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对外援助12.32亿

黑眼睛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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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之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国为世界所瞩目，这一段时期中国广交朋友。坐客送礼、招待朋友是其间最为频繁的活动。


　　好客的主人、礼貌的客人，新中国把自己的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在外交往来的礼品单上，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东西却是当时能拿出手的最好礼物，而朋友们送来的礼品也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


　　一只螃蟹，一万吨大米……中国一以贯之的友好外交甚至在饥馑年代依然如故，患难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中国外交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突破，更多的友谊因此而长远。


　　但有一些朋友却故意找茬儿，连送给他们的书刊都因“不感兴趣”而退回，另一些老朋友找不到理由也直接翻脸，学会拒绝和保持适当距离并非一日之功。“青春期”的外交在挫折中逐渐成熟，解密的外交档案中零散的片断映射出来的正是这种成长的轨迹。







　　“想不到周总理还记得这件事。”缅甸最高法院院长吴敏登1960年10月接到周恩来总理赠送的螃蟹时，非常感动。


　　此前一年，周恩来在访问缅甸和吴敏登谈话时了解到，吴敏登喜欢吃螃蟹，便答应在第二年秋季送吴敏登一些上海螃蟹。外交部礼宾司在接受这一任务后，于第二年10月让上海外事处购买了25市斤螃蟹托班机运到北京，次日又用飞机运往缅甸，由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以周恩来总理名义送给吴敏登。


　　礼轻情义重，这样的事情在外交档案中有诸多记载。在更多的时候，中国甚至是牺牲自己，援助朋友。


　　“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同意越南中央和政府提出的要求，借给他们8-10万吨大米，存放在我国，待越方需要时运去。”这是196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批复给外交部和外贸部的一份电文。越南政府一度库存粮食只剩下2万吨，还不足全国半个月的供应量。中国在此时同样经历着建国以来最大的自然灾害威胁，已经有许多地方开始用草根、树皮充饥。这种情况下，中国却选择把10万吨大米借给遇到同样危机的越南。


　　一系列解密档案显示，在1959年-1960年中，中国的对外援助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输入“援助”两个字，年号锁定在1960年，外交部解密档案中共有99个相关档案。这一年，中国的对外援助达到3.63亿元人民币，偿还外债6.73亿元人民币。


　　前苏联撤回专家和取消援助让困难中的中国雪上加霜。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中央随后指示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


　　同年10月，中国向几内亚赠送了一批药品、医疗器械和汽车；派出一批专家去摩洛哥指导当地人种菜，并把大豆卖给民主德国。中国节衣缩食，援助他国，这让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


　　中国也曾拒绝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无限制的援助要求。外交部档案显示，在1960年10月，象牙海岸桑维地区临时政府的负责人阿芒·阿捷，曾向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提出要求中国对其进行援助的事情，但驻外使馆认为该地区的要求明显超出了范围，在向国内请示后，对该地区的请求未予以理睬。对日本全国学生联合会申请的一次捐助也未予答复。


　　但在更多的时候，中国答应了许多国家的援助要求，其中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更是事无巨细，从修建面粉厂、养鸡场到塑料厂、钢铁厂、水利工程，甚至派送教师、医生、电影放映师，修建古墓、疗养院。


　　一项统计显示，在此期间派去援助蒙古进行建设的中国工人多达13000人。


　　还礼之后再买粮


　　中国粮食供应面临困境，“进口粮食”成为必需的措施。


　　“1960年因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我国决定从国外进口小麦。当时，美国粮食很便宜，我们买不买？从经济利益角度，买美国粮食当然好，但是从政治上考虑，我们不能买。”原外贸部副部长兼海关总署署长林海云在回忆周恩来总理对外贸工作的指导时说，“为缓解当时国内粮食供应的困难，进口粮食成为外贸部的一项主要任务。同时，我们还承担着对亚非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的重担。”


　　但是困难中的中国有时候显得相当爱面子。1960年中国和缅甸就边界问题达成一致，签订协议前，缅甸总理吴努给周恩来写信提到：“中缅边界条约签订是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如蒙你同意，我还想在签字的那一天做一件特殊的事情，那就是由缅甸政府发给居住在中缅边界的大约一百万云南居民以每人一“卑”(注：约等于4.7磅)大米和两磅食盐(注：总计2000吨大米和1000吨食盐)。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建议有什么反应，但是我觉得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因为这将象征着边界这一问题解决的和平和友好性质。”信中同时提到与中国进行粮食贸易的计划。


　　缅甸提出的这一“赠送”建议被发往云南外事处进行讨论，云南外事处党组在讨论中认为送礼要收，但收礼要还。并且在还礼的品种和数量上要略高于对方，因为缅方送来的米盐等为我边民的必需品，因此建议同样以食物还礼，否则会给缅甸边民我方缺粮的印象。


　　在给云南省委汇报时，云南外事处提议：拟请外交部商请中央有关部门支援一些棉布，因为省里的供应非常紧张，不能再送大米。送棉布即可避免或抵制缅甸赠礼可能产生的政治不利因素，又可适应缅边民实际需要，以增进友好，扩大我国政治影响。


　　当时提出的拟赠礼品是棉布50万公尺；农具、打谷机(新式)500部；瓷器、瓷盘10万个，瓷碗10万个。合值75万元人民币(缅甸赠送大米、食盐约值70万元人民币)。这些礼品的准备，显然带给云南省很大压力，因此云南外事处以“时间仓促，存放仓库还要作些准备”为由请求外交部是否可以请缅方将送交时间推到8月底。


　　最后，经中央考虑决定，礼品数量又作了调整，在周恩来总理给吴努的回信中写道：“中国政府准备在我访问缅甸的时候，赠送居住在中缅边界的大约120万缅甸边民花布240万公尺和瓷盘60万个。”


　　礼尚往来之后，为了缓解国内消费需求，中国在随后和缅甸贸易代表团的谈判中，才正式开始和缅甸商谈购买大米和马铃薯的事宜。


　　两个朋友的“打击”


　　交到更多新朋友的中国在这一时期却遭遇了老朋友的打击。


　　中国的两个老朋友印度和苏联在和中国“翻脸”时都不约而同地找了一些小事作为借口。1959年7月10日，印度外交部突然发给中国驻印度使馆一件照会。外交照会中谈到的是对几本书刊感不感兴趣的问题。


　　这份照会称，时任印度驻加拿大专员C.S.VenKatachar对中国大使馆赠送的《中国建设》、《今日中国》(书刊)已不感兴趣，请停止供给。


　　为了一位官员的“不感兴趣”而发出照会，这在国际外交史上罕见其例。


　　赠送书刊本是友好行为，但专门照会表示“不感兴趣”，印度外交部的这一举动显然想激怒中国。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将此人从赠送名单中取消后，对印度外交部的这一不友好行动提出了五种答复方案，第一，对来照不予答复；第二，复照称已收到来照，但不表示态度；第三，对来照中竟用不友好的语言表示惊讶，并称此人出国前竟未通知我们停止赠送，感到遗憾；第四，复照仅称已收到照会，见到印度官方将第三点所述我们的态度对他口头表示；第五，采取同样行动，照会该部印度官方所赠某刊物已不感兴趣，请停止送寄。


　　外交部最后的批复是采用第一种方案，对来照不答复。


　　中国的另一位老朋友苏联，1960年同样从“赠送刊物”上开始做文章。当年7月，苏联外交部向中国驻苏大使馆提出一份照会，指责中国大使馆向苏联一些国家机关、团体散发一些文章，涉及到以中共为一方和以苏共以及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具有原则性分歧的当前重大问题。


　　苏联认为，这种带有倾向性的选择表明中国大使馆在一些问题上的行为是蓄意要把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不同意的观点强加于苏联人民，事实上是挑唆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活动；并要求召回大使馆的一名散发材料的工作人员。


　　就苏联所说的这些文章，在驻苏使馆给外交部的汇报中表明，1960年6月到7月，大使馆共发出临时公报三期，第一期公报共载四篇文章。分别为“欢迎四国首脑会议的召开”、“美国破坏了四国首脑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接待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首都各级人民支持苏联正义立场、反对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驻苏大使馆在接到国内指示后，迅速向苏联外交部复照，认为苏联把大使馆散发这些材料说成是挑唆、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活动没有任何根据。


　　复照中指出，苏联这种没有根据的指责在中苏友好关系史上开创了一个很坏的例子。


　　礼尚不往来的背后


　　中苏关系在两国交往达到顶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细小的裂缝。


　　1957年，表面上两国的友谊热得发烫。当年11月7日，3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共聚苏联，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歧前最后一次盛会。中国共产党由毛泽东亲自率团前往祝贺，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的第二次出国访问，也是最后一次。苏联将毛泽东请上了主席台，并且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下榻，给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礼遇。


　　为了庆祝这一节日，中国提前一年就开始为苏联准备礼物。中国送给苏联的国礼共10份，其中有“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徽”、“岱宗旭日，松柏长青”(国画)、“象牙雕刻北海全景”、“清代清花瓷器”等，最具特色的是“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模型”，共27件，其中包括长江大桥，第一机床厂，第一汽车制造厂，喷气式飞机等，以此作为礼品，一方面表示了对苏联的感谢，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新中国建设中的成就。这些国礼在莫斯科展出时引起了轰动。


　　与此同时，中国送给苏联领导人及苏联朋友的礼品也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名单。


　　送礼的等级被详细地规定为八级，而四到七等级之间还有四等半、五等半、六等半这样的等级，体现了中国方面的细心和无微不至。一等礼品大小共21套，在此礼单中，有大量的毛呢衣服、绸缎、布料，这些几乎是中国当时最好的产品。而中国特产龙井茶、祁门红茶、齐白石画册等都非常富有特色。一等礼品送给了当时苏共的四位领导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维埃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副主席米高扬。


　　送礼的对象几乎包括了方方面面的人员，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开始，直至接待中国代表团的招待员、守门人、洗衣女工、女打字员、汽车司机、烧锅炉工人，人人有份儿。七等礼品中同样有地毯、中国名酒、茶叶等。


　　相对于中国礼品的丰厚，苏联方面的回赠礼品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略显简单。回赠给毛泽东主席的礼品共有10种，分别是地毯，“各族人民大团结”(雕刻)，“列宁在装甲车上”，拉链皮包一个，笔记本一套，文艺书一套，莫斯科画册一套，茶杯6个，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章一枚，食品一包。送给中国代表团随行人员的礼品则更为简单，时任中央保卫局局长的叶子龙得到的礼品是“画册《莫斯科》一套，手表一只，食品一包”，一般人员基本上都获赠一只手表。


　　官方的礼品甚至没有民间的礼品来得更有意义，一位苏联人将自己收藏的墨尔库格夫1924年在列宁灵前雕成的“列宁面部像”赠送给毛泽东，而另一位苏联人在一次群众集会上送给毛泽东一个“合金人造地球卫星模型”，这一礼品后来被当作苏联人民友好的见证物存放在“国际友谊博物馆”中，而官方的礼品则缺列其中。


　　回顾中苏两国一路走来的友谊历程，这些简单的礼物背后显然隐藏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在1950年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苏联领导人把一件仿牙雕“斯大林故居”建筑模型送给了毛泽东。这件礼物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1952年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主席的吉尔吉斯牌轿车，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时分别赠送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国领导人一架“爱沙尼亚”牌三脚钢琴。


　　前后对照，十月革命40周年苏联的回赠礼品，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普通会议的纪念品。


　　苏联方面的“简单”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赫鲁晓夫的态度。再后来，这位傲慢的主人自以为是地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毛泽东的拒绝让他大吃一惊。双方交换礼品时红场上响起了长时间“友谊万岁”的欢呼，但潜藏的怀疑和不满却正在扩散，3年后，苏联单方面撤回专家，两个友好的国家从此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