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的官员与妓优

黑眼睛1989

●王维江
       [淘股吧]
      
           宿娼嫖妓为非法：法规成摆设，潜规则盛行
      
           满族人以“蛮夷”得天下，深知文官好色、武将惜命为明朝败亡的根本原因。清初诸皇帝厉禁声色，并将有关条款写进《大清律例》：“凡文武官员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惩罚的是三种人：嫖妓官员、嫖妓的官员后代以及皮条客，而妓女既不被惩治，也不被罚款———用现在的话来说，弱势群体是受到保护的。
      
           所谓“杖六十”，就是打六十大板；所谓“减一等”，就是少打十大板。“杖”为五刑之一，有杖背、杖腿及杖臀之分。杖到哪里都是肉，虽然清代杖刑已改棍棒为竹板，似较前代稍显温柔，但无论如何，被当廷扒了衣裤痛打，触及的是皮肉，伤害最深的恐怕还是脸面，如果被杖者还在乎脸面的话。
      
           不惜以法律手段维系看得见的道德水准，不惜以“杖喝”威吓官员管好自己的裤带。这有点像对付不听话的小孩子的手段。没错，在皇帝眼里，谁不是小孩子呢？流放或杀头，都是一句话的事，遑论其余！当然，皇帝也不想把官场变成刑场，除了“杖喝”，还有温柔的一招，即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宣传，要不那个时候官场专出理学大家呢？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抓出一个康雍乾盛世。而盛世的硬指数：物阜民丰是一条，政纲谨肃也是一条；盛世的软指数呢？那就是社会风气和精神文明了。
      
           讲“理”的效用，反映到生活作风上，那就是官员洁身自好，腐化不为———官修史书上是这样说的，真相如何，很难说，要不戴震怎么说“理学杀人”呢！怀疑归怀疑，还得照文本说事：魏象枢“爱身”胜过“爱官”；汤斌清节直声，被乡民称为“清汤”；陆陇其“宁失官无负心”；张伯行历官二十年一切从简，不添锦绣……文本上的理学名臣不贪也不色，是在官场树立好官员的一个标杆。那时只有都察院，没有反贪局，所以更强调道德自律。
      
           如果说贪官必是色鬼的定律也适用于古代，那么，是否也可以逆推———不是色鬼的大多不贪？胸中有高风清德，治下才有爱民惠政。要问那时的两手抓为什么富有成效？原因也很简单：衡量官员政绩和提拔官员的标准是：先看道德，其次才看文章和才干。
      
           清初理学名臣的主要作为有二：一是理学功课做得好，如汤斌，“潜心理学，兼富文藻”———这是指理论；另外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指实践。“官无大小，在得民心。”“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这样的为官箴言，当然不能完全当真，但结合上“杖喝”之类的硬的一手，所行必然有效。
      
           清初，道德说教管用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皇帝以身作则，从小节入手，防微杜渐。清朝奠基者努尔哈赤劝诫大臣戒酒，谈到贪杯的危害：“愚者因之丧身，贤者因之败德”！康熙讨厌大臣抽烟（即淡巴菰，tobacco，非后来之鸦片烟也），听说有两重臣嗜好颇深，康熙特以水晶烟袋相赐，两大臣以为是恩赏，“一呼吸之，火星直达唇际，二公惧而不敢食。”拿枢臣开刀做示范，然后传旨全国禁烟。要说现在欧美各国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发明权，大概可以归之于康熙———此为题外话，这里想说的是，清初两位皇帝居安思危之谋，可谓缜密：烟酒尚在禁戒之列，谁还敢在生活作风上犯忌触礁呢？
      
           但之后犯忌触礁的恰恰是皇帝本人！使清朝纲纪废弛的罪魁祸首，正是四处题字、好出风头的乾隆。据说他驻跸镇江金山寺，兴之所至，便要挥毫，随行词臣赶忙护驾，拟出“江天一览”，乾隆硬是抄写成了“江天一觉”———这倒也符合风流天子上船睡觉、下船看庙的南巡实相。然皇帝怎能有错呢？寺中方丈急智解围：“红尘中人苦于罔觉，果能览此江天心头一觉，即佛氏所谓悟一之旨也。大佳！大佳！”如此高级马屁，拍得龙颜大悦，“江天一觉”的额匾就挂了出去！乾隆类似的笑话，还有将“西川”呼作“四川”、将“浒墅关”读为“许墅关”。借助于皇上的金口，这两个地名流传至今。
      
           虚荣是求真的大敌，也是走向奢靡的开始。皇帝尚奢，必然导致政风浮夸，驱使官员好大喜功，华而不实。乾隆时期理学趋于衰竭，汉学（文字考辨之类，亦称小学）越来越红，既是奢靡政风在意识形态和学术走向上的双重投影，学术仅仅成为钳制思想和装点盛世的工具，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古来之学术，一向就是“以学缘术”，奢靡浮夸之后，法律条文成为虚设，条文越来越繁琐，法制相应越来越废弛。长此以往，循序渐进，欺罔变为有趣———这只是序幕；腐化变为风流———这才是正剧。今天的“××帝微服私访”之类的电视连续剧只是戏说，实际的情形，就是皇帝逛妓院！毋庸讳言，开这个头的就是乾隆。
      
           小节不拘，生活作风就会出问题；而生活作风出问题后不再算问题，必然带来纵饮征歌、市恩纳贿的腐败风气。乾隆之后，民间传谣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为什么和珅能吃得那么饱？是谁把和珅喂得那么饱？和珅跌倒之后，谁又能够阻止后来大大小小的和珅们不吃饱和不跌到？
      
           嘉庆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大概也不想回答。他整肃和珅，用意似乎更在树立自己的威信———乾隆退居二线后，群臣仍然脸色只看太上皇，满廷无人理睬小儿郎，这样的局面不整，嘉庆能睡得着觉吗？整肃目的不纯，效果自然不好。“咸与维新”的号召叫得再响，也就是唤醒了群臣向新皇帝表忠心的热忱，朝纲未见振作，生活照旧腐化。
      
           进入道咸，更是邪能压正。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研究娼妓史的王书奴先生，对清代官员生活腐化的演变时段有一个基本判断：“道咸以来，清代官吏狎妓遨游，成为风气。”既然腐化都蔚然成风了，严惩不贷就是一句空话，打屁股的竹板自然成了公堂上的摆设。
      
           道光其实很昏聩，还要摆出一幅励精图治的架势，屡遭内臣外吏联手蒙骗而不知。张集馨给我们留下了一本《道咸宦海见闻录》，其中涉及生活作风的段落，今天读来仍不觉陌生：在山西平遥，省里下来的办案人借机“需索挑剔，狎优宿娼，日夜纵酒”；在福建漳州，娼楼赌馆之盛为全省之最。生意发达的原因，是背后有官府的保护，而官府之所以乐于保护，是因为各级官吏都接纳商家的“娼赌费”———法规成摆设之时，就是潜规则盛行之日。
      
           文官如此，武将又如何呢？
      
           咸丰五年（1855），皇帝爱将胜保在军营开娼棚，“不但兵勇往来梭织，即将备亦复前去，恬不知耻。”
      
           咸丰八年，本浮荡子弟的赵延烺竟然被尚书保奏为方面镇守：“在河州署镇任内，将洋琴流娼带署媟狎”。
      
           在张集馨眼里，亲贵的形象是：“气势熏灼”，“贿赂公行，恬不为怪”；总督的形象是：“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终日酣嬉淋漓，彻夜不休”；司道的形象是：“日事征逐”，“笙歌竟无虚月”。
      
           盛世消亡了，消亡的原因不会与皇帝和官员的道德败坏和生活腐化无关。道德败坏和生活腐化，反过来又加速了朝纲日坏、政纪废弛。道咸风气之坏，坏就坏在官员生活腐化的普遍性———不仅高官腐化，书吏也腐化；不仅文官腐化，武职也腐化；不仅沿海腐化，内地也腐化。
      
           道德败坏的后果是权力寻租，生活腐败的后果则是色权交易。道咸时期，英国人打进来，岂能是运数？太平军反出来，谁敢说是偶然？
      
           狎妓狎优：在合法与非法之间
      
           本来已是衰世，就因为屡签城下之盟而换来了洋人的协作，加上以复兴理学为己任的曾国藩等人的拚死血战，江山才没有易手。同治时期是一个屈辱的年代，皇帝该下罪己诏才对，却被官方包装成了所谓的“中兴”，真是心有巧思，国有能臣！很善于将坏事变成好事。
      
           但糜烂就是糜烂，腐败就是腐败，不是一个新名词、一套新舆论话语可以掩盖的。从生活作风的视角看，乾隆需要谴责，那是与他的祖父和老子比；如果与他的儿子、孙子、重孙比，那乾隆还能继续作为一面旗帜。微服出宫的毛病，乾隆只是偶尔为之，他的后代竟将其变成家常便饭：先是道光———潜出宫门闲逛兼恶作剧；再是咸丰———天下糜烂，天子生活更加糜烂，饮鹿血，吞春药，“以醇酒妇人自戕”；到了同治，更是频繁光顾下等妓院，竟然把冶游的成果———梅毒———也带进了紫禁城中。
      
           更匪夷所思的是对同治疾病的治疗。虽说目前学术界对同治死于梅毒还是天花尚有争议，但可能性非常大的是，慈禧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有意无意地误诊了。将梅毒说成天花，把梅毒按天花治，都是无可奈何之举，谁让他是皇帝呢！皇帝家丑尤其不可外扬，天下耳目更需努力掩盖。但掩盖不住的是，皇帝确实冶游了，一些有同好的大臣与皇上常常邂逅妓寮。更令人难堪的是，启蒙和引导皇帝的，恰恰是京师的文士精英———翰林院侍读王庆祺。
      
           据说同治宾天之后，京师冒出一幅对联：“弘德殿、广德楼，德行何居？惯唱曲儿钞曲本；献春方、进春册，春光能几，可怜天子出天花。”讥讽和描绘的，正是这对君臣的交往历史：五品京官王庆祺“美丰仪，工度曲”，常在广德楼饭庄唱曲行乐，唱是幌子，淫为目的。同治皇帝在广德楼与王庆祺相识结缘，王庆祺从此平步青云，得以随伺弘德殿。王庆祺的性学知识显然比文学知识渊博，从此，黄色画册代替了文学读本，师徒二人白日研习理论，晚上则出宫实践。黑衣夜行，不正是朝政民生两眼一抹黑的表征吗？
      
           正是这个马屁精王庆祺，搞垮了皇帝的身体，促成了年轻天子的速死。到了这个地步，争论同治是死于梅毒还是天花已经无关宏旨了。同治之死所指向的一个事实是———帝王已经无行到极点，文学和政治精英已经无耻到极点。这样的丑行，慈禧不来掩盖，谁还敢掩盖？谁还有能力掩盖？
      
           已经太晚了，慈禧指示御医以天花汤剂治亲生儿子的梅毒，徒有“大义灭亲”的悲壮，无法刹住官员视官场为欢场的积习。此时已是同治十三（1874）年了，宽松一点算，从咸丰登基开始，官场纪律松弛已达二十余年了。
      
           同治时期最早纸醉金迷、耽于安乐的是京城有权有势的世家大族、满蒙权贵。权倾一时的恭亲王奕訢曾满脸严肃地劝阻其皇帝侄儿夜间外出，同治则反唇相讥：你儿子也常常一身黑衣外出，你不管他却来管我，居心何在？奕訢羞愧难忍，悚身而退。他不知晓，此时的满蒙公子哥们，早把京城口袋底的妓院当成了自家后院，一帮人先是“轰饮”，接着“征歌”，夜以继日，流连忘返，遇到可意的姐儿，干脆就领回家，包养起来———“包二奶”也是流传有绪！那位被讥为“败保”的胜保大将军就干过这种勾当。
      
           主子如此妄为，奴才也色胆包天。工部侍郎崇实的书僮，嫖赌被抓，崇实竟然跑到刑部要人，“声震瓦屋”。所幸刑部堂官还坚持原则，当然也是因为崇实只是个“副部级”的官儿，包庇能力有限。角力的结果，崇实虽遭训斥并降级，书僮不久仍然无罪释放———全仗主子疏通打点。这样的场景，乃同样为世家子弟的崇彝亲眼所见。崇彝是因咸丰八年（1858）戊午科场案被杀了头的大学士柏葰的孙子，所见所闻不致有虚。
      
           还有一桩风流债案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主角是宗室宝廷。此人好喝酒，有文才，这在满族人中不多见。年纪轻轻就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相当于副部级），三十三岁又挂职到浙江担任学政（相当于省教育厅长），此职为中央直属，三年一任。在仕途拥挤的同治年间，像宝廷这样的幸运儿并不多见。此兄性情风流，用浙江长住京师的大名士李慈铭的说法，宝廷“素喜狎游，为纤俗诗词，以才子自命。”李大名士科场不顺，寄人篱下，对宝廷的评价，第一句是实情，二、三句则属苛评。宝廷的五言诗当时就很叫响，至今仍得诗词方家好评。所谓“素喜狎游”，指的是宝廷三年教育厅长任满后，水路返京，路遇花蒲鞵头船女———其实就是船上妓女，专做水上旅客的生意。宝廷虽是北方名士，到底是初次下江南，未曾见识过江南女子的妩媚妖娆，一时昏头，先是对女子以收为小妾相许，再以京师重聚相约。宝廷兴冲冲抵京，备车马恭候，“则船人俱杳然矣。”真是陪了夫人又折银，都中一时传为笑谈。
      
           尽管如此，宝廷未见有任何处分，他人也不曾举章弹劾。这说明，同治时期官员的宿娼狎妓问题，既没有国法上的惩罚，也没有朝纪上的约束。纸面上的法律条文仍然有效，但实际已经无人在意理会。
      
           白纸黑字不起作用，不成文的规矩就会浮出水面。所谓潜规则，大概就是这么形成的。同治时期官员涉猎情色的尺度，按照光绪年间在京城担任多年部吏的何刚德的描述：“京官挟（狎）优挟（狎）妓，例所不许，然挟（狎）优尚可通融，而挟（狎）妓则人不齿之。”这段话自有奇妙之处：清初官员嫖妓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到了同治时期却变成了道德层面的问题，所谓“例所不许”，就是嫖娼只是违纪，不算犯法。
      
           更加绝妙的是，既然不许狎妓，那就找个替代品吧，于是狎优应运而生。这是中国官场的博大精深之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已有之。正如盛世时的康熙不许抽烟的效应是日后鸦片走私的盛行，中兴时的同治群臣们则把狎优的艺术发展到了极致———即官员中同性恋的流行，同治与其宠臣王庆祺即是一对。电影《霸王别姬》所呈现的时代虽已到民国，但官员迷恋名角的统绪则来自同治时期。当然，迷恋名角绝对不能等同于同性恋。
      
           “优以唱戏为生，唱青衣花旦者，貌美如好友”。用现在的话说，“优”就是京剧男演员。《南方周末》有一期文章谈到梅兰芳曾做过“歌郎”，黄裳先生起而反驳。其实，那时做歌郎的大有人在，这也是狎优的流风遗韵。“狎优尚可通融”，就是说男性官员玩弄男性演员，既不能说合法，也不可说不合法；既不能说违例，也不可说在例之内。玩与不玩，这不是个问题。不玩白不玩，玩了也无碍。现代汉语里的“相公”一词，其源头为“像姑”，说的就是被玩的替代品像以前的“姑”———妓女。文人士大夫的官场很妙，所以会创造出一些奇妙有韵的词汇。
      
           那时的文官不仅文化修养好，而且政策水平也高，尤其是京城的高官大老兼文化领袖们，对娱乐的尺度拿捏得恰到好处。比如江苏吴县世家子弟潘祖荫，既钻研当时学术界最时髦的学术———金石，又与戏曲界最顶尖的名角为好友———这是交际场上最时髦的！这样的名角不但善唱昆曲，而且工于丹青，自然雅之又雅，很能慰抚江南才子身居北地的思乡之情。
      
           另一位江南世家———江苏常熟人翁同龢与潘祖荫的家庭背景、官场经历和个人情趣也很接近，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只是翁同龢的强项是书法，同光年间琉璃厂古董书店的招牌，最多的墨宝即来自于翁同龢。而翁氏所收藏的书画之丰，恰与潘祖荫的金石收藏并立为双峰。
      
           鉴于两人在政坛和学者圈子里的巨大影响力，当时人以“潘翁”并称。令人惊讶的是，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天阉”。晚清笔记对此多有记载，据说有个门生初谒潘祖荫，随口问起老师有几位世兄，潘祖荫不以为忤，竟然反问道：“汝不知我天阉乎？”过去读到这条记载，总有些不解，不解之处有二：一是怎么那么凑巧，两位江苏来的大才子怎么有那么多的共同点，好的坏的都无二致？二是潘祖荫回答门生唐突之问，未见丝毫的不悦。这的确耐人寻味，潘祖荫的“洁癖”、翁同龢的“风采奕奕”，显示出同光时期政治和风气的异样。延至光绪后期，后一代的著名文士中，也有几个天阉，不止梁鼎芬一人。
      
           京官在狎优上做文章的时候，外省官员似乎并无狎妓的禁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任上海道台的应宝时，从事洋务事业，是潘、翁之辈不屑一顾的俗吏。应宝时虽是举人出身，却也工诗善画，“一片深情谁合寄？裂与齐纨，莫向秋来弃。蝴蝶海棠春共戏，画图留取相思意。”这样的文人雅致，让人不会想到应宝时的另一幅面孔，这幅面孔是他的同族用对联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的：“从夷务入手，又爱赌又爱嫖，翻转脸皮谈道学；由州同得官，不知县不知府，居然体面署藩司。”
      
           因为是“从夷务入手”，所以才有大量敛财的机会。李鸿章所选拔的洋务干将多有贪婪之癖，时人多有揭露，而贪财之后的腐化生活，知晓者并不多。一般来说，贪财贪色的官员多是出色的性格演员，不同场合会摆出不同的面孔，发表适宜的演说。不知他们的演技，是否也得益于与之密切交往的名优？
      
           武将更不值一提，风雅不必想了，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泄欲。尤其是那些因镇压太平军提拔上来的一大批中下级将领们，“嗜好太深，操守怠惰”，几乎五毒俱全，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不但自己“狎妓妄为”，而且纵恿兵丁胡作非为，糟蹋民妇。以致过去战争年代保举其军功的老上级也看不下去，只得痛下狠心，奏请将其革职查办。在腐化堕落上，文、武只有雅俗之分，没有轻重之别。
      
           “可怜天子出天花”，弄到天下之大国无净土的程度，这句话应当改为“可怜天下出天花了”。这个国家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因为有一个“中兴”的虚像，所以举国狂欢，纵饮征歌，秽德彰闻。“中兴”的实质，是洋务挂帅，有奶便是娘；而“中兴”的效应呢，实际上是“中毁”———在复兴国力中途，自我毁灭正在热烈进行中。
      
           狎妓娶妓的合法化
      
           1875年，进入光绪时代，人们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儿皇帝的年纪越来越小———同治六岁黄袍加身，光绪则四岁君临天下。轰动一时的《末代皇帝》里小皇帝当朝撒尿，只是同治、光绪儿时理政的复制而已。在同治和光绪背后，是那位从二十六岁起就守寡的慈禧太后，女主治下，官员奢靡之风愈演愈烈，道德丧失底线，生活腐化不堪，难道这些与慈禧没有关系吗？英国人濮兰德和白克好司所描写的生活放荡、秽乱后宫的慈禧形象，并不符合历史真实；清人笔记中的慈禧与太监有染、宫中走动假太监的传闻，甚至说李莲英得宠于慈禧的原因，乃男根未净、床笫伺候有方云云，同样没有历史根据。客观地说，慈禧的私生活无可挑剔，绝无其前辈吕后和武则天的作派。
      
           猜测慈禧的性生活如何实在没有多大的意义，值得探究的倒是慈禧爱听京戏的个人爱好与朝廷政治和官员生活腐化的相关度。祖宗本来留下来的规矩是，宫中可以唱戏自娱，演员只能由太监担任。清代好冶游的皇帝都好京戏，乾隆以此来装点盛世景象，咸丰则从玩票进阶到了专业的程度，逃到避暑山庄，还不忘调动两百多京剧科班太监前往演出。慈禧耳濡目染之下，也成为京剧方家。大权独揽后，觉得宫内班子不够专业，就把外面的名角请到宫里，大腕如孙菊仙、谭鑫培、汪桂芬、王瑶卿和杨小楼都有幸进宫唱堂会。听到技痒难熬，慈禧还亲自改剧本、定唱腔，大有创立“样板戏”之激情。
      
           慈禧虽为女流，但胆子特大。清朝重祖制，慈禧就敢违背。政治上，她垂帘听政，坏了一次祖制；私生活上，“广召外优”入宫，再一次坏了祖制。历史学家对其政治上坏祖制多有研究探讨，对其私生活上坏规矩则不甚在意。事实上，她的娱乐方式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不可小觑。慈禧在五十岁前后对京戏最为着迷，这是否与她的更年期有关，此处不敢妄测。不得不提的是，她的痴迷状态严重影响到了政务，随之也影响了官场交往方式的骤变。
      
           枢臣翁同龢光绪十年（1884）的日记中多次记到，“长春宫日日演戏，近支王公，内府诸公皆与”。此一年是多事之秋，中国和法国因为越南问题兵戎相见，战争的后果直接影响到十年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而甲午战争决定了国运。
      
           前面说过，咸丰对付政治危机的鸵鸟招数是投入妇人怀抱，慈禧的招数是听戏自我麻醉。从这个角度看，就很难否定，京城高官名士捧名角、泡相公跟慈禧好听戏没有关联。有所不同的是，慈禧以召外优入宫的形式，取得了和年轻美貌的男性接触的机会，高官名士则以把玩相公的形式享受了奢华奇异的生活。
      
           慈禧爱听戏的效应，是高官名士捧角，捧角进而狎优。狎优的合法化，带动了狎妓的合法化。在同治年间，狎优尚属灰色地带，爱惜羽毛的高官名士一般不敢妄动。同治三年（1864），潘祖荫署侍郎，进入副部级行列，就立即断绝了和他心仪的名伶的交往。而到了光绪年间，狎优是家常便饭，狎妓同样如此。高官名士蠢蠢欲动的是，如何把妓女娶回家当作如夫人，并且使之合法化。
      
           前面提到的宝廷首先做了尝试。光绪初年，慈禧太后广开言路，一批翰林院的才子们获得了话语权，火箭似地蹿红，宝廷就是风云人物之一。此次宝廷又做了三年福建的学政，返京途中，又一次遭遇江山船妓，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宝廷此次与佳人携手北上。然妓女登上官船，难免“道路指目”。宝廷抵京后，自觉难以交代，遂上章自劾，朝议革职。
      
           对这段历史，曾朴《孽海花》的描述为小说家言，不足为凭。宝廷再荒唐，不至于中了船妓母女的美人计，被迫订立婚约；宝廷本人“微臣好色原天性，只爱蛾眉不爱官”的潇洒，带有强撑脸面的成分，不可全信；其好友陈宝琛在清流派政治倒霉后所赋的怀念诗，称宝廷“大梦先醒弃我归”、“早羡阳狂是镜机”，那是诗人的想象，或者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自我安慰。如果说宝廷有此政治上的机敏和先见，那就该借助第一次同治年间的娶妓故事自污去官，更应该告诉他的清流诸友效仿而行，大家一起全身而退。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宝廷错误地估计了朝廷对娶妓的容忍度，他本以为娶妓与狎妓是一回事，没想到高调出击的翰林“清流”已遭人忌恨，于是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就成了问题。当然，这其中不排除宝廷风流倜傥的诗人性格所起的作用。清人笔记有云，宝廷解职后竟遍宴亲友，美其名曰“掛冠会”，席间花枝招展的如夫人闪亮出场，宝廷得意地问宾客：是侍郎这个官衔好？还是这位佳人好？———才子风流不假，但政治上的卓见，实在看不出来。
      
           宝廷的故事，说明娶妓合法化的时机尚未成熟。就在宝廷娶妓四年之后，纳妓为妾不仅合法，而且成为很风流、很风光的才子佳人故事了。这个故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状元才子洪钧娶了雏妓赛金花，时在光绪十三年（1887）。赛金花不仅风光无限地做起了如夫人，而且随夫婿出使俄、德、奥、荷等国，为晚清充满屈辱的外交史，添上了一笔异彩。
      
           走笔至此，似乎没有必要再叙此后官员的私生活状况———既然一切都合法了，那什么花样的腐化都会出现，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宝廷的学生郑孝胥办洋务，“日事冶游”，并屡屡书札通告好友；湖南老名人王闿运一路狎妓，本不足为怪，然借助名头，让知县公款支付所有妓船上的消费，本是为人师表的学者，竟然把妓院当成给“研究生”传道授业的课堂；端方遍尝京江名妓，再到后来的段芝贵花钱买妓，当作礼物送给京城的权贵，变相买官，实在是把朝纲政纪践踏至尽。四年之后，大清帝国便寿终正寝，不能说这相互之间没有丝毫的关联吧？！
      
           ◎王维江，复旦大学历史学学士和硕土，汉堡大学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清流”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