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青凡:中国，又回到了1976年

黑眼睛1989

无论你承认与否，中国现在还是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所处的那个制度环境，毛泽东式的执政风格，毛泽东所面对的这个民族，没有一样变过，依旧是老样子。重庆唱红歌，不是什么新鲜事，顶多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回声罢了。现实中国仿佛又回到了1976时的困境，寻求突破或者说是寻找出路，成了全中国上上下下的思考。中国问题，其实是个制度困境的问题，但有多少人想过?又有多少人敢于面对这个难堪的现状?
　　政治改革不是一句可有可无的空话，而是一帖良药，只有服了这帖药，中国才能永远地摆脱治理的困境，中国才会长治久安。回到文革时代，中国现有的二大弊端，二极分化和吏治腐败，或许可以有所减缓，但不可能根除;原因很简单，制度使然。因为中国现行的制度，是个没有纠错功能的制度，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一条道走到底，直至撞墙为止。法治和民主政治，说到底就是社会的纠错功能。

　　中国人迷信人治，到了宗教狂热的地步。碰上个品行端正、有所作为的政治人物，是百姓的运气;碰上个品行不端、又无所作为的政治人物，就成了百姓自认倒霉。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条寻找明君的历史。说句丧气的话，绝大多数时候，明君成了天上的星星，可遇而不可求。在盛行权术的中国政治生态里，明君还很难出来，如果偶尔碰上一个，也稍纵即逝。因为政治人物也是人，既要面对权术的磨砺，又要面对治国的挑战，往往顾此失彼。

　　中国的政治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较之西方的政治人物，政治操作的回旋余地更小，个人的身价性命更具风险。因为在中国，封建时代成王败寇的政治传统，至今还在。在中国从事政治事业，就象每天都在搞革命，随时都会发生掉脑袋的事件。而在西方，政治人物搞政治，不过是一种职业，搞得好，多干几天;搞得不好，最多立马下岗，绝无其他的顾虑。因为制度将政治人物的个人风险全部分解了。

　　当下的中国，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所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强烈的民怨，是摆在中共高层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难题。继续深化制度改革，循序渐进地建立起一个较公平的法治社会，固然是治本之策，但这需要较长的时间。重庆以雷霆万钧之势‘打黑’，打击了一大批老百姓最为痛恨的黑社会团伙及与之相勾结的贪官污吏。这种类似中共执政初期‘打击土豪劣绅’的手法被强烈质疑为‘运动式执法与司法’，却能在赢得民心方面一收立竿见影之效。” 这番话说白了，医治中国的毛病，究竟选择中医调理还是西医手术。所谓的重庆模式，说得尖锐点的话，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模式。在多年不变的制度困境中，中国的百姓疲惫不堪，失去了耐心，只图一时的痛快。

　　改革开放的现实证明，毛泽东时代是个失败的时代，但出于政治需要，人们回避了这一历史事实。最有力的反证：如果毛泽东时代是个成功的时代，那么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国策，岂不是多此一举。因为失败得太严重，民生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中共的历史决议对此，有个明确无误的说明。从吃大锅饭到二极分化，从阶级斗争到吏治腐败，中国现行的制度到了左右为难的处境。所以说，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制度的问题，而不是其他原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