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草子：宋鲁郑先生解读了什么？

黑眼睛1989

　　宋鲁郑先生解读了什么？





　　本来给自己提过醒，不再批评宋鲁郑先生。不料刚才读东野先生的博客，才知道宋先生刚发表的《如何解读校车悲剧？》一文，里面有些文字比较离谱。于是点来一读，果不其然。逐改变初衷，写下这篇博文，再说说宋鲁郑的不是。





　　读宋鲁郑的文章，发现它无非提出了这么个主题：甘肃校车事故证明，国退民进是不对的，国进民退才是上策。这场事故之所以发生，就因为肇事校车乃民营幼儿园在经营。





　　如果以为宋先生此文的目的，就是想谈谈国进民退的好处，那就小看了先生，他的高度远不止这个水平。他从校车事故扯上国进民退，就是为了进一步上升到政治的制高点，批判所谓的“自由派”。原因是中国的“自由派”提出了国退民进的主张，又正是国退民进，在宋鲁郑看来，才导致了甘肃的校车事故。可惜宋鲁郑在忽悠这件事时，要么知识准备严重不足，缺乏常识，要么故意装糊涂，把事情正好说反了。





　　所谓的“自由派”，准确点说，即“自由派”经济学者，的确提出过国退民进的主张，现在也还在做这种呼吁。但他们说的国退民进，是指政府应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把这些行业交给民营企业。竞争性行业有何属性？它肯定是提供私人产品的行业，而不会属于公共产品领域。而且宋鲁郑也没有说明，或者故意忽视了一点，“自由派”提出这一主张的目的之一，恰恰是想要政府能集中手中的资源，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校车，幼儿园，学前教育，按现在国际公认的标准，就属于公共产品。





　　退出竞争性私人产品领域，进入公共产品领域，这就是国退民进的含义。因此，如果“自由派”的梦想真的实现，中国真的这样国退民进了，像校车、学前教育这种公共品的供给，就不会如此的由民企来重荷，就会名正言顺的由政府来承担。按照宋鲁郑的逻辑，这样一来，甘肃校车事故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件事的要害在哪里？要害就在于，如果说校车事故能跟国进民退扯上，那也不是要不要国进民退，而是政府该如何进退的问题。在此问题上，我们看到，政府恰恰在南辕北撤。政府正在大力进军那些高回报、收益丰厚的行业，却从那些收益较低、或零收益的领域大踏步撤了出来。政府死死抱住土地、矿产、能源、通讯、烟草、大众传媒等肥猪不放，却把校车、学前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投入，大部扔给了社会。这些无不表明，我们的政府正在公司化。而公司化的政府，正是宋鲁郑赞不绝口的中国模式的特色之一。





　　对于这些公共领域，政府就全部撤出来了吗？也不是这么回事。它们也在医疗领域大把撒钱，但这些钱的大部分，都用在了所谓的老干身上，普通市民、下岗工人受益微薄，农民几乎没沾上边。政府也还在办幼儿园。我所在的这座城市，就有一些这种公营的学前教育机构。但能进入这类幼儿园的儿童，不是处长科长的儿女，就是厅长部长的孙辈，至少得是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后代，或它们的关系户的亲属。这些仅为少数人服务的公营机构，校车自然是安全的，设施是齐全先进的，收费也低得让人难以置信。





　　全部的问题在于，甘肃的这次校车事故，如果非要跟政治搅在一起谈，那我们也只能这样说：这件事跟政府的公司化有关，跟它服务职能的严重缺失有关。政府的权力与资源配置已严重错位，该投入、该管的事不去做，或者做得三心二意，能推就推，而那些与面子政绩有关，与财源广进有关的领域，政府却一头扎了进去，死活也不肯钻出来。





　　就以宋鲁郑说的贫穷为例。在以往的文章中，宋先生为了证明中国模式有多么了不起，老是把GDP挂在嘴上，说如今的中国经济有多么强大，连欧美也羡慕得流口水。可这回谈到甘肃校车事故，除了把责任推到“自由派”身上，为了给政府打圆场，他却打起了贫穷牌，说甘肃出这么个大事故，就因为那里太贫穷，以后中国富裕了，这种事情就会消失。可宋鲁郑忘记了，中国的确还不富裕，但校车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政府财政多少得负点责吧？政府虽然也谈不上多么有实力，相对于校车这种投入，却不会真的力不从心吧？我们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办奥运花了6000亿，世博花了8000亿，亚运花了4000亿，每年的三公消费8000亿。这些花销稍微扣一点出来，再加上社会的资助，怎么就解决不了校车问题呢？





　　读宋鲁郑先生的这篇文章，还暴露了他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知识准备严重不足。宋先生把校车事故的原因归咎为国退民进，他又进一步，把国家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在公共领域应承担的责任，简单理解为政府应直接经营这些领域。言下之意，国进民退用在学前教育，就等于政府直接经营幼儿园。宋先生还举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例证，说军队和监狱都是公共产品，所以都是由国家投资和经营的。





　　其实，所谓政府应成为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本质上说的只是政府应为这些领域买单，承担自己的责任而已，至于具体形式，政府可以直接经营，也可以委托私人机构承办，关键是政府要向这些领域投入。军队是政府投资和管理的，但军队所需的军火，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有不少却是由民营企业供给的；监狱是典型的公共品，但在一些国家，部分监狱却交给了私人机构管理。如果这些事实还不够，再举个极端的例子：美国的联邦储备局是什么机构？它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相当于中国的人民银行。但美联储的主席等，虽然由总统提名，且须经国会批准，它的日常经营和管理，却是由私人银行组成的咨询机构在决策。美联储当年的发起人，也不是美国政府，而主要是一些私人银行家。





　　说这些，是为了表明，包括校车、幼儿园之类的公共品，一个社会如果未能高质量提供，责任未必是政府没有自己经营，根子还在于政府投入和监管的失职。政府把校车、幼儿园当成普通商品，扔给社会去自生自灭。经营这些业务的私人投资者，不是慈善家，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慈善家，他们投资这些领域，是想盈利的，至少不会愿意亏损。这样一来，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节省成本，包括通过降低校车的安全性来减低成本。我们可以谴责肇事幼儿园老板的自私、拿儿童的性命当儿戏，还应该督促司法机关尽快将这种老板法办，但这种道德和法律上的事后追究，对解决问题的作用又有多大？幼儿园变成了纯粹的商业机构，在甘肃那种地方，收不了多少入园费，可用来做校车的工具，即使一辆普通的九座面包车，每年的油费、路费、保险费、维修费等加起来，就至少不会低于5万。把成本收益这样核算一遍之后，虽又敢保证，在成本负担的重压之下，今后不会再出这种极不安全的校车？





　　说来说去，问题又归结到政府身上：校车这种公共品，政府为何要把它当成纯商品看待？政府为何不向这个领域投入，包括给私人幼儿园免税、免费提供场地，向他们提供财政补贴、低息或无息贷款等？如果政府向这些领域进行了起码的投资，使得经营者无论怎样节省，也不至于打校车安全的主意，校车事故能否大幅减少呢？





　　在甘肃校车事故中，当地政府的监管失职，也非常明显。但即使是监管失职，背后的原因，也与政府把学前教育当包袱，对这一领域避之不及有关。发生校车事故的那个地方，只是个小城镇，路上人少车稀，一辆严重超载的校车，每天在这里出现，当地交警不可能不知道，政府也不可能心中无数。可他们就是对此睁只眼闭只眼，这是为什么？就因为他们不愿意揽上这种事。他们如果照章办事，严肃处罚违章校车，幼儿园因无法负担而关门改行，当地儿童教育这只皮球，就会踢到政府的脚下。我相信，当地政府对违章校车的法外开恩，多少与此有关。





　　宋先生把校车事故归咎于国退民进，又把政府在学前教育上的国进民退，理解为政府自己来经营幼儿园，这反映了他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那就是对民企的歧视。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他逻辑上的草率。他的这一套，实际上设置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一种事业由政府来经营，要比由民企来经营更安全。可宋先生有这方面的证据吗？根本没有，将来他也不可能拿得出来。宋先生倒是举出了一些旁证，但结论却极其不负责。他说今天社会上的所有大问题，主要来自私人领域，可他却故意不谈，横行全国的贪腐案件，是不是手中无权的私人在犯罪？如果不是，它们算不算“大问题”？另外，贻害至今的三聚氰胺毒奶粉，总是大型国企制造的吧？从河南到南京的瘦肉精加工、生产、销售一条线，面上的人虽然是农民，他们手上的检疫合格证、通行证又是谁给的？这些证件虽然违法，但上面的大红公章总不是假的吧？





　　宋鲁郑的的草率逻辑后面，还掩盖了他的一种无知，那就是他以为，政府之所以该进入学前教育这些领域，是因为它比私人机构经营得更好。而理论和事实都告诉我们，政府进入公共产品领域，乃是一种必须的责任。政府收了国民的税款，就该提供公共服务；有些服务和产品，虽然不完全具备公共品的性质，但它对国计民生很重要，又因为投资巨大，一般的私人机构无力承担，政府也应该进入。除此之外，再给政府贴金，就是一种无依据的臆想。





　　幼儿教育也是如此。它由政府直接经营，虽然未必会比私人机构更差，但也未必会更好。可好也罢，差也罢，政府不一定自己经营，却必须承担起这一领域的投入和安全监管的责任。在我看来，考虑到政府的财政负担，以及民企在这个领域已经取得的成绩，当务之急，恐怕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自己去投资幼儿园，去把民营幼儿园改制为国企，而是将安全校车这一块切割出来，由政府提供投资和质量保障。政府供给的安全校车，既可以无偿配送给或公或私的幼儿园，也可以作为一块业务独立出来，由政府提供专门服务，就像城市公共交通服务那样。至于宋鲁郑的建议，为了校车安全就国进民退，由政府来办幼儿园，不知他计算过天量的投资没有？也不知道他是否坚信，只要幼儿园由政府来经营，类似甘肃那样的校车事故就能避免？如果它不知道这会给财政带来多大负担，也不清楚这样做的效果如何，他的国进民退，除了政治忽悠之外，又有多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