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宣传的劳模居然是一个违法犯罪分子

黑眼睛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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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道德模范刘玉莲医生上了春晚，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居然还有人能成为全国的道德模范，十分难能可贵。奇货可居啊！我出于好奇心，也出于对人类道德的尊重。就搜寻了一下刘玉莲医生的光辉事迹。于是，就看见了新闻特写《大爱无疆——敬业奉献模范刘玉莲》，谁知，不读犹可，一读吓我一跳，原来ＣＣＴＶ极力向我等草民宣传的道德模范居然是曾经一个违法犯罪的罪犯！我不是乱说，链接与文章附后，其中，红字的内容表明，刘玉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章家庭保护”：

１．第十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

２．第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抚养教育未成年人。

３．第十四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在作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时告知其本人，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４．第十六条　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章法律责任　：

１．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已规定行政处罚的，从其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２．第六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予以劝诫、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应对刘玉莲追究民事或者刑事责任。由于小孩在监护失当的情况下死亡。因此，应对刘玉莲追究刑事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

１．第二百三十三条　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２．第二百三十八条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３．第二百六十条　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刘玉莲最少应获１０年有期徒刑。

　　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于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才通过，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于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才通过。其第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而刘玉莲的违法犯罪行为在１９７８年就实施完成，所以，可不追究刘玉莲的违法犯罪行为。但绝不可将刘玉莲当着现在的道德模范，因为法律是最低的道德，一个曾经违反现行法律的人，又怎么有资格做今天的道德标兵呢？














附：

大爱无疆——敬业奉献模范刘玉莲


亲情--无从补偿的遗憾

    刘玉莲的一生，帮助了很多人，受到了很多人的交口称赞。没有人知道，在刘玉莲自己心里，却有着深深地遗憾，那是一种无法补偿的遗憾。

    家里，父亲是最疼刘玉莲的人。他为人正直，对刘玉莲的性格影响很深。刘玉莲至今记得，自己刚开始干"赤脚医生"时，父亲就曾嘱咐过她，要她"好好干，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始有终，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父亲不断的鼓励，刘玉莲才能一直坚持当好"赤脚医生"。可父亲后来却患上了胃癌，在新疆治不好，最后由叔伯哥哥领着到内地去看病。走之前，临上火车，父亲还叮嘱刘玉莲，不要为他操心，一定要把工作干好。当时的刘玉莲绝对想不到，这就是她和父亲的永诀。１９６９年，父亲死在内地，她连父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

    然后是母亲，１９８６年，母亲也是死于胃癌。因为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父亲，刘玉莲曾经在心里发誓，一定要为母亲尽孝，要在母亲有生之年好好照顾她。每天下班，刘玉莲都会守在被病痛折磨得骨瘦如柴的母亲身边，陪母亲说话，逗她开心。然而，到了母亲住院的最后时刻，正赶上全市统一为儿童打预防针，并且要求一定要在当月１８号前全部结束。刘玉莲别无选择，只好先撇下母亲。妹妹不解，问她："到底是妈重要还是工作重要？"她回答，"都重要，可我必须先把工作干完才能去照顾妈。"

    还有丈夫吴正义，刘玉莲心里对他也有着深深的愧疚。

    吴正义大刘玉莲两岁。当年的刘玉莲，甩着两条过腰长的大辫子，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谁见了谁喜欢。几乎只见了一面，２０岁的吴正义就被那双大眼睛给迷住了，还有那两条大辫子，老是在他眼前晃，晃得晚上连觉都睡不着。这以后，吴正义三天两头说自己这不舒服那也难受来到卫生所，让刘玉莲给自己看病。当然，到了卫生所，吴正义绝不惜力，什么脏活累活都主动抢着干。刚开始，刘玉莲还看不上吴正义。吴正义就想办法和刘玉莲的父母套近乎，帮助刘家干活。刘玉莲的父亲看小伙子人不错，又勤快又本分，就对女儿说："你是个老实人，吴正义也是个老实人，嫁给这样的人，你不会吃亏。"最终，一直十分孝顺父母的刘玉莲点头了，决定嫁给吴正义。

    １９６８年，二堡村的老队长玉努斯·铁木尔和乡亲们一起，套上马车，并且用大红花把马车装扮得漂漂亮亮。他们敲锣打鼓，把刘玉莲送到了吴正义家，用维吾尔族礼节给他们操办了隆重的婚礼。当时，家家生活都很困难，可乡亲们有的送来了精美的花布，有的送来了糖和水果，再穷的，也会带一个馕作为庆贺礼物。晚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他们打起手鼓，唱着歌，跳着欢快的"麦西来甫"，整整热闹了一个通宵。

    大伙都说，吴正义可真有福气，娶了十里八村的头梢子（最漂亮之意）姑娘。

    吴正义自己也觉得自己有福。婚后，他全力以赴地支持着妻子的工作。所有家务活全由自己承包了下来，家里的十几亩责任田，更是不用妻子操心。特别是最近几年，老吴又是种地，又是养羊，又是喂驴，每年都有一万多元钱的收入，让老婆和孩子衣食无忧。每天从地里干完活回来，老吴还要烧火做饭。饭好了要是刘玉莲还是没有回来，他就会把饭送到卫生室去。

    每年的冬天，第一个到卫生室上班的不是刘玉莲，而是吴正义。他要先给妻子把卫生室里的火炉点着，等到冻了一晚上的小屋子暖和了，他才回家让刘玉莲来上班。

    三更半夜，常有病人和家属跑来敲门，请刘玉莲出诊。１９７２年２月的一个晚上，刘玉莲出诊归来，快到村口时，一条黑影突然闪了出来，拦住刘玉莲的去路。黑影一步步逼近……急中生智，刘玉莲弯腰抓起一把土向黑影眼睛撒去。趁黑影抹眼睛时，刘玉莲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地喊人。黑影吓跑了，刘玉莲也吓得瘫倒在地。这以后，再有人晚上来喊门，吴正义总会默默地陪妻子一起起床，如果看到来人骑着自行车，就说明来人住得远，他就会搬出自行车，跟着妻子一起去，等到妻子处理好患者再和她一起回家。这一陪，就是三十几年。

    有这样的丈夫，刘玉莲可算是省心了。家里的事，她从来不管。如果别人问她，村里有多少人？多少大人多少孩子？哪些人得了什么病？情况怎么样？她可以说得一清二楚，了如指掌；可如果你要问她，家里十几亩地有多少埂子？都种了些什么？羊圈里有多少羊？有几头驴？刘玉莲往往是一问三不知。

    其实，刘玉莲自己也知道这样不对。作为一个妻子，不能为丈夫做一次饭，炒一回菜，实在是不合格，太对不起丈夫了。碰上拾棉花的大忙季节，刘玉莲也会每天一大早起来，先到地里帮丈夫摘一会棉花，差不多八点钟的样子再匆匆赶回家，换掉衣服、洗漱一下赶去上班。对于卫生室的工作，她是一刻也不会耽误的。

    刘玉莲的家十分俭朴，三间破旧的土坯房，还是２０多年前丈夫花３００元钱买下的。屋子里除了刘玉莲获得的一大堆奖状，最值钱的家用电器是一台１５年前购买的１４英寸金星电视机，此外可以说什么贵重的东西都没有，没有自来水，没有液化气，多少年来一家人打水洗衣、烧柴煮饭，与村民没有什么两样。可即使这样，看病时，刘玉莲也千方百计为患者着想，出诊费、治疗费全免；量个血压、扎个针，从不要钱；开药从不多开，甚至还经常垫钱给村民们看病。刘玉莲给病人垫付几元乃至几十元钱的医疗费，是家常便饭，这样贫困的村子，这样贫困的农民，生了病就会更加贫困，刘玉莲无法忍心，不能见死不救。据统计，４２年来，她为村里的贫困患者累计垫付医疗费三万五千余元。每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刘玉莲还要给村里学校的孩子买１００个本子和１００支铅笔，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３０多年。累计为村里的贫困学生捐助学习用品价值６０００余元。这个数字放到漫长的４２年中也许不算太多，对于一些习惯于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大款来说更是小菜一碟。但是对于刘玉莲那微薄的收入来讲，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因为多年来她只是一位没有正式编制的"临时工"医生，所以刘玉莲的工资一直很低，而且没有社保、养老、医疗保险等"三金"。２００７年３月份，刘玉莲的工资才涨到了５３０元。这以前，她的工资只有３５０元。当时，刚从护校毕业给她打下手的护士，工资也要比她高很多。更早一些，２００３年以前，她每月的工资只有４５元。对于那些物质待遇，刘玉莲的想法很单纯，她在日记中写道：每天看到那么多病人信赖的目光，听到村里无论大人小孩见到自己都会尊敬地问一声"丫头好"，我就满足了。

    为了帮助乡亲们，刘玉莲唯一的办法是自己的生活节省再节省，而老实巴交的丈夫最多也就嘟哝几句，然后照样把自己辛苦种地、卖羊的钱拿出来，让刘玉莲去救命。

    这些，吴正义都能理解，可有一次，这个憨厚的老实人却真的发火了。

    那是１９７７年１１月，一条新的生命来到了人间，这是刘玉莲心爱的女儿。在这之前，刘玉莲曾怀过五个孩子，长女、长子，还有一个三胞胎，因为早产、营养不良等原因，先后都没能保住。这个女孩子的出生，不言而喻给一家人带来了无限的惊喜和快乐。很快，女儿就长到１１个月了，胖乎乎的，十分可爱。那时，刘玉莲的丈夫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不能回家，刘玉莲上班也很忙。每天临走前，她怕孩子在家没人看管，摔着，于是只能把孩子绑在家里的炕头上。当时的女儿虽然不会说话，但已经懂点事情了。每次刘玉莲绑她时，她就会用眼睛望着母亲，嘴里"依依呀呀"地咕哝着，用小手把刘玉莲抱得紧紧的，不肯松开。这是刘玉莲最伤心的时候。她只能狠下心，把女儿绑了就走。每次下班回到家时，女儿常常会在炕上拉屎、撒尿，把炕搞得一塌糊涂，让刘玉莲收拾。由于疏于对女儿的照顾，有一天，她的孩子出现了腹泻的症状。刘玉莲并没有太在意，给孩子喂过药，又像往常一样用宽布带把女儿绑到了炕桌上，然后匆忙地赶去上班了。那一天，来卫生室看病的患者一个接一个，格外的多，好多还都是从外村大老远赶来的。刘玉莲不忍心把病人往门外推，一直没有时间回家照料女儿。等她赶回家时，女儿已经严重脱水，不行了。    刘玉莲赶紧把女儿送到乡卫生院进行抢救。

    乡卫生院医生检查完刘玉莲女儿的情况后，十分生气："你自己也是当医生的，怎么把孩子耽误成这样？孩子病得这么严重才上医院！"

    最终，刘玉莲的女儿由于病情太重离开了人世。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玉莲至今不能释怀，"因为那时候住得离卫生室不远，我走的时候，害怕她摔下来，就把她绑上了，绑她的时候，用细绳子害怕把她勒坏了，就用了一根宽布带。我还以为在班上一会就能回来，没想到一进卫生室去就出不来了，病人太多了，你要仔细地给他们检查，确诊下来以后还要治疗，人太多了，一直走不掉。结果，回去孩子就没了。"

    不可否认，刘玉莲的确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儿，在乡亲和女儿同时生病的时候，她把更多的关爱给了乡亲们。导致孩子夭亡，这是她这个作母亲的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遗憾。对此，刘玉莲不想辩解，她承认自己是一位不合格的母亲。３０多年来，刘玉莲一直是一位内心无比痛苦、怀着满腔愧疚的母亲。

    也是因为这件事，吴正义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原谅妻子。那段时间，这个忠厚老实的庄稼汉也开始在家里吊脸子、摔盆砸碗；而婆婆，早就对这个不干家务的儿媳妇不满意了，这下更是火上浇油。她一再劝儿子，让吴正义赶紧跟刘玉莲离婚。

    吴正义确实生老婆的气，但看到整天以泪洗面的刘玉莲，他又心疼了，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婚礼上的一幕。当时的老队长玉努斯·铁木尔拿来一块在盐水里蘸过的馕，让他和刘玉莲一起吃。他们吃了，可并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人告诉他，盐和馕是维吾尔族生活中最离不开的两样东西，那是"同甘共苦、永结良缘"的祝福和"一生不变"的承诺。再想到妻子的善良，想到妻子的贤惠，最终他也没有舍得提出和刘玉莲离婚。

    经历过一次次的磨难，刘玉莲对生孩子都已经绝望了。在婆婆的一再要求下，刘玉莲抱养了一个女儿，女儿吴晓英长到三岁时，刘玉莲才真正有了一个自己的孩子吴晓成。

    儿女长大后，对刘玉莲的行为也很不理解。在他们的眼中，家庭成员似乎只有父亲，而母亲一年到头很少在家。２０００年春天，女儿吴晓英有了自己的孩子，可直到孩子满周岁，刘玉莲也只去探望过两次；现在孩子已经８岁，刘玉莲登门也不到１０次。还有吴晓成，四年多以前他妻子做了剖腹产手术，术后刀口一直不能愈合，儿子特别希望当医生的母亲能够赶来伺候妻子一段时间，可刘玉莲总是说"忙！走不开。"儿女们想不通，说："妈，你都这么大年龄了，还那么卖命地工作干什么？辛苦了一辈子，才拿那么点钱，真是太不值得了，还是别干了吧！"

    刘玉莲总是这样回答他们："不行，村里的交通不方便，我走了，这里的维吾尔族乡亲们看病怎么办？我要为这里的乡亲们干到走不动的那一天。"

    刘玉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刘玉莲的事迹在全社会广为传播的时候，在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哈密地委领导同志的关心下，哈密市委和政府落实了刘玉莲的政治、工作和生活待遇。刘玉莲当选为政协哈密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委，并担任了二堡镇卫生院副院长。而且，为了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道德模范的关爱，根据中央文明办《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实施办法》，刘玉莲还获得了１５万元的最高资助。这笔资助款使刘玉莲在哈密市区内拥有了一套自己的楼房，彻底改善了她的生活居住条件。如今的刘玉莲可谓是苦尽甘来。

    可是，刘玉莲愿意继续咀嚼那种苦，而不想要那种甘。身为二堡镇卫生院副院长，可她至今仍在二堡村上班，继续住在自己破旧的土坯房里："好地方让那些年轻人呆吧！我就守在这了。"刘玉莲这样跟人开玩笑。她也是没办法，二堡村太偏僻、太苦，没有医生愿意去那里。刘玉莲只能继续孤独地守护着乡亲们的健康。

    在日记中，刘玉莲这样写道：我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土地，还有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能够解除乡亲们的病痛是我一生最大的快乐。








刘玉莲和彭宇

——在颠倒的世界说道德




    沸沸扬扬的全国“道德奖”已经尘埃落定，各地推选的道德楷模各各载誉而归。闲来无事看看那些楷模们的“感人事迹”，突然就发现了这么一个令人唏嘘长叹的个例，进而便由此个例看到这个道德楷模评比活动所隐藏的巨大悲哀和它的虚伪本质——在最需要法治的时代来过分强调所谓道德的力量，无非就是妄想用“以德治国”的荒谬来代替“依法治国”的理想，以道德复苏的假象来遮掩人性沦落的现实！

　

    这个个例表面看起来很感人——一个叫刘玉莲的人，今年已经58岁，是新疆哈密市二堡镇二堡村的乡村医生，据央视新闻称，这个刘玉莲41年来一直担负这个村1000名村民的“医疗重担”，医治病人达30多万人次！更“感人”的是，为了给村民治病，她把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天知道是那一年）绑在炕上，以至于女儿严重腹泻，最后死在家里……她的第二个女儿出身以后，她如法炮制，从5、6个月绑到2岁……

　　

    对这个人的质疑，首先是那串数字让人啼笑皆非：41年，30多万人次，我们以30万人次计算，平均每年治疗 7317.07317073 人次。那就是她每天要医治20多人次，且不说一个1000多人的村子有没有可能每天有20多个病人供她医治，就从她医治的效率来看，平均每小时医治1人次，如果除去她睡觉吃饭和在路上奔跑的时间，那她每小时医治几人次呢？按照疫情发生有高峰和低谷的规律来看，她最忙碌的时候该是每天多少人呢？这个算术恐怕无需我们再继续了吧，中国新闻报道如此这般吹嘘，连起码的事实依据和基本常识都不要的作派，忽悠谁呢？这样忽悠的目的何在呢？

　　

    最为我等俗人不敢苟同的是，将自己的女儿绑在炕上以至于死去，这样连起码的母亲职责都没有尽到的人，又如何能够充当时代的道德楷模？这在法治国家，她的行为是要被法律起诉、要受到重罚的！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难道女儿就不是人？在对人的态度上难道中国就这么讲究内外有别？说到底，这个个案的出笼以及这个楷模的树立，无非在于这么几个目的：

　

    1.鼓励更多的个人牺牲来搭建一条政府逃脱责任的人肉通道。某些本来该政府承担的责任，被冠冕堂皇地化解然后转嫁到百姓身上，医疗如此，教育、养老保险等也莫不如此。然而这样的化解政府得寻找恰当的借口，以前是所谓产业化、现而今难道就要实行道德化了吗？

　　

    2.企图以道德的虚伪来掩盖对法制建设的冷漠态度。我们知道，法律是保障一个社会公平原则得以实现的最基本的手段，它最大的功效一方面是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还在于最大限度地约束政府的权力。然而在中国，权力的集中已经到了自有人类以来最为极端的时候，政府也在权力高度集中下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好处，它成为资源的最大拥有者、成为利益的唯一分配者、成为舆论的唯一掌控者……这一切的一切，开启了人类欲望的黑洞，当然不容别人分享，那么所谓法治所带来的公平、共享、平等原则就被理所当然地排斥在他们的意识之外，即使腐败已经成为有目共睹、完全可能因此亡党亡国的时候，政府还不从制度建设、社会监督入手，而去在公检法、反贪局、监察局、纪委之外设置什么预防腐败局，在眼看“三哥戴表”、“先尽性”“巴荣巴吃”等意识形态方法失效的情况下，搞什么道德建设！为什么在这么些年来，口号越来越多而社会却越来越混乱？那是因为狂乱的政治理念加上政府为所欲为导致！在无法收拾的情况下祭起道德这面破旗最终也无法挽回人性沦落、法制凋敝的社会颓势！有些问题不得不大声追问：道德建设能够减少贪官吗？道德建设能够避免山西黑窑惨剧吗？道德建设能够阻止非法拆迁吗？道德建设能够减少有毒食品吗？道德建设能够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吗？……

　　

    3.无非就是强调“修身、养性”而将“齐家、治国、平天下”抛弃！从目前道德楷模们的身上，你无法看见所谓家国理想和普世精神，将人们限定在内在修为这个范围，就像著名的于丹——对了，到现在我算明白为什么现在猛推于丹的原因了——所强调的那样，人可以放弃政治理想、人必须安于现状，怎样安于现状呢？那就是现在所倡导的人人争做道德楷模！这个骗局很狡猾，有它内在的逻辑。但是我们知道，在“根本利益、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都被广泛代表之后，做一个道德楷模的实际意义就最后剩下做一个奴隶做一个顺民了！

　　

    这个道德楷模的评比其实就是一个闹剧。在整个社会人性沦丧、道德败坏的今天居然能够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楷模，本身就是一个讽刺，按照中国缺什么吆喝什么的习惯，目前我能正面临一个道德大挑战的危机，权力集团的巧取豪夺、政府部门的衙门作风、一统江山的大国梦想是对道德的最大轻视，而这些轻视显然不能以道德的方法来解决……想起前不久南京的彭宇案件，一个做公民的起码行为而带来了官司，而判案的法官居然根据“一个人不可以无缘无故做好事”这样的狗屁逻辑而判定彭宇有罪，足可见那个法官对于这个社会的基本断定。就连法官判案都透露出这是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那些表彰又能说明什么？表彰能够带来对于公民社会建设有用的东西和措施吗？




轻视制度建设、强化道德宣传，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无论怎样都是本末倒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