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总是念念不忘去“教育人民”

黑眼睛1989

不要总是念念不忘去“教育人民”

      有些人有一种癖好，总是无时无刻想去“教育人民”。这些人站在理论、学术、道德的制高点，时不时发出崇论宏议，企盼通过他们的“导向”，把人民群众“导”到他们自认为正确的轨道上。他们也许是因为对人民具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之爱之深，疼之切，所以对人民总是不放心，怕他们被“西方那一套”所蒙蔽；怕他们受“境外反华势力”的欺骗；怕他们上了国内“别有用心”者谣言的当；怕……，反正怕这，怕那，他们把人民当着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因此这些人总是时时瞪大着警惕的双眼；绷紧着敏感的神经，“时刻准备着”去“教育人民”。想想这些人也够累的。这不，日前（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宏文就叫《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以下简称《教育人民》）。这是为《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通俗理论读物和同名电视专题片的出版发行造势的“开场锣鼓”。

教育，没什么不好。大、中、小学的任务，就是分别对大学生和中小学生进行教育；干部学校的任务则是对在职干部进行教育。但无论何种教育，除了教育学生如何学会读书以外，还要教育学生学会做人，要启迪其心智，激发其潜能，而不是对学生（或干部）进行灌输（无论你灌的是什么东西），更不应该进行“洗脑”。教育学生、教育干部、教育党员，都没错，但是“教育人民”就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曾振臂高呼“人民万岁！”。

1981年邓小平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写的序言中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胡锦涛在庆祝中共成立90年大会上告诫“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

身居庙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视人民为父母和老师，把人民尊崇为“九五之尊”——万岁，而某些人却动辄就要去“教育”自己的父母和老师，甚至要去“教育”“万岁爷”，这岂不是大错特错又是什么？

“教育人民”要有各种硬件和软件作为手段，其中之一就是《教育人民》一文中提到的《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以下简称《面对面》）通俗理论读物和同名电视专题片。据该文称“发行一个月，销量便超过200万册；一部电视理论专题片，超过2亿人次的观众收看”。

    对这个该文所称的“销售奇迹”，老石不愿置评，因为“说话要有证据”。但鉴于从以往诸如《建党伟业》、《建国大业》等“主旋律”影片惊人的票房来看，公款购票占了大头是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教育人民》的作者想使“200万册”和“2亿人次”的“奇迹”让人信服，建议做个调查：“200万册”中有多少是自费购买的；“2亿人次的观众收看”中，组织集体收看和个人自由收看的各占多少。

    据2011年8月29日《文明博客》上一篇《面对面》的读后感称：

“从2003年开始，××部理论局每年都编写一本名为《理论热点面对面》的通俗理论读物。9年以来，一年一个台阶，一年一个变化。2011年版的理论热点面对面《从怎么看到怎么办》，在2010年的《七个“怎么看” 》侧重于回答“怎么看”的基础上，更加着重回答“怎么办”，针对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八个热点难点问题，指出症结，提供解决方案，让人看了之后脑子透亮、心里温暖”。

“翻开这本书，怎么保持物价稳定、怎么解决分配不公、怎么解决住房问题、怎么解决就业难、怎么解决看病难、怎么实现教育公平、怎么解决发展不平衡、怎么遏制腐败现象蔓延8个问题，都是对当下重大问题进行的解答和回应”。

其实，当前最缺乏的不是“武装全党”的“理论指导”，也不是对“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反反复复的阐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校、社科院、各种名目繁多的“研究中心”、研究室……，拥有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大数量的“专家”和研究人员队伍，他们整天干的就是对各种政策的“解读”，然后通过各种媒体去“教育人民”。由于连篇累牍、喋喋不休，这种“教育”已经使民众产生不同程度的视觉和听觉疲劳。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再来重复“阿毛剥豆子”，而是对“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践行，让民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不是“被幸福”、收入“被增长”；让民众看到遏制腐败的希望；生活得有尊严。

人民群众对上述那些热点问题“怎么看”，官家和专家不必摆出一副“智者”和“哲人”的架势企盼去“导向”，去把人民群众中各种不同的看法“统一”到官方认为是“正确”的轨道上。这是不可能的。对任何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出现多元化的看法是正常的现象，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常识之一。处于政治经济地位有着天壤之别的社会不同阶层，必然会对《面对面》中提到的8个热点问题，有着冰火两重天的看法。

对中国现在严重的贫富差距造成的两极分化“怎么看”？广大的人民群众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社会一切资源为既得利益集团假借“人民”的名义所垄断，以致产生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多数人创造的改革开放成果被极少数人所掠夺，而改革的成本却由下岗、失业的职工和失地的农买单。但只会对政府政策做“解读”的混账“经济学家”，却信口雌黄地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再有，十年前震动全国发生在山西晋中市的胡文海特大持枪恶性杀人案，致14人死亡，3人重伤。官方称胡文海是“杀人犯”、“杀人恶魔”；而在胡文海在法庭上做了如下的最后陈词：“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以后，听众席上爆发出一阵阵热烈掌声，审判长不得不急忙制止……。

对上述两个个案产生的民众与官方、“专家”截然相反的“怎么看”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正义缺失、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民怨沸腾、官逼民反……种种社会矛盾积累起来的巨大冰山之一角。

对这些矛盾“怎么办”？这绝不是组织一些秀才或“专家”，搞什么“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或是弄一点小儿科的“理论通俗读物”所能奏效的。因为这些问题或矛盾，实质上是既得利益集团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切身利益的博弈。

“核心利益”现在是一个十分时髦的词汇。如果要问广大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回答只能是“官为民所选”。这一条做不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及“三个代表”都是“水中月，镜中花”。

“怎么办”？不要搞弯弯绕，不要故弄玄虚，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只要把“三为”变为“四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加上官为民所选，则不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且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