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怎样议论中国中产阶级文化认同的培育？

黑眼睛1989

博主说在转帖前：世界经济总量亚军了的中国大陆，貌似富裕起来了。在北上广深等大都市、在机场、在各名品店、在高尔夫球场、在贵族学堂、在高尚社区，甚至在“天上人间”等等处所，种种迹象表明，一个中产阶级群体已经形成。但是，中国大陆这一群体的文化品味究竟怎样呢？国家和社会正在如何发育这一群体的文化认同？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中产阶级在文化认同上有何差别？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现实课题。由于没有普世价值的归属感，这一群体的现实文化表现也许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很难谈得上拥有了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不然移民潮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冷却过，二会代表委员中有不少是明里暗里的外籍身份，为什么会这样？显然，在中国大陆，人们并没有拥有中产阶级身份的自信，原因何在？这里，不妨看看老外是怎样议论中国中产阶级文化认同的培育问题吧。

老外怎样议论中国中产阶级文化认同的培育？

作者：H·D·斯蒂芬尼（史蝶飞），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国际研究学院院长；

郑怡，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讲师；

引言：阅读和阶级

英语世界的许多人把中产阶级视为他们眼中现代性、民主和自由(理念)的发动者与保证人。对待从权威主义转型而来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比如有关中国的例子时，他们的理解更是如此。但是关于中产阶级是一种普遍现象的假设在中国几乎必然要引起异议且肯定需要更深入的观念性考察。

　　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用社会-经济学的术语，他们被定义为“中等市场”(中产阶级)(国家出版物也指小康社会(富裕社会)和工薪阶级 (薪金阶层)；创造性的知识分子、企业家、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经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CASS) 最近的一项调查(2004年7月)声称：（中国）出现了具有自我认同感的（自觉的）中产阶级，到2020年他们将占人口总数的 40%。中国社会科学院把财产在人民币15000元(澳大利亚元AUD $3000) 到300000元 (AUD$60000)之间(中等收入等级)的家庭视为中等阶级或中产阶级。当然，经商者的财政状况远远好于这个标准。但如何定义他们呢，是根据他们的品味与期望值，还是依据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谁是中国改革潮中的都市精英，他们将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选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个问题回响于关于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不同主张的当代论争之中；从作为地方领导所拥有的正式权力，到作为一支年轻而富有才华的专业队伍所具有的不断增长中的影响力，他们的工作跨出了汉语界并逐渐进入到英语世界。

　　然而，这一大堆的问题和断言要求我们追问一个根本性的复杂问题，阶级在后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在这种社会里，民族与国家被投入到快速的国际化进程中，但同时也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对中国“精神文明”及“文明工作”（ cultural spirituality (jingshen wenming) and ‘civilisation work’ (wenming gongzuo)）之根本性作用的强调。特别是，我们需要审查自觉的中产阶级的“审美”或“品味结构”，它源自配有插图的“阅读”（reading）和“看读”（looking at）活动，尤其是这些出版物被设计成自我完善和与人区隔的指南、或被视为儿童教育简章和被用作旅行参考和旅游业的广告宣传等。

　　我们因此会提出疑问，这种新的“中产阶级”区隔或品味是否意味着似曾相识的国际精英的最新发展？或者，他们是否代表一种新的中国国内认同的第一波激流，而反过来又可能在亚太地区经济文化中导致重大转变呢？又或者，如果我们盲目复述许多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普通中国人（也有许多并未受益）的共同说法，中产阶级就是指由那些仅仅感觉“比以前更富”的人所形成的语义学上的（semantic）和政治管理组织意义上的观念吗？

比以前更富有

过去的25年里，中国的经济革命已经导致了深刻的变化。其中许多是社会和文化特性的改变。它们显著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大规模整顿当中：都市化和强迫性迁居、大规模的国内移民与工业、农业及军事重组(Donald and Benewick2005)。当然，也存在着另外的变化标志，它表明至少在最富有的省、市和人群中实现稳定是可能的。这些标志包括个人财富的增长（特别是根据政府2004年3月的声明：个人土地所有制现已被允许）、不断增多的世界传媒工具与先进的通信系统(Lee2003)、国外旅游签证的放松、中国文化创新产业和奢侈品市场(J.Wang19962004)的发展以及为优越的独生子女创办的私人教育的激增(Lin1999)。

　　当前，创造财富是个人和家庭的主要目标，然而，入党仍然会得到高度的赞扬，但它常常是因为工作职业的原因而非源自纯粹的政治进步要求(Gore2000135)。甚至连小城镇也渴望表现出它们的人口“质量”（ 社会素质）与国际投资者的要求是相称的(Anagnost199776-80)。此外，新富者和中等收入者（中产阶级）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市场和人口基础；而且他们的行动与政党国家的优先发展战略保持一致。与此同时，那些比以前富有但并未足够富裕的少数人在“京漂族”的戏谑中反映出来（reflected in the joke going round Beijing）。中国的政策经常利用数字来进行宣传：“三个代表”就是2000年由江泽民提出来的新词汇，意指中国共产党即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大众等三个方面的代表。现在，不太正式的“三大困难”（ three difficults）的说法被用来指称购房、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出现的、远远超出许多中等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并使得他们无法维持那种允许奢侈消费超前于基础设施的成本结构等等不良现象。

　　无需奇怪，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现在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于毛泽东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社会情况(Brugger and Kelly 1990;Goodman 1994)，也不同于1976年以前可获得的特权和权力的实际情形(Walder 1994)。将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严格区分并在实际上进一步对干部和城市赋予特权的时代大体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城市居住权和党的影响力保留了下来，甚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为了能正确理解中国社会的运转情况，他们的社会经济潜力与新的切实的分类描述理论亟需得到确立。

　　但是，如果它仅仅被设想为由于市场、国际化国内改革所导致的“自然”过程(Glassman 1991;Hsiao1993)的话，社会分层情况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就易遭误解。正如罗宾逊和古德曼所言(RobisonGoodman19968-9)，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中国中等市场的消费者将追随新自由主义和温和的市民社会的路径(Rodan 1998)。的确，他们在历史上作为一个集团的偶然出现表明的是别一意味：中国中等收入消费者阶层或“新富”的成长(Fan 2000)与历史上在自由政治经济制度中所理解的中产阶级的诞生并不是一回事(Buckley 1999)。此外，普通的中等收入专业人员和企业人士过于依靠国家的安全和政党的影响力，以致于没有任何兴趣进行会危害他/她的经济和社会前程(Goodman 1996;Rodan 1996)的政治活动或言论上的冒险。在中国存在异议和有组织的反对时易于产生宗教民粹主义（religious populism）(Perry 2002)，或者会引起低收入工人(Lee 2003)、生存环境恶劣者(Jing 2003)和失业者(Z. Wang 2003)的不满情绪。对新自由民主的期望仅局限于相对较小的知识分子团体(C H. Wang 2003)和对大众文化的置疑中(Link2002)。当然，也有一些个人抗议土地掠夺、发展的环境代价以及危险的食品生产管理体制。同世界上其他积极活动分子一样，这些人只占总人口数中极小的百分比。这里没有或仍没有出现与英国类似的有机食品运动或像澳大利亚“荒野社会”（the Wilderness Society）那样的以“拯救森林”为目标的环保团体。或许，“三大困难”是那些感觉到被改革承诺欺骗的人们政治觉悟的一种信号。然而，中产阶级，或准确地说，那些收入可实现或趋近于其期望值的人，并不必然会在财富、新的生活标准和由欧洲自由哲学认定的获得权力的民主途径之间建立起哈贝马斯式的联系。而对一些人而言，“三大困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成其为困难。北京香山高级社区超过一半的居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这种情况是北京中心地段以外景顺路（Jingshun Road）几处豪华住宅区的典型特征：它由一家新加坡的管理公司共同拥有，以配备社区全套便利设施为荣：“俱乐部”、“游泳池”、“园艺师”和引进的国外知名学校，包括其中最有名望的设在住宅区和附近校园里的涵括12个年级的达利奇学院（the k-12 Dulwich College）。早晨，孩子们乘坐直达班车上学。居民们承认，中国人大体上倾向于隐瞒他们的商业财富，对大额物产采用有安全保障的现金支付手段。北京香山区居民以雇佣训练有素的新加坡保安而自得。附近开发区（其中之一曾是中国军方进行武器贸易的地方）的更新且更有名望的买主还享有英国的包括进入住宅区的全套指纹认证系统的安全装备。因此，当一些人满足于“比以前更富”时，另一些人则组成了不同的联盟。

品味形成的理论

要不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勃勃雄心并不能由国际上与之收入相似的群体情况加以假定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是新阶层形成的深刻而重要的例子，是后社会主义社会中乌托邦式的渴求。我们也将坚信阶层是一个笼统的语词，而并不是同质性的标志。显然，只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来进行划分（阶级），就存在着许多现象上丝丝缕缕纠缠不清的地方。尽管许多细微的差别必须被观察到，但对作为一项由“阅读”、“观看”和“选择”构成的自我教育实践的品味形成的分析将表明国家语境中的阶级特征是如何精心培育出来的(Hunter 1988)，及国家和文化市场将提供哪种激励措施。因此，本文将研究一种自我提高的阅读现象，关注个体文化完善、精英人士的舒适生活和流行时尚等面向的出版物，这些书刊的趣味介于塔斯琴（Taschen）风格的专题研究、爱默生式的小品文与高档女性杂志或电影期刊之间。“带插图的休闲读物”（illustrated leisure reading）是这种自我完善文学中的一种风格，它是文艺杂文和精装大开本画册的汇集品。这些书籍相对昂贵且制作精美，其作者和投稿人包括学者、作家、专业新闻工作者和市场营销广告宣传的文字撰稿人。文字优雅、图片精美是其特色，内容则涵盖了大量的论题：从旅游建议到阅读推荐、从儿童抚养到哲学沉思，以及对婚姻、情感、音乐乃至室内装潢等给予的富于诗性和智识的思考。这种风格的文字最好应被理解为提高读者精神、审美和心理情感水平的指南。而且，通过撰写此类书籍与文章，作者自我认同为新的文化精英（或称“机智分子” (an intellectual element (jizi fenzi))）。另一类型的出版物是旅行指南，它属于“休闲阅读物”中的一种。总之，中国国内旅游营销文学仍相对不成熟，尤其是对比网上攻略和更高级的旅游经济的品牌文学而言更是如此(Olins 2003;Aitchison 2002)。以上所述“配有插图的休闲阅读”开始对中国旅游观念产生影响，如一些小而精美的书刊开始引领、培育中产阶级旅行者的正待形成的品味。

　　总而言之，所谓的“精英礼节”（一个人对其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角色的思考方式、行为方式和理解方式的总称。）手册让我们越过代际去理解想象中的新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这些手册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需要采取不同的形式。一种典型的风格是学校章程及其广告宣传。它对我们而言似乎是最有趣的一种阶层发展模式，它表明在一种新兴的社会结构中孩子如何可能被教育成为有文化的主体。与此同时，插图书刊风格能使成人通过休闲阅读和旅游文学来了解新的认知方式和品味区分，而这反过来又培养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模式。这些出版物孕育出对阶级构成和本土化转型的文化研究，它强调教育、自我教育和审美的重要性——而这些有时仅仅被视为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

　　西格弗雷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933年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与阶层的类似批评上的一个最早的范例。他看到了柏林“快乐棚屋”（pleasure barracks）是工薪族“精神上无家可归”（ideological homelessness）的反映(Kracauer199888-90)。他的作品和研究表明了这样一种思想，尽管新的社会组织与相当的小集团在别的方面相似，但它们不太可能有比表面的相似更多相同的地方。更确切的说，出现的是期待、竞争和抱负的混合物，它们的模式和来源多种多样且充满矛盾。在克拉考尔看来，（柏林工薪族阅读材料中的）“深层道德寓意”（the deeper moral）显然是向所谓的中产阶级灌输一种仅仅凭借中等收入就能维持属于中产阶级社会的体面、并因此作为中等阶层他们有充分理由感到满足的信念（199890）。克拉考尔对魏玛共和国现代化过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辨认和分析这样一种品味结构——它导致当代后社会主义的自满情绪，并进而支撑和深化了在没有必要争取政治地位的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分层。

　　1963年，E. P.汤普逊（E. P. Thompson）把“阶级构成”（class-formation）定义为“形成物”（making）而非结构决定物，这是阶级分析传统外的一种经典阐释(Thompson 1963)。在汤普逊看来，作为历史现象的“阶级”并非作为一种唯心的兴趣或意识而存在的“组织”或“类别”，而是在人类关系中产生的。但是，汤普逊历史的“长时段绵延”（longue durée）即使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这个概念看上去仍然太像一个无法避免的进程。它不能提供一种模式去理解作为一项乌托邦工程的阶级形成过程，其结果是仍停留在把阶级的形成看作是被虚构的和被塑造的，而不是被看作为对“共同经验的结果”（a result of common experiences）传承或分享后的产物(Thompson 19639)。D·瓦曼（Dror Wahrman）卓有成效地扩展了“形成物”的概念，用以研究一种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神话般的社会。他声称，作为社会与历史概念化的“中产阶级”类别的重要性不在于指称一种明显区分的社会阶层，而在于其扮演着组织社会和政治经验的主要角色（Wahrman 1995）。而且，在近期欧美历史与社会的研究中，尤其在那些被称之为新历史研究或文化政治诗学当中，对通过文化实践“型塑”、“构造”阶层及社会认同的关注在稳步上升(Kidd and Roberts 1985Wolff and Seed 1988 Radway 1997Harrison 1999)。

　　通过这些（主要是英国人的）研究的典范作用，借用汤普逊“制造物”概念和瓦曼的激进化的“神话制造”观念的内核，在某种反讽的意义上，本文使用对关于积极阅读主题（往往将大众文化的内涵激进化）的观念性文化研究去解释一个阶级的形成如何取决于培养品味的“阅读”和“看读”，而非（或不必然）来自政治授权。因此，我们的论述就建基于布尔迪厄的如下分析：社会文化关系是如何培育、生成和体现的，它们怎样采取了虽与经济资本相互关联、但却不能还原为经济资本的一种特定的形式(Bourdieu 1989)。我们认为，既然主流的区隔和诱导是中国情境的必然前提，那么转型中的文化消费就既不能被理解为社会缓解剂（social palliative）(Latham 2002)，也不能被视为富于英勇气概的自我认同的真实表达。更准确地说它描述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后社会主义的中国“状态”（‘situation’），在那里，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力量，包括政党、国家和多国资本为了取得合法性和成功而错综缠绕、相互竞争。

　　因此，我们认为，鉴于这种培育的局限性，中国中产阶级的品味构成显示出在政治抱负和社会与经济期望间的必要区分。一个相关的例子是休闲文学是以怎样的方式崛起为不仅作为消费资本的工具、而且也是作为中国印刷媒体一环的复兴的纪事文学的一部分的。在中国语境中这些书刊既十分新颖，又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基于传统深远的儒家竞争和“修身养性”（‘person-making’）(Hall and Ames 1987 229 Evans and Donald 1999)之上的国家教学法所追求的高度插图注释性的模式构成连续性。由此，《中国时尚》里的一篇文章不仅结合时装模特和奢侈品介绍了成都的魅力，还在文中对四川富有特色的城市历史价值作了详尽描述。一种符号学的解读肯定不仅要考虑具有欧亚风情的长腿丽人模特，而且要想到估计是老茶房的“沟槽”（groove）和摇摇欲坠的危墙。它也必须按实际的情况予以解读：事实上大量的成都古建筑和可能的旅游景点正在被迅速地拆毁以让位于房地产开发商的大理石宫殿这样的消费主义的奢侈品。这样，《时尚》显示出的“品味”符号被那些寄望于国际性陶冶的合宜展示来寻求自我完善（self-betterment）的人所摧毁。在这种文化和世俗的混合中我们看到这些书籍和杂志都是“大众化的”和“富有教益的”（elevating），但同时也是深刻地自相矛盾的。同样，为预想的中产阶级设计的书刊包含有少量的政治新闻，区别在于读者的阶级身份被假定为充满抱负的，而且尽管阅读的效果仍要与国家的未来协调起来，但这还得有赖于资本家的抱负和消费至上主义才行得通。

　　对读者而言，在这种媒体现象中没有必须的政治转变，也许我们更应该询问原初中产阶级文化和它的相反类型（如波西米亚式的和民俗式的）的培育，是否证明了消费世界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是怎样相互补足而非彼此排斥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存在着一种变化，但它是高度个体化的且不必要将其政治化以使得它们可以被视之为中产阶级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我们是否见证了一种独特的读者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以“被授权的”“个体的” 表达为目标且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领导阶级中的一员(Barmé 1999: 238)？那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无疑仅仅局限于中国城市中心的少数人当中，这些人实际获取的财富超过了澳大利亚和英国城郊居民中那些乏味的中产阶级的通常标准。怎样的富有才是足够富有？

选择学校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现代中国的中产阶级一方面确实“比以前富有”但另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并未足够富有到足以避免“三个困难”、或可以破坏到作为革命纯洁度（revolutionary purity）、或粗鄙的消费炫耀的审美替代品的真正的品味结构，那么，我们将在培养品味和诱导消费的礼仪指南中渴望看到什么呢?“阅读、看读和选择”（reading looking and choosing）的地方详情可以在多种文艺类和复合型的消费杂志中找到。我们选择学校广告宣传和章程的例子以我们如下的观察为前提：它们的出现取决于大量的但仍是精英消费者群体的高收入，而且，它们总体上重复着在一个以发展和深度教育、休闲、终身学习及私人教育为导向的国家里的高端（high-end）现代性的症候。我们应该注意这些情况，特别是追求休闲的情况，这也是克拉考尔文中论及的工薪族的消遣形式，而今专业教育资格的获得已成为第一世界中产阶级社会和世界性特权中的核心问题。

　　克拉考尔关于意图的三部曲（自信、满足和归属感的产生）的理论在当代中国偏好智力资本、品味追求和有闲阶级身份等内容的出版物中得到了又一次肯定性的检验。“自信”（conviction）仅仅在于依靠金钱与教育的力量为自己的孩子打造光明的未来。“满足”（contentment）则是为自己的孩子每天都能体验到“比以前富有”而尽其所能后的感觉。当然，“归属感的产生”（appearance of belonging）则更复杂些。学校招生简章将再次告诉我们这里会发生什么。城市中心的高级学校（贵族学校）在奋力争夺城里的高收入专家、教育工作者、私营及国资企业经理和企业家的孩子。为了更有效的行动，他们积极熟练地推销“年轻有为”、“文化情趣”的理念和优先发展全面教育（Gu 2001）、提高社会素质的国家政策。教育的价值不再仅仅是利用严格的教育环境帮助您的孩子进入一所优异的大学(Zhu and Hao 2000)，它也意味着参与作为国际化市场的中国新现状的一张入门券(Keane 2003)。同时，这些私立学校的招生简章重构了中国的教育策略，以此作为从诱骗性的“麦当劳化”（MacDonaldization）(Ritzer2004)全球趣味中逃逸出的分裂物。学校招生简章的奇特风格是把具有穿着体面的阶级和穿制服的孩子(在某些情况下不同的制服适合众多的场合)的形象结合起来，把对重在强调英语与技术的全面教育价值的布道似的说教和对教育场所和基础设施的拜物教式的崇尚结合起来。再者，无需太多的想象就能看到那些有说服力的成就前途与革命时代的海报间的明确联系，在那里孩子们同样地被设想成为美好明天的接班人。许多制服常常仿效配有苏格兰式格呢短裙的英国公立学校或法国公立中学校服。在那些部分归属于伦敦现存的精英机构（譬如达尔威奇学院）的学校里的出版物都不是彩色的。深绿色和藏青色似乎显示着质量和传统。校徽非常显眼。学校“借用”了（有人推想）标识物非常醒目的国际品牌的阶级影响力，在那里，尽管它的来源非常令人怀疑。“伊顿·蒙特索里（Eton Montessori）幼稚园”是阶级理念和阶级自身相互结合缠绕的一个例子。就像一位侨民（ex-pat）家长曾抱憾地提及到的：“伊顿期待我们走近它们，那是真的吗？”

　　这种国际化符号表象暗示着非常深层的期待：所有这类学校将为国际商务劳动力市场培养出国际化（如讲英语）的毕业生，当然它迥异于要把孩子塑造成长期革命的接班人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海报，尽管有人会把将孩子们纳入一体化组织的那个时代的倾向和国际上尤其是非洲和南美洲的其他革命文化及其追求者联系起来。还有，坦率地讲，虽然其表现手法不足以令人信服，但其政治意图和潜在的信念却是真诚的。归属是这样一种多向度的价值：孩子们归属于牟取商业机会的国际化管理制度(Devine 2004)，归属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一个地方性项目（a local rubric），归属于阶级完善和全球身份的一个虚拟世界。

　　由此，在这些出版物中，对“在中国后社会主义发展的紧要关头，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个重要问题的回答主要就围绕着能力和劳动市场、文化和民族自豪感等内容而展开。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的中国中产阶级，代表了根据商业、文化影响和实际上正盛行的对于中国自身的民族想象等而形成的一种强有力的地域性小集团。部分而言，这是一种预先规划的结果。尤其在中国语境中，像“选择”、“阅读”和“看读”这样的活动，并非仅仅是个体性的行为，同时也是党的政策和国家直接干预下加以规划、执行和培育的结果。2004年以来党的宣言中对于“和谐社会”的强调也是对“心满意足”（contentment）的强调。或者，如同克拉考尔用一个失败的共和政体的例子提醒我们的那样，亟需抚慰“精神无家可归者”的深层道德反映了那些处于缓慢转型的阵痛期的社会状态。

　　伊安·亨特尔（Ian Hunter）关于差别教学的思想(1988)提醒我们成人的社会化根源于孩童所接受的教育。亨特尔通过对文化性格管理中的计划教学法的认真研究，强调了中产阶级审美品味中深植着的政治上真实的制约因素，还强调了通过“阅读、看读和选择”等如何鼓励、阐释和培养已提上了国家议程的一套理想化的社会差别政策所采用的方式。

　　布尔迪厄对三种不同形式的趣味动力学（taste dynamics）的区分(Pinches 199934)，同他对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文化是“合法”趣味或“高等文化”与工人阶级的“通俗”审美之间的必然“中介”(Bourdieu 1989:247)这样的论断有着一致性。作为被新的“平庸”的阅读资料（在这里指由特选的精英私立中小学学校提供的）验证了的当代中国文化的阶级转型工程，它的历史视域和美学基础正成为“上流”与“底层”的竞争之地，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双方共同向未知事物的一种转变。为了全面理解这些论争及其含义，我们也涉及了关于中国明清之际“雅”“俗”文化之争的学者的观点(Johnson et al 1985)，当时社会的流动性、阶层的重新划分和文化的重新定位与当代的情形相近。

中国阶级—世界阶级

从全球范围看，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激进变革从全球化、后社会主义社会剧变和所谓的“新近发展”地区中不断涌现(Hann 2002; Chua 2000)，人们对当代阶级构成的关注兴趣得到显著提升并与日俱增。这种兴趣在后殖民和中国研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从印度到秘鲁，学者们已加入到了寻找适宜的模式以理解和表征社会和文化历史的研究当中。他们已对碎片化现代性中的阶级结构的创生(Joshi 2001)、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景观(Torri 1991)和中产阶级的“观念”等(Parker 1998)进行了经验和理论上的调查研究。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学者也日益强调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化的重要性。他们对近期中国政治和思想辩论(H Wang 2003; CH Wang 2003; Zhang 2001; Huters 2003; Davies 2003)提出了批判性意见，并且创立了关于改革和后改革中国的研究社会结构变革和新社会力量冒升的政治经济学(Goodman 1994; Unger 1994; Hendrischke 1994; Gu and Kelly 1994)。他们对关系到社会分层的后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遗产和全球性境遇进行了评论(Zhang 2001; Zheng 2003)，也对作为消费社会的后改革中国的形成情况(Robison and Goodman 1996; Fan 2000)提出了看法。在一个密切相关的领域，亚太地区的研究者在对亚洲新富阶层的文化构造、消费行为、经济成就和社会地位进行了经验研究(Young 1999; Chua and Tan 1999)的同时，也提供了富于启发性的理论阐述。尽管文化研究者也关注了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Tang 1996; Liu 2004; Dai 1999)，这些研究大多还是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它们还详尽探讨了中国新兴文化产业同正在产生的可称之为“社会”或“公共”领域之间的复杂关系。

　　尽管已有了大量研究成果，当代中国文化研究领域仍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即如何去理解作为一面是社会与文化领域而另一面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发展领域的交叠怎样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当代变革。通过研究带插图的休闲读物和促销材料的种种次级风格，我们看到了有时极具侵略性的暗示——那些精选的读者群在“世界文明的主流”(Sun Liping 1996: 19)中树立了一个标桩（offer a stake）。然而理论基础并不牢固。布尔迪厄对“文化资本”、“阶级品味和生活方式”的理论探讨，以及他的“惯习”概念(Bourdieu 1979 1989)对当前我们理解文化实践和阶级形成是不可或缺的，但我们注意到他研究的对象只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中产阶级精英，故而我们应重新阐释文化资本的内涵，以表达中国的中等市场、文化和美学及特权和经验中的真实境况。同样，当我们使用克拉考尔的人种学方法来阐明人们正如何体验阶级、“精神的无家可归”和一种通过“阅读、看读和选择”进行自我教育的范式时，我们这样做时要认识到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柏林和21世纪的中国都市并非一回事。或者，举个例子来，一位中国家长实际上会把达尔威奇、哈罗与伊顿等等这样的现代英国品牌或“深绿色”视为教育质量最佳的象征符号（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提出来）吗?它们如何依赖国际联赛成绩表——很明显的是有关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中的顶尖大学的例子，这些大学的国际联赛中的一份成绩表来自上海——或用口头语言表达即由什么构成了“一种等级教育”？此外，为什么英国教育首先建立了社会等级？

　　阶级培育被理解成多种含义，或是作为一项政治规划，或是作为对环境变化的经济反应，或者作为由资本的兴起所决定的一种未经规划的历史轨迹。在这里我们支持一种作为审美介入的阶级形成理论，它以我们可称之为“偶然身份”（a contingent identity）的行动与表现为特征，这种审美介入依靠我们称之为“必然身分”（a necessary identity）的国家层次上的守门人式的政治经济活动。在这种意义上，身份的管理通过趣味结构的调整而被诱导，它退回到中产阶级有限的敏感性，而拒绝直接的阶级流血冲突，拒绝认同于从即时的过去到蓬勃的现在的一切极端经验。对高于一切的政治规划而言，这种拒绝是必然的，它通过中国经济改革、保守的社会发展计划和几乎不受限制的资本生产而得以加强和定型。这些充满限制、完全没有什么危险的趣味结构与以上提及的对有品味的（通过为自己孩子选择精英教育） 自我再生产相关。然后，成人的自我形象可以通过活学活用那些内容丰富的优秀文章中的智力资本而得到精细的调整。我们可能变得更加脆弱，因为休闲文章与儒家教育的八股文类似，而考试成功、鉴赏能力、财政稳定和阶级身份构成了格式化、表面优雅的八股文的主要内容。

　　同样，当以前的旅行家试图超越好奇心而体现出旅游者完全的现代身份时，必然会就其自我及看问题的方式作出一系列有说服力的声明。广泛的旅行还不够。它创造出一种世界主义的——也许是世俗的（worldly）身份。这里所探求的并非那种身份，而是一种国家认可的国际化经历的景象，如同在克拉考尔的著作中非常清楚地阐释的那样，这种景象或多或少地以精美图案和文本形式作为媒介，且足以产生一种属于有限的消遣和小心翼翼的冒险范围之内的情感。“一位劳资联合委员会成员为划船辩护因为它使人们接触到自然”(104)，然而，克拉考尔断言，自然在工人生活中的价值部分在于它拆解了工作管理制度的霸权。但是，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当资本和旅游业逐渐发展成对于自然资源和人类文化施以全球性商品化改造（global commodification）的巨大机器时，我们认为，自然消遣领域——如在德国划船旅行中所清楚阐述的那样，或者，如现在我们在文中所考虑的在精英旅行礼仪指南中的那样——也是阶级身份形成中的审美介入领域，而这种阶级身份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娱乐中都有着强有力的体现。

结论

我们在本文提出的批评性反思，包括了对国际上（在这里指欧洲）的描述性的理论判断运用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和偶发事件时的可移植性的永远必须的决断。例如，我们还要进行那种作为完全从关于中产阶级如何获得和保持他们的地位和惯习之傲慢的欧洲中心式和盎格鲁美国式的理论假设中分离出来的阶级构成的微观研究吗？或者，我们可以期望，对基于中等收入者审美感受之上的阶级稳定所提供的国家支持的水平与特性的分析——将告诉我们和中产阶级化的房屋装修的全球趋势一样多的关于中国社会资本的变化特性的情况吗？我们认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class）本身是一个可移植的概念，但不是一个会带来任何必然的政治后果、政治情势或者政治成型阶段（formative stages）的概念。也就是说，为了获得对充满抱负的、商业创造性的和追逐财富的团体——粗略地讲即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文化目标的细致的理解，我们肯定既需要对当地情况的直觉感受，同时又需要扩展眼界，从早期资本的后现代性中获得线索。因此，这是一种反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主张，它置疑中产阶级满足的心理经验中的民主、独裁甚或至于冷漠的固有特性。

这种假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中国“中产阶级”术语的社会经济学的用法具有某种误导性，而且一种突出（foregrounding）的社会文化选择和品味培养的方法将大大提高我们理解中国当前和未来社会的能力。中国专家、学者和企业人士将对全球社会尤其是亚太地区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本文对我们借以研究当代中国现状的国际理论的一些阐释概念提供了一个简短的概述。应该指出，这些理论虽不精准，但却富于启发性和参考价值。时间、场所和文化历史背景的偶发性使得任何经验的绝对阐释都不能成立。尽管如此，我们仍主张，作为同时代英国性（the Englishness）的符号学表征的工薪族的出现，和一种现代的中国中产阶级的诞生在阶级形成理论中是具有可比性的案例，而阶级的形成可在缓慢转型期民族的历史语境中得到见证。

说明：限于篇幅，原文的参考文献删除。如读者需要，可与译者罗如春联系。

原标题《中国中产阶级文化认同的培育 》，原载《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1期第81-86页，欢迎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