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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一民:道德滑坡问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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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15 07:19: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发布时间:2011-11-14 15:40 作者:廖一民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454次  

“小悦悦事件”引得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人的道德问题。其实这类讨论,一百多年来就没有断过。


  1894年,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以他居华多年的观察写了本书《中国人的性格》,里面就说到中国人“缺乏公心”的问题。后来梁启超等维新知识分子进行启蒙宣传,指出国人之所以缺乏公德,是由于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剥夺了民众的基本权利,使老百姓长期居于奴隶盗贼的地位所造成。只有懂得自己权利的人,才知道尽社会义务;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的。而君主专制“家天下”最害怕的就是奴隶翻身作主人,必千方百计钳制之。因此,梁启超提出“新民”的口号,致力于塑造“公民社会”的新国民。谭嗣同更把矛头直指专制君主,称历代帝王才是“国之大盗”、“独夫民贼”。留学生鲁迅被同胞的麻木所刺激,弃医从文,写出《阿Q正传》、《药》等“批判国民性”的作品,力图拯救国人的灵魂。孙中山们终于演出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历史剧。从那时候起,人们就明白,统治者的思想行为,决定该社会的思想行为;道德问题说到底是政治制度问题,社会的统治者要负第一位的责任。


  道德与法律不同,前者靠感召力而非后者的强制力。维持感召力的是诚信,一个社会的执政者当然地要成为这种诚信的示范者。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曾以“立木为信”,可见古人早就知道,社会凝聚力、道德感要以执政者的诚信来维系。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一段时间,即老年人们怀念的50年代,社会道德风气比较好,这是由于刚刚进城的革命者多数还没有被权力所腐蚀,他们在百姓中的形象是清新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执政者的问题便接二连三地暴露出来。先是背弃《共同纲领》诚信,接着背弃“双百方针”诚信,翻覆之间,数以百万计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遭受打击。对不同意见的压制,造成说假话、浮夸风泛滥,盲目“跃进”又使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兄弟成为饿殍。在个人崇拜、愚民政策登峰造极的时候,“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神话却突然被“九一三事件”击得粉碎,和太平天国的“天京内讧”一样,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至此启幕。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国进入新时期。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一度充满希望,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改革的进程中断,经济主义、“向钱看”,成了人们生活的唯一指望,继而官员腐败愈演愈烈,社会怨懑日积月累,以至不久前的媒体调查,八成民众认为社会已无诚信可言,更有八成以上的民众认为不诚信者首推官员!正如伦理学界专家所指出的,官德败坏是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症结。这样的事实,为万众所指,无可辩驳。


  “人之初性本善”、“仁者爱人”,中国传统社会虽有专制的黑暗,但仁爱仍是道德文化的主流。海峡两岸民间旅游开放以来,去过台湾的大陆民众,无不被那里乡亲良好的道德风貌和公民意识所感触,这也说明中华文化随着社会在进步,具有积极向善,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生命力。执政者们应该知晓民情民心民意,对道德滑坡的社会现状,问一问,想一想自己该负的历史责任,这种责任决定着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民族向何处去,而绝非仅仅你们一家一族一群的私利!这种责任要求你们切实拿出行动,推进社会进步和政治改革,以挽中华五千年文明之不堕。人民留给你们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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