼睛1989

【引言】笔者自造了“红社会”一词，对如笔者这般年岁的中国人，应能心领神会，但于下一代或恐未必。社会以颜色名之，唯见“黑社会”一词。谓之“黑社会”，由其各种名头未得到官方封授，从事的活动多半与犯罪有关，让人联想到黑夜。自然受官方控制的社会就应是“白社会”，只为默认状态，故无此特称。“白社会”让人联想到阳光照耀下的白昼。然而笔者生存的社会既不黑也不白，称为“红社会”最为恰当。这个社会曾经被“红太阳”照耀几十年，至今依然是“红色政权”统治下的“红色江山”，正所谓“万里江山万里红”。人们痴迷红色，崇尚红色：唱红歌、读红宝书，要“红专”，不要“白专”，培养一颗红心，成为“红色接班人”……总而言之，一切皆红。红则昌，白则亡。在“红社会”，人们都戴着红色的滤镜看世界，因而一切物体都会失去本色，终至人也失去本性，遂有如癫如狂、如醉如痴之年代，有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之世态；遂毁百代文明如敝屣，构千秋冤狱于等闲；遂欢天喜地演旷古之悲剧，歌功颂德造绝世之惨象；拜魔鬼为圣人，视民命如草芥……笔者也曾经为红色而癫狂，虽未干出大事，但喊万岁、呼口号等事也颇为积极过。而且也因扮演“自来红”、“又红又专”等红色角色享受过不少优越感。然而，枉入“红尘”几十年来，经了些饥寒饱暖，受了些坑蒙拐骗，阅了些人间沧桑，见了些风云变幻。经过长期的历练及参悟，在老之将至之时颇觉看破“红尘”。产生顿悟后，如久病初愈、拨云见日般轻松、欣喜，然而回看滚滚“红尘”中，仍有无数人被“红尘”熏染，难免产生恻隐、不平之心。但是，“红尘”可看破，未必可道破，因为“红尘”中隐藏着一个“红社会”，恐怖程度并不逊色于“黑社会”！然而探索世界真相是人的本能，也是权利。主张正义，铲除邪恶，更是一切有良知者的天职。故笔者不讳疏浅愚陋，不避……，欣然开篇，遂有此文。若有助于我中华民族早日廓清“红尘”，平生之愿足矣。

第一章 畸形的意识
屈指算来，“红社会”已在这块土地上存在60多年了！60年可以让一个人从赤子变为花甲老人，所以今日凡是未至榨取“余热”的国人，皆土生土长在“红社会”，所谓“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者也。一出娘胎，就感受着“红色”的氛围，一上学就开始接受“红色”教育，唱“好”字红歌，喊“万岁”口号。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教育的内容也渐次“深奥”起来：由一般教条到系统理论。混的一个“铁饭碗”后，每周至少要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进行政治学习。为了保证教育的质量，国家设有庞大的组织机构：各级、各单位都有党的宣传部门，并掌握或控制着全部舆论工具，诸如报纸、电视、电台、出版、互联网等。“以吏为师”，大小行政官员“一岗两责”，既负责完成工作任务，又负责对属下的思想教化。大小学校里皆有专业政治教师，不同行业里有级别不等的党校，重点高校里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供养着一些“专家”、“教授”等角色。我国国民一生中，除了自己的影子以外，最忠实地跟随自己的，可能就是政治学习。红色思想要“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现在改说法了，叫“入耳、入心、入脑”）。

如此，国人的头脑被彻底改造，生出了一种亘古未有的、奇特的思维模式，为着表达它，浩瀚的中华词语中，又添加了一个新词：“意识形态”。

所谓“意识形态”，《词典》（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现代汉语词典》，以下同）的释义为：“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这个概念，牵扯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概念，并具有“阶级性”，本身带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所以，缺少这种“意识形态”，就不可能理解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掐头去尾后就是“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但这样一来就和“世界观”难以分清了。但是从构词上看，二者是绝不相同的。实际上“意识形态”就是心理活动的形状或表现，并非指“看法和见解”，而是指人的思维系统的构造和运作方式。

就正常人类来说，似乎没有必要用“意识形态”来彼此区分。因为据本人的观察，世界上的各色人种，就其本性来说，其心理活动的差异，要远远小于肤色上的差异。善恶是非，爱恨亲疏，男欢女爱，饥食渴饮，乐生悲死，惩恶扬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无一不有着相同的行为方式、合乎相同的逻辑。即使是动物界，也与人性相通。这说明，造物主在造生命时，用了相同的原理。也就是说，人们先天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西方哲人说：利益是判断的唯一依据，趋利避害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连植物都知道争夺阳光，何况人乎！按此常理，人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是由于有不同的利益，并非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如果人们的判断确实来自“意识形态”，除非一种情况：就是这些人不是正常人类。

事实表明，如果人被“洗脑”，即受到宗教、邪教一类东西的蛊惑，就会产生奇特的“意识形态”。具有奇特意识形态的人，头脑会被某种教义主宰，判断是非的根据不是利益，而是教义。当然，实际上还是利益，不过是所信仰的宗教组织的利益，而任何宗教组织往往都有寄生者。于是世上的人便需要由“意识形态”来区分，于是有了“意识形态”一词，于是，我们成了其中的一种——具有红色“意识形态”的人类。

关起门自己人相互看来，彼此彼此，都不以他人为怪，但当与世界上其他人类打交道时，这种差异就凸显了。我们自己很以自己拥有特殊“意识形态”而充满“优越”感，所以在国际交往中，经常拿“意识形态”、“价值观”等说事。常常由于“意识形态”与他人不合而谈不拢，有时还会“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即使是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常常需要把“意识形态”放一边，才能谈商业生意。因此往往为捍卫我们特殊头脑里虚幻的东西而牺牲人民真实的利益。世界上一切实行民主、社会稳定、人民富足的国家，我们基本不能与之沟通，而对一些独裁专制、政治黑暗、经济落后，有的被国际社会指为恐怖主义的国家，倒是称兄道弟，惺惺相惜。这就叫物以类聚。

事实上我们就是用“意识形态”的颜色来划分人类、区别敌友。因为它比别的特征似乎更明显、更易于产生认同感。因之，我们不妨来认识一下具有“红色意识形态”的自己。

1．洗脑如洗脚

“红色意识形态”不是天生的，也不能在后天自然生长出来，需要人工培养和教育，用官方语言说就是需要“学习政治”，“改造世界观”等。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洗脑”。通过洗脑给脑子涂红色。随着岁月和生活中的“风吹日晒”，涂上的红色难免会褪去，所以要保持“红色意识形态”就需要一生不断地“洗脑”。人的脚大概是最易变味的部分，是最应该勤洗的，但许多懒惰之人未必常洗，且也无人检查脚的卫生。但“洗脑”不一样，有官方组织，有奖励机制，更有惩处措施，不洗是不行的。所以国人“洗脑”勤如洗脚，但重视程度又不可与洗脚同日而语。

人人“洗脑”可以说是一项基本“国策”。所谓“用×主义（思想、理论等）武装人的头脑”，“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思想阵地”等等。官方会用各种手段让所有的“社会人”（能参加社群活动的人）都接受“洗脑”，无一漏网。“洗脑”最流行的年代，每个村的大路上都设着关卡，通行的“口令”就是背“语录”。上至能出门的老者，下至学龄幼童，不会背语录就“寸步难行”。笔者有一个真故事载于此与读者分享：我村一壮年男子，地主成分，一日出门在他村因背不出语录受阻，直到学会一条才予放行。晚上回到本村又遇关卡，遂胸有成竹，背出他村刚学之语录，不料却招来一顿批斗及皮肉之苦，因为他背的语录是“敌人磨刀我们也磨刀”。现在农村路上的卡早撤了，而改成了城市里的考场。升学、升官、入职等都要考政治，不是一句话可应付得了，而且关系的是一生前程。在工作单位，经常要求写出成千上万字的政治学习笔记（必须是手抄的），否则得不到“精神文明奖”。在非常时期，更有非常手段，比如在“与‘法轮功’争夺群众”时，在单位或社区里要人人过关，保证与“法轮功”划清界限，决不能让一个“法轮功”分子逃脱改造。

在红社会，根据“洗脑”的表现，把人分成好、中、坏三等。

“好人”自觉洗。不管在中国的何处，“思想”的好坏是评价一个人的首要标准。而思想“好”的必要条件就是有“红色意识形态”。如果你说上一句“反动话”——即使你的话是对的，至少在这个地方就成了坏人，什么好事再也轮不到你头上。所以大部分人会“自觉自愿”地接受“洗脑”，以被“洗脑”为常事、为安身立命之本。在狂热的年代，甚至于以“洗脑”为时尚、为专事，谁洗得彻底、能洗出名堂，谁就会受到大家崇拜和追捧、就可以出人头地、风光无限。那个年代，虽然有点极端，但绝不是例外，而正是大家自觉“洗脑”最真实的表现。现在大家已不觉得“洗脑”为时髦事，但却是务实之事、利益攸关之事，因为积极参加到“洗脑”行列，便可能走上入党、提干、升官、发财的“官道”，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现在全国有组织的“洗脑”者超过五千万之众，另外排队等待加入组织的“积极分子”更不计其数。

中间分子也称落后分子，对于不自觉“洗脑”的落后分子就需要帮助他洗。在狂热的年代，大规模的帮助活动是定期召开“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上往往要“触及灵魂”，企图“蒙哄过关”会招来更大规模的批判。由于招人厌恶，现在已经“闭会”好久了，只剩下有“组织”的人才过“组织生活”，生活会上干什么，笔者不得而知。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统一思想”。

不过，现在人的头脑复杂，开放的环境更复杂，帮人“洗脑”不容易。所以帮人施洗者需要“专业化”、“职业化”，故而“专家”、“教授”一类的人物颇能吃得开。他们凭一张利口或一支秃笔，专职给人“洗脑”。不仅能赚些“讲演费”、“稿费”，或许还能进入政府部门混一个头衔、领取高额津贴。他们的职责：赞美圣旨，目的：追逐名利，特征：缺乏良知。

对于“顽固分子”就需要强制洗。当年的办法，第一是“关牛棚”或“坐学习班”。学习班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很多问题可以在其中得到解决”（毛语）。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检讨，一月不行两月、一年不行两年。第二是下放农村或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广阔天地是一个大熔炉，任你是生铁脑袋也会被融化。

以上是对付自己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一旦性质变成“敌我矛盾”，就要实行“专政”，蹲监狱、受酷刑。实在“洗”不干净，就给脑袋射入一粒铅弹，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满人入关，对汉人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红色政权实行的却是“留头不留脑，留脑不留头”政策。许多人能保住项上之物，一靠本来无脑，二靠“聪明乖巧”。有几个有脑且“顽固”坚持自己思想而活下来的？

现在是“和谐社会”，自然今非昔比，铅弹一般不用，“学习班”成了名副其实的学校。但是劳教、蹲监狱随时伺候，然而也文明了：有时不一定洗干净才能出来，破一些钱财就可“提前释放”。而且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了，洗脑不一定非得用说教，直接从生理上“洗”效果更好，所以必要时送进“精神病院”注射一些镇静药物见效更快。总之，洗脑是必须的，要想“逍遥法外”，只有逃出海外。

2．种地先盖庙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可见自古人就知道食的重要性，也由于此，谋取食物是人类的平常之事。故世人皆知，饿了要吃饭，做饭要用粮食，种粮食要靠农民，农民要有土地。只要农民有土地就可种出粮食，大家就有饭吃。我国一向以悠久的农耕文明著称，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一本农书叫《齐民要术》，详细介绍耕种方法。但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时，却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不会耕种了：没收了农民的土地，把农民编成公社、大队、小队的组织，由一些根本不懂农事的“祭司”（俗称“书记”）领着，去建造“神庙”（官话称作“社会主义”），等待神仙”显灵“（官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显现”），以赐予粮食。结果，神庙始终没有建成，神仙自然不会显灵。人人都知道一个道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可是，这一等就是20多年！结果直接被饿死的人有数千万之巨，而几乎每一个国民都经受过长期饥饿的煎熬，不堪煎熬提前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更不计其数。幸赖我中华民族超常的繁殖和生存能力，今天还有众多的幸存者。

有人海吹：“中国用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以为己功，以为奇迹。实际上还谈不上“奇迹”，要是被饿死的那些人再起来这样说，那才是奇迹。此语的潜台词就是：大部分（大约在三分之二以上）活着的人本应该饿死。

3．办事看“皇历”

中国有部分愚昧、迂腐之人，由于迷信，在做事之前看皇历定吉凶。有一个“不宜动土”的笑话就是讥刺这类人。说一个迷信老头，被倒塌的墙压住，只剩头露在外面，他的儿子赶快来救，他慌忙止住，让先回去翻皇历，看一看是否宜于动土。儿子翻完告诉他“今日不宜动土”，他只好让儿子改日再挖他。具有红色意识形态的人，做事之前也翻“皇历”。古今中外，搞经济建设，莫外乎让地尽其宜，物尽其用，民各安其业、各尽其能。中国古代官吏，尚知劝农桑、通商贾、兴百工，以期繁荣。《史记》记载：“《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用现代人的理论看，那只“看不见的手”，会让人们在主观逐利的动机下，生产出社会需求的各种货物，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但是在我们这儿就不同了，我们有忌讳！不能让老百姓随便干，干什么事都需要先翻一翻西方圣人制定的“洋皇历”，卜一个吉凶。如果“洋皇历”上说那个做法姓“资”不姓“社”，对不起，宁可穷着，万万行不得。比如“四人帮”时期，为了不犯“忌讳”，让全国人民翻“洋皇历”（官方说法：“学习马克思主义”），分“吉凶”（官方说法：分清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致使全国人民对“封、资、修”的东西高度敏感：没收农民的自留地，禁止农民搞一切副业、手工业，取缔集市贸易，禁绝一切民间买卖……直到“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都在饥寒中挣扎。但越穷越“讲究”，直到该死的死了，该垮的垮了方罢。

“四人帮”倒台后，恢复经济难免要启用“资本主义”，一些“算命先生”（新称理论家）又在“洋皇历”上寻章摘句，引经据典，事事先考据姓“资”、姓“社”，生怕犯了“忌讳”。但往往不犯“忌讳”不得饭吃，所以明知犯忌，不得不行。然而必得再引经据典一番，以求自圆其说，安抚不安的灵魂。直到现在，仍有许许多多的事不得不搁置着，就是由于不合“洋皇历”，所以行不得也！

无论看土皇历，还是看“洋皇历”，总归是看利益。笑话往往过分夸张，当倒塌的墙压到自己身上时，是顾不了忌讳的——即使翻皇历，也一定要找到一本说法不一样的。

4．赤贫是富翁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搞土改，让贫农分地主的田地，分到的土地还未捂热，又搞“合作社”、“人民公社”，政府便从农民手中统统拿走了，名之曰“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失去土地的农民，除了祖辈居住的破房子（或窑洞）以外，便一无所有。有一阵子，家里没有一粒粮食，甚至没有炊具（铁锅被砸烂炼了钢），饥饿时即使挖得野菜都无处煮熟。加上城市里本来就一无所有的工人等，全国人民都成了真正的赤贫、无产者。所有的财富名义归“全民”或“集体”所有，实际归官府（新称“人民政府”）所有。不可思议的是，“红色意识形态”者认为：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是同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是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劳动人民经济上、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和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不可缺少的物质保证。”

更不可思议的是，认为：实行公有制后，“这些资产每年经营或出让等等方式获得收益相当高，原本是要向全体所有权人也就是广大民众分红。只是建国时间还不太长，暂不向民众分配共有资产经营收益。将来会逐步完善分配制度，达到人民共享社会主义发展成果的目的。从这角度算起来，社会主义国家民众比资本主义国家民众资产普遍要高出很多，收入也高得多。因为资本主义国家资产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经济发展成果也被少数人占有享用。”

真是不说不知道，说出来吓一跳，原来我们都是富翁！我们拥有比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人还“要高出很多”的资产。甚至以后还要暴富，因为这些资产“获得收益相当高”，而且近六十年资产的收益一直没有“分红”！我们的贫穷竟是装出来的！只是这“管家”心肠太硬了一些，宁可让大家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甚至于冻饿而死，也舍不得给大家“分红”。不知这管家如何将被饿死或其他由于贫穷而死的几千万同胞应分得的红利寄到阴间去？如果自己受用了，其良心可能平安？如果本来就没有挣得红利，“管家”岂不成了败家子？

人的头脑怎能发昏到如此程度！别以为胡诌这样理论的人应该进疯人院，而事实上他们正在给别人洗脑。

5．大私充大公

“公有制”在我们这儿被当做神圣的东西，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关系”。然而，绝不是社会主义才有“公有制”，我国古代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一直实行的就是“公有制”。帝王打下江山后，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天下土地（古代土地就是一切）为己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版图之内的一切资源皆归帝王一人所有。从商周到满清，这个观念一直没有变化。然而，帝王虽然占有了全部土地，但并不亲自耕种，而且一个人也耕种不过来，最后还是赐给他的臣子或直接分给农民去耕种，自己只是保留着对这些土地“合法”的支配权和收益分配权。在商周时期，这种“公有制”有相当高的公平度，百姓几乎都是得到同样多的土地。所以这大私也就成了“大公”。我们现在的“公有制”，号称“全民”（或集体）所有，而“全民”只是一个概念，其中不包含任何具体的民，是“被代表”的。“集体”也一样，虽然较“全民”具体一些，但同样是“被代表”的。实际上统统归官府所有，与帝王的所有制比起来，差别仅仅在于一个是以帝王的名义，另一个是以国家（“全民”或“集体”）的名义。“全民（或集体）所有制”只是一个好听的说法而已，实际是以“全民”的名义剥夺了具体的“民”。有权对这些财产支配的，只有政府官员，能够具体享用的，只有这些财产的使用者。所以有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社会现象；有超级国有垄断企业的巨额利润，员工的收入高到拿着心虚（最近爆料某银行中层干部年收入70多万，另有福利一项19万。高管几百万已是普遍情况），而另一些中小企业却艰难度日，甚至有大量无业、失业的人群没有生活保障，而农民更与国有资产无关了。所以“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官有”（亦即共产党政府所有）和谁占谁有，比帝王一人所有更糟：帝王 把土地分给农民，可终其一生耕种，实际上相当于归农民所有，农民有权自主耕种，自然会尽心竭力。而“全民（或集体）所有制”下，却把公共财产交给官吏管理，官吏对公共财物基本无关痛痒（他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权力化公为私，为己所用），而本来有关痛痒的人民却也由于“痛痒”太小而变得无关痛痒，而且即使感着“痛痒”，也无能为力，因为丧失了管理权利。直到“改革开放”，实行土地承包制，我们以为是多好的政策，实际上只是接近于帝王时的制度，而且依然相去甚远，因为承包的土地并没有长期的享有权，时至今日，政府都可以随时以任何理由收回或征用。顺便说，也就是以“改革开放”为界，中国人才结束了长期的饥饿状态。可见我们视为圣物的“大公”实际上正是“大私”，而且是更坏、甚至是最坏的“大私”。

据说人哄猴子，只需要“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地变化，而哄人类只需换一个不同的名义即可。过多的智商只够用来想象一些美丽言词引导的幻境，却因此往往忘掉肚子的饥饱。看来我们真是猴子的同类，但比猴子更好哄。

6．臣民做主人

帝王据天下为己有，天下财物尽入我囊中，有人会以为帝王太贪，占有那么多，如何享用得了？不然。他并不单为享受财物，而是为了实行专制统治，让天下人尽入我罟中。人是不能离开地球资源而生存的，被剥夺了财产权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权。帝王占有了全部财物权，也就等于占有了全部的人权。对他人实行彻底的剥夺，才能得到他人的彻底臣服。不实行天下财产的全部占有，就不能得到天下的全部臣服。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接下来顺理成章的就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所有的人对皇帝不是自称“奴才”、“微臣”，就是自称“小民”、“草民”。可见“公有制”是一切专制制度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样对人民实行了彻底的剥夺，奇怪的是结果竟有天壤之别，人民不仅没有由此丧失人权，没有成为奴才微臣、小民草民，反而成了“国家的主人”，而剥夺得最彻底的“无产阶级”，竟然还做了“领导阶级”！

这无异于又是一个人间奇迹！不过真正的身份是要看他们所处的地位和在干什么。

这些“主人”：当年，吃不饱穿不暖，与天斗与地干，冬天霜夏天汗，思想不好挨批判。如今，房子被强拆，土地被强占，有冤有理无处诉，烧掉自己寻了断。

而“领导阶级”又在干什么呢？他们有的钻进阴森森的坑道挖煤，说不定啥时候又发生“矿难”；有的走进血汗工厂，虽无矿难之忧，却有“跳楼”之便。有的忙到天天加班加点，有的却年纪轻轻“下岗”赋闲。

任由别人宰割的人是“主人”，而连自己的生命都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人是“领导阶级”。看来，这些“主人”、“领导阶级”都是受虐狂，否则无法理解他们的行为。然而，即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只顾受虐了，并没有顾上行使他们“主人”或“领导阶级”地位应有的权利。那么这些权利被谁实际行使了呢？为什么实际上的主人和领导阶级要躲在幕后呢？

把“受虐”的人高抬为“主人”或“领导阶级”，是天下最大的骗局，也是对人民最粗暴的奸污、最无情的嘲讽。

7．腐朽成先进

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西方人，有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意识，所以他们要求从教会和专制政治下解放出来。同时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就不会有独立的政治地位，所以他们推翻或限制了教会和帝王的专制统治，剥夺了他们对天下的所有权，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实行了私有制。人人平等的意识和私有制的确立，直接导致了民主政治制度。所以私有制是对皇权的剥夺，是对专制制度的否定，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物质保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而民主政治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以及可以预料的未来，最为合理的政治制度。

在我国，也发生过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然而，中国的专制制度死而不腐。中国人中有太多的对专制权力的觊觎者，也有太多的甘愿为奴者，更有无数懵懂不知权利为何物者，所以注定这个政权一诞生就七灾八难，战乱不断，病病殃殃地存在了不到40年，被赶到了海岛上。之后，专制制度完全复辟了。而且，不是僵尸复活，竟像是凤凰涅槃，更加冠冕堂皇起来：穿着“社会主义”的外衣，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把“皇家”的字样改成“人民”，“主子”改叫“公仆”。于是极权主义者摇身一变就成了“先进”的化身：先进的制度、先进的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先进的生产力，当然不忘“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然而，天机也就藏在这“代表”二字里面。有一句戏中的台词很是流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道出了古代的官府应有的职能，就是“为民做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或许我们的人民（包含做官的）头脑中，还没有生出人人生而平等的意识，所以不是宣称自己“代表”别人，就是指望别人来“代表”自己。如果有一天人民的利益不需要“代表”了，这“先进”的化身，就会现出腐朽的原形。

8．朋友当敌人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把“资产阶级”当作敌人。曾几何时，大搞“兴无灭资”运动，不管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还是吃喝穿戴，只要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就难逃被打压的厄运，甚至于追到“灵魂深处”对其革命。十年“文革”是最淋漓尽致的表现，而在那些年代，要在中国的大陆上找到一个本土的“资产阶级分子”并不比找到恐龙更容易。用“犬吠远声”来相容，很是形象。现在，我们一面把“资产阶级分子”待为上宾，甚至于敬若爹娘，一面却依然视“资产阶级”如仇敌，凡贴上“资产阶级”标签的东西，即为心腹之患，用铁腕予以坚决扼杀。甚至于“投鼠”不“忌器”，比如“民主”、“自由”等极为宝贵、神圣的东西，也因了“资产阶级”而惨遭厄运。这一回已经无法用“犬……”来形容了。

其实所谓“资产阶级”不过是这样的一些民众，他们具有人人平等的意识，不愿忍受专制者的奴役，并且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否定了专制者对天下的所有权，使民间财产取得合法地位，从而有了属于自己的“资产”。他们的资产首先是对专制者剥夺的结果。剥夺了专制者，才使人人可以有合法的财产、人人可为资产阶级、人人皆摆脱被奴役地位。“资产阶级”在解放自己的同时，也解放了“无产阶级”，所以是“无产阶级”的朋友。他们不愿意被奴役，所以是高贵的人类，他们建立了民主制度，所以是一切专制者的敌人。除了专制者和想当奴才者（如果有的话），一切人类没有任何理由仇恨“资产阶级”。

几百年来“资产阶级”倡导的人人自由平等、实行民主政治等，使得所有这些民族都走上了民主、自由、繁荣的发展道路，真正“代表着人类的先进文化”，“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资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说其“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更是名副其实。

当然我们对“资产阶级”推翻专制制度的历史贡献也是肯定的，认为那时他们是“革命”的阶级。后来为什么又变成了“反动”的阶级，而要在不见一个人影的情况下加以批判、加以防范呢？原因不在“资产阶级”，而在我们又恢复了专制制度，自己心里发虚，“资产阶级”的“幽灵”可能藏在每个人的心里。

统治者教唆人民敌视“资产阶级”，类同于武侠小说中的魔教掌门，收养并培养仇人的后代，反过来对付仇人的情节。这在险恶的江湖上都算得上最恶毒的招数。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西方国家一旦对我们的“人权”状况口出微词之后，便会引起中国“人民”的群起抗议，以为“资产阶级”侵犯了“国家主权”，从而义愤填膺、反唇相讥，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不知维护自己人权的人，偏知维护国家主权。西方人真是自讨无趣，难怪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中国不适合民主制度。

我们正上演着一幕让人难堪的悲剧。

9．造孽成正果

大凡宗教修行者都积德行善以成正果，但有红色信仰的人却通过相反的途径成正果：造孽。只要“高举”、“紧跟”，作孽越多，“功德”越多。在政治斗争中，历来是“左派”压倒“右派”。所谓“左派”就是不顾人民死活，过度地执行上面政策来积累政治资本的人。比如“土改”就搞滥杀，“反右”就搞“扩大化”，“大跃进”就搞浮夸，“文革”集古今大恶于一朝，搞到空前绝后、无以复加。而作恶者，却因此升官发财，富贵荣华。现在，工作重点已是经济建设，但搞得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经营者，却能升官发财两不误；搞形象工程、盲目开发，劳民伤财甚至于断民生路的地方官，只要完成敛财任务，就是政绩卓著。

另有一类爬虫，靠父子划界、夫妇告发，或出卖朋友、巴结领导，也能入党提干，春风得意。

基督教与佛教都说造孽者会下地狱。如果造孽者能在现世成正果，人世何异于地狱。

10．活着进天堂

佛教徒相信西天有一个极乐世界，基督教徒相信天上有一个天堂，据说都是无限美妙的地方，但是只有死后没有罪恶的灵魂才可以进去。大概是太美妙了，去了的人没有再回来的。然而也正由于此，虚实无从考察。故有红色意识形态的人更愿意相信“存在”于人间的“天堂”（共产主义），不仅人活着就可以进去，其美妙程度毫不逊色于天上的，而且更有一样便利处：不需要积德行善，甚至可以无恶不作。遗憾的是，人间“天堂”不像天上的一样是现成的，还得人自己来建造，然而至今尚未建成，倒是把不计其数的人闪得两头落空：人间的建不成，天上的也去不了。

以上十端，略数而已。苏子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红色意识形态已渗透到我们生活、文化的方方面面，更深、更细微之处是身处其间的人无法自知的。人的行动由脑子控制，脑子出了问题，行动就会出错。一个民族也是一样。我们的民族之所以身处民主、繁荣的当今世界，而步履蹒跚，磕磕绊绊，正是由于这红色意识形态的作怪。令人悲哀的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已经控制了我们几十年，而且依然在不断得到强化。

聪明而自珍的人，防病于未然，或治疗于病发初期，而愚蠢且自弃的人只有等到卧床不起、将入膏肓之时才思治疗，即使可愈，但元气大伤。

在谬误控制下的民族是不幸的、可怜可悲的，也是自身愚昧、懦弱的表现。而生活在其中的成员，不是罪恶的，便是耻辱的。那些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制造谬论，扼杀民智，不惜把民族拖入万劫不复深渊的人是罪恶的。而把自己的头脑与良知拱手交与别人，人云亦云，苟安偷生的人是耻辱的。民族的强大，首先是思想的强大，只有尽早清除谬论，恢复理性，强大才有希望。

王侯本无种，谬误却有根。导致我们有了如此畸形“意识形态”的是共产主义理论。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为人类指示了未来的“天堂”——共产主义社会，以及到达“天堂”的路线，遂引得无数人心驰神往，从而出现了癫狂症状，产生了红色意识形态。这些人只想象其耀眼的辉煌，并不深虑建成它的可能性，更不惜付出的代价。如果建造人间“天堂”的材料是虚无的，那么追逐“人间天堂”的梦想，就如同追逐海市蜃楼一般是危险的。如果我们不想糊里糊涂地跟着别人追逐海市蜃楼，渴死在沙漠里或淹死在大海中，请与笔者一起来触摸一下建造“人间天堂”的材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