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全人类”就是奴役全人类

黑眼睛1989

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说：“工人没有祖国”。按照这种理论，工人阶级就可以出卖自己所在的国家、也可以侵略它国。可见，共产主义就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列宁写于1916年上半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说，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才是帝国主义；沙皇时期尚是农奴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因此就不是帝国主义。沙皇时期的对外侵略不是帝国主义行为，即将成立的苏俄是“社会主义”，自然也不是帝国主义。因此，苏联的对外“输出革命”不是帝国主义侵略；而是“解放全人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另一个用意，就是把被压迫、被侵略国家求解放的斗争目标，一股脑都引向他所说的“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十月政变后由列宁建立起了历史上最残酷、最野蛮、最反动、最黑暗的共产独裁政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股逆流，是恐怖份子的胜利，为使自己建立的恐怖政权不至于被消灭，列宁积极向世界推销侵略成性的共产主义。
共产帝国主义把自己打扮成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者，其实是侵略者！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要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就是输出“革命”、输出恐怖。由马克思主义号召和发动起来的共产革命，因声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所以，它才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即要“得到整个世界”，来作为它明确的最终目标。酷似中世纪罗马教廷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共产国际，其宗旨，一是为了统一世界共产革命的组织，二是为了发动和指挥世界各国的共产革命，三是保有对于共产革命理论的权威解释权，以维护正宗，反对异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在马克思与恩格斯领导下，在欧洲并企图在全世界发动共产革命；第三国际则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将世界共产革命变成了既要忠于苏俄又要保卫苏俄的的革命。
1919年3月2～6日，列宁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它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组织，对各国共产党实行高度统一的领导，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下级组织。它通过了一项包括21点要求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进行表决时，只有象征性的几票表示异议。那21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下列4条：第2条：凡拟参加共产国际的社团，必须把他们里面的“改良主义者和走中间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第3条：共产党人必须在欧、美各国建立“与共产国际保持一致的秘密团体”，等到关键时刻，可以公开站出来领导革命。第14条：“凡拟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无条件地支援任何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去进行抵御反革命势力的斗争。”第21条：“党内如有人在原则上反对共产国际所规定的条款和要求，必须将之清除出党。”因此，上列的第14条就确立了一项原则：各国各族的共产党人都必须把苏联的利益和要求摆在第一位，苏联的利益和要求高于其本国本族的利益和要求。凡是莫斯科方面所反对的，都被定性为“反革命”。
1919年3月，列宁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高呼：“让伟大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在1920年诞生吧！”他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见。苏共派出特工人员，在外国就地组建共党，借共党挑起内战夺权，以实现列宁规定的“力求使它们完全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列宁建立了美、英、法、德、奥、捷克、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瑞典和俄罗斯等国支部，而且直接策动并指挥了匈牙利和德国的“共产革命”，谋立由苏俄直接控制的苏维埃共和国。但天公不作美：德国巴伐利亚1919年3月24日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仅存19天，德国不莱梅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仅存25天，芬兰社会主义共和国仅存100天，1919年4月日成立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只133天，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只1个半月。
策动相继失败，苏军亲自出马。列宁写成于1915年的《论欧洲联邦口号》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列宁全集》第26卷，P367）。“用武力去反对”的典型样板就是1920-21年苏军由托洛茨基指挥侵略波兰，直抵华沙城下，企图奴役西方，输出革命，结果被打败，签订“波苏和约”，同意将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
列宁从红军惨败于兰事件中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以后决不能再把红军作为工具，派到外国去引发革命了；要改用资助和其它支持的办法，去帮助那些当地的势力闹革命。
1913年列宁就提出了经过北京、加尔各答这条“东方路线”来达成共党统治全球的目的。1918年11月24日斯大林在《不要忘记东方》的文章中指出：“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打破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成百年的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农民，激起他们来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不这样作，就休想社会主义底最终胜利，休想对于帝国主义的完全胜利。”1920年，列宁在《巴库宣言》中说：“只有8亿亚洲人民坚固地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们携手的时候，只有全世界无数人民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欧洲之路必须先通过亚洲（中国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门。”
1920年列宁把赤化全球的“莫斯科——北京——加尔各答”的旧战略，重新放到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之刻不容缓的日程表上，尤其将中国当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进攻目标。苏联通过把从战场抓来的战俘培训为共产主义者后，再把他们遣送回国，以便传播列宁主义。
由于苏联的扩张转向东方，就立即派出了重要干部到中国宣传马列主义，和组织为苏联利益服务的政党。这样一来，苏俄通过培植中共来控制中国。现在公布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档案表明，筹组中国共产党，是由苏联共产党直接派人进行的。苏共在中国实行的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920年维经斯基（吴廷康）在中国组建了这个党，连它的名号也是维经斯基所确定，而苏俄红军则在1921年上半年直接攻占中国的唐努乌梁海以及外蒙古。
列宁把征服东方当做征服西方的桥梁。列宁还派出红军侵略伊朗，在其少数民族区成立受苏俄指挥的吉朗人民共和国；1922年，苏联红军进入蒙古，使本来是中国的领土脱离中国从而成为苏联的殖民地。它还准备入侵阿富汗而拉拢印度，发动东方革命。列宁在 1922 年的致辞中狂呼：“首先我们要拿下欧洲，然后是亚洲各地。接着，我们要包围并逐渐破坏美国，它就会像一个成熟的果子一样，毫无反抗地落入我们手中。”可见，列宁所创建的第三共产国际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战乱负主要责任，而且苏联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副产品。十月政变把灾难播散到了全世界，先后有15个国家走上了这条通往毁灭之路，其中以和平温良着称的佛国柬埔寨发生的民族惨剧最触目惊心，那儿1/3人民进了万人冢。这就是列宁干出来的好事。

两次对华宣言的欺骗性

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在沙俄的唆使下宣告独立；日本沙俄签订第三次密约，以东经116度27分为界，瓜分内蒙古成各自势力范围。十月政变后，沙俄被更凶残的苏俄帝国主义取代。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部长齐采林在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故意放风说：“苏俄政府将撤销沙皇政府对中国东北的各种压迫及其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在中国的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的各种赔款中的对俄国赔款部分交还中国。”1919年北洋政府趁俄势衰微先派遣北洋军官陈毅赴外蒙谈判，接着派遣徐树铮将军率军开赴蒙古，一举收复外蒙及唐努乌梁海。
为了摆脱孤立以求生存，苏共假惺惺地发布了两个对华关系声明，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掠夺的一切。1919年7月25日，正当北京学生与全国人民愤怒抗议日本21条企图鲸吞中国而列强装聋作哑之时，苏俄代理外交部长加拉罕发表对华第一次宣言说：“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建成哪样的国，采取哪样的政体，一任人民自由选择，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以及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它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给中国，不收报酬，劳农政府抛弃庚子赔款以及租借地等。”这一宣告直到1920年3月才传闻到北京，而且北洋政府称之为误传而拒绝与苏俄谈判。因为1919年的苏共的“对华宣言”根本就没有送达中国政府的任何机构。
1920年9月27日苏俄又发表对华第二次宣言说：“为了发展前次宣言的原则，俄国劳农政府宣明所有昔日俄国各前政府与中国所定各条约为无效。放弃中国领土之侵占及在中国境内各租界，并将以前俄国帝国政府及中级社会人士所掠夺者，俱以无报酬永久还付中国”。
1921年3月，苏俄喘过气来，立即废掉两次对华宣言中之承诺，煽动外蒙奸人在买卖城（今恰克图）建立“蒙古临时人民政府”，随后“邀请”苏俄出兵。6月，苏俄红军重新占领了中国的唐努乌梁海以及外蒙古。唐努乌梁海的面积达17万平方公理，相当于香港面积的2048倍还多，比台湾岛面积大4.7倍。这块土地被苏俄霸占后，中华民国政府一直未承认苏俄霸占的合法性。为使其占领长期化、合法化，苏俄比沙皇更阴险。苏共派出大批干部以各种身份进入中国内地，煽动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野心家制造内乱，不管是中国人之间抑或中国与其他外国，厮杀得越凶、血流得越多，只要能转移视线有利于苏俄侵占唐努乌梁海就是胜利。而外蒙古独立可以确保永远吞并唐努乌梁海，中东铁路则是劫掠中国的经济的吸血管。这个目标后来斯大林对蒋经国说得很明白：“我们必须把蒙古拿过来！”
从本性上说，列宁主义就是侵略成性的，它既然奉行“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那么所有关于和平民主的说道都只是谋略。斯大林掌权后，先是否认“对华宣言”的存在，继而杀人灭口，将签署此宣言的加拉罕作为“叛国犯”枪决，有很多人也被牵连。1922年8月31日，苏共中央书记斯大林签署《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其中有一则致越飞电，电文说：“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年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导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两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映”（《秘档新论》，P74）。斯大林已彻底推翻了这两个“宣言”，越飞本人对此令也接受不了，他在接电令后给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当时全部苏俄领导人的复信里称：“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同上书，P75）。越飞此种态度不但遭致苏俄政治局的严厉批评，且1923年即被调离中国，最终被打成“新反对派”，于1927年自杀身亡。越飞的遭遇说明，稍有良心发现，对斯大林肢解中国政策有任何质疑，即使像越飞这样的高官也难免被清洗之命运。捎带着说一句，当年在中国指手画脚的苏俄官员，除维经斯基主动承担在中国推动“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并将失败与斯大林分开从而得以寿终正寝之外，其余人士全都遭遇清洗。

地地道道的汉奸党

《共产党宣言》教导说：“工人没有祖国”。列宁教导说：“工人的祖国是苏联。”所以中共一诞生就把苏联当作它的祖国，做了地地道道的汉奸党。正如毛泽东给蔡和森信中所言：“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毛泽东书信选集》P3）。
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纲领宣称：要让蒙古、新疆、西藏自治，要将它们划入“某个民主联邦”。就是说，中共建党之初，就要将中国的蒙、藏、疆等奉送给苏联！
正当北洋政府在与苏俄谈判中为收回外蒙古的领土主权据理力争之时，俄奴却有高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称：“至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则不然：这些地方不独在历史上为异种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因为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以这些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异种民族，而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没有丝毫利益。”同年11月，《中共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称：“F、蒙古问题：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P111、P122）。这样，光承认“蒙古独立”还是“消极的”，还得“帮助他们”才算得上积极。今日那些动辄诬人为“汉奸”、“洋奴”者，是否忘记了共党就是汉奸党？
1924年春，苏俄煽动外蒙独立，国民党也公开指责苏俄不对，但是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却没有一个人因苏俄分裂中国国土，而与国民党持相同的立场。一些共产党员如李大钊等人却批判北京政府不承认苏联，公开发表文章要求北京政府承认外蒙独立。而一些国民党人激烈抨击共产党人身为国民党员，却“维护俄国人的利益”，要求予以严惩。有关争论可参见1924年3-4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施存统、李春蕃、沈玄庐等人的文章。其后，中苏就外蒙主权展开谈判，北京大学竟冒出一个民意代表团向政府表达民意，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就是中共党员李大钊，他声称，外蒙问题应依“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行事，政府应同意外蒙独立，苏联是“无产阶级国家”，外蒙脱离资产阶级的中国归并到苏联无产阶级大家庭是“回家”，“外蒙人民在苏联领导下可以生活得更好”。对此，当时的外交部长顾维钧严辞驳斥说：“那只是你个人的见解，我作为中华民国外长，有责任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使之免遭外国势力侵犯，绝对不能同意外蒙独立”。那段历史记录得很清楚：鉴于中国政府坚决不承认蒙独，苏联只好在谈判中作出让步，新的“中苏协定”规定，“外蒙主权属于中国”。
1925年中共领袖李大钊又在苏联的莫斯科代表中国共产党公然赞成外蒙古独立，并赞成苏联在外蒙古驻兵。此时，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的所为与卖国者何异？
1929年，当中国政府的军队为反抗苏联侵略浴血苦战之际，中共却奉斯大林之命发起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运动。此时，周恩来、刘伯诚、叶剑英等人，由俄国人每月供应3000万卢布，从俄国到中国东三省，召集中国、日本、朝鲜的共产党徒，组织义勇队，参加俄国的侵华战争。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60号通告，它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1936年中共发表社论，反对民国政府收复外蒙。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在说明中国的地理位置时写道：中国的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这明白告诉人们，毛和中共至少在1939年就已公开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45年7月6日中共致电苏共，表示“支持苏联党和斯大林同志对战后中国国内问题的建议，支持苏联党和斯大林同志关于外蒙古战后地位问题的看法，支持蒙古党和人民要求摆脱大汉族反动统治、寻求民族独立的正当要求”。
1949年7月4日，刘少奇受毛之命向斯大林报告，关于苏共与中共两党关系，“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