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真正的失败者是谁？——第一哲学

黑眼睛1989

(2011-06-30 21:47:17)


本人很少（甚至有些讨厌）读历史书，对历史典故掌握得非常有限。但我相信，读懂历史的关键是读懂现实，尤其是读懂自己本人的命运。老子说，“执今之道，能知古始”。历史不是一堆过去了的、固化了的史实材料，而是仍在当下活动着的东西。所以，作为观测者，我们今天的行为有可能对遥远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只要我们放宽视野，那么，从任何一个时刻出发，我们都能读懂整部中国历史。例如对“解放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如果我们不想误读太多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视觉神经深入到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之中。否则，我们就会轻信市面上流行的那些说法或者理论。





天上午听视频“党课”。主讲人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军旅作家王树增。其所著的《解放战争》一书被作为正面教材，已由官方做了广泛宣传。他今天所讲的，主要围绕他的这部著作。王树增是一个为了弄清一个历史细节肯花几个月钻研大量史料的好作家，因此，尽管没看这本书，但我相信里面的内容一定非常扎实。



讲座开始，王树增就说：近年来我到台湾访问，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台湾的一些学者，甚至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以及他们的后代，总要提这样一个疑问，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1947年到1949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国民党好好的一个政权就没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



在讲座中，王树增对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总结了以下三条原因，并逐一做了论证：第一，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信仰的胜利，而这个信仰，就说“平等”；第二，执政党的腐败堕落，导致了政权的迅速垮台；第三，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选择的结果。



在讲座结束的时候，王树增又讲了解放战争的三条启示：第一，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全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历史抉择；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第二，共产党的胜利源自其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第三，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才是真正的“衣食父母”。在讲座的最后，他甚至以一种不屑的表情说道：什么“父母官”！真正的父母是人民。



以上是王树增的主要见解。我们应该承认，他的这些看法，较之以往的教科书，有一定的突破性。这个突破性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他将解放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人民，并由此解决了共产党政权的权力来源问题。应该说，能够直接说出这一点，王树增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我估计，他的《解放战争》一书主要是围绕这一主题做文章的，即当时的全国老百姓如何砸锅卖铁、前仆后继地流血献身支持共产党，从而保证了共产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因此，王树增点出了这个他没有说出来的道理：真正“打江山”的，是人民！真正牺牲的，还是人民！



第二，王树增将解放战争的胜利说成了是信仰的力量。这个说法同样了不起！国民党之所以节节败退，除了自身的腐败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全国老百姓对于“翻身做主人”的强烈愿望。王树增将这个愿望说成是对于平等的信仰。这个说法，已经不再是拘泥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了，而是进入了“大历史”之中。不过，王树增只是浅尝辄止。也许，他作为军旅作家的局限性，也表现在这里。他很可能是没有能力再进行深入的探索！所以，本文的任务就是和读者们一起填补这个空白。



首先，我们要知道，解放战争表面上是共产党胜利、国民党失败、人民得解放，但实质上，解放战争并没有胜利者，它只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内战，而且，真正的失败者是人民！没错，是人民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战争。而且，这个选择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所必然要付出的惨重代价！更致命的是，人民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觉醒！因此，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历史形态。



要理解上述道理，我们就应该深入到世界文明的背景之中，以这个背景再来看中国历史，那么，中国历史就不再是一本糊涂账了。当然，“世界文明”这么大的论题，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完全展开。而王树增替我们寻找了一个视角，这就是他所说的“平等”。这是一个很好的理解中西文明差异的切入点。



平等、自由以及由其二者决定的博爱，是现代文明的旗帜。其诞生的标志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其定型的标志是美国的《独立宣言》与法国的《人权宣言》。我们认为，中西文明的根本差异就是平等与自由的冲突。大体而言，中国文明追求平等，西方文明追求自由。不过，这样说并非意味着：西方社会并不追求平等。准确的说，是西方人所理解的平等，与中国人所理解的平等，大相径庭。西方的平等，首先是宗教的、法律的平等，由此形成了个人权利的平等、人格的平等。而中国的平等，首先是而且主要是物质的平等，其次是政治的平等。很遗憾，由于中国历史无法形成宗教、法治的力量，所以，中国的政治平等只能求助于世俗权威，而不需要宗教或者法律。



而这些表象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平等是物质的、具体的、利益的，而西方的平等则是精神的、抽象的、价值的。对于平等的不同诉求，决定了中西文明完全相反的属性。可以说，几千年至今，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仍然在追求着这样的“平等”。这就是“中国人民”及其历史之大不幸！记得著名作家王朔曾经一度推崇过毛泽东，他的理由是：毛泽东让中国人民平等了。果真如此吗？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等级非常森严的社会！当茅于轼说“要保护富人的利益”的时候，无数人恨不得诛之而后快。实际上，如果站在中国大历史的角度，那么，茅于轼就完全称得上“中国的良心”。不信，让我们翻开中国历史再仔细看一看。



在人类文明中，国家的基本形态有三种：领土国家、城邦国家和民族国家。中国呢？都不算，因为“领土”是一个近代社会的概念。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一个“土地国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于这个靠天吃饭的“土地国家”来说，人民最高的信仰就是“天”，由于缺少抽象思维，所以，它将信仰的对象具体化为“天子”。中国最高的学问，就是“天人合一”。而对于世俗社会的老百姓而言，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天子”之下，人人平等。当平等无法成为现实的时候，就会出现“替天行道”的“造反”运动。通过“造反”，实现“均贫富”的大同梦想；同时，“造反”的基本形态就是“杀富济贫”；并且，通过“造反”，树立新权威，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天下”于是重归“太平”。中国历史就是这么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因此，中国社会几千年以来最能打动人心的口号莫过于“均田地”了。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以此为动力与归宿。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也将“平均地权”作为革命纲领。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制胜法宝同样是“土地革命”。蒋介石政权推行的是私有制，而且，和以往的历史形态一样，富人由于权力保护而日趋腐败，所以，被革命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周期律。这个历史周期律表现为中国革命的乌托邦：物质财富上的平等。而这种脱离个人权利的物质平等，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如此狭隘的“平等”，只能依赖于权威，而权威的存在必然导致不平等。所以，这样的平等只能寄希望于“公有制”这个乌托邦。然而，人类文明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乌托邦，从来就没有也根本不可能真正存在。



中国人对这种狭隘平等的追求，导致了中国社会经常处于“治乱循环”的万劫不复的状态之中，以致中国成了一个十分荒诞乃至依靠自身力量、根本不可能走出自身怪圈的稀奇怪哉的社会。这种社会具有以下特征：



——仍然无法走出人格上的奴隶社会。追求物质平等的结果，就是失去精神自由，并将国家作为偶像加以崇拜。而儒家伦理的核心是忠孝文化，它将皇权至于绝对权威的位置。而中国人的所谓平等，不过是跪在皇帝面前的平等。正如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所写的那样：“在专制主义的国家里……在法律之中造成了一种平等的精神，其动机是要确立奴隶制的平等，而其效果倒往往是令人欣慰的。”



——无法走出社会整体上的贫困状态。在“平等”法则的制约下，中国人过着一种严重依赖土地的生活，个人才智根本就无法发挥出来。而且，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历来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在文化上，则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并制造一种人际关系表面上的“和谐”。整个社会相互牵制，“不患寡而患不均”。最终，就像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所写的那样：“贫穷和灾难是平等的最好保障”。中国社会故此内乱不止。



——人们只有现实计较，而没有价值追求。学者冯亚东在其《平等、自由与中西文明》中写道：中国古代从官方到民间的主流文化——由殷商至满清（甚至潜移到当代），始终停留在“均无贫”（孔子语）的现实计较之中，始终徘徊于王、神、天同形构造的阶段，始终在世俗世界中为解释生活而编织各种经世致用的观念体系，始终未能超越现实形成所谓彼岸意识而对宇宙和人类真正具有终极关怀的精神。



——中国是一个“造反有理”、“皇帝轮流当”的社会。李零写道：“同西方相比，我们中国的‘造反’实在太有特色：一是‘合理性’强（在道统、法统两方面都留有余地），二是‘周期性’强（二三百年必有一回）。……政权的替代系统（或潜在的备用政权）早就安装在社会硬盘上了，只要时机一到，随时可以启动。它不仅是有颠覆性和破坏性的反体制因素，也是社会再造和改朝换代的工具，实际上是起制衡作用，等于保险装置。”



——最终，中国成了一个走不出腐败怪圈的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结果，就是掠夺他人财富。这样的社会难道可能不腐败吗？



……



中国社会的畸形特征还有很多很多。总之，中国是一个与“文明”背道而驰的国家。所以，在这个国家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国历史最大的失败者，从来都是“人民”。而“人民”这个词如果训诂起来，它是奴隶的意思。所以，中国要好起来，除非“人民”真的觉悟了。否则，“中国人民”很难走出被奴役的蒙昧状态以及内战状态。



一句话：中国人不经启蒙，是不可能觉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