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祥临:“一人一票”不是好东西

黑眼睛1989

在中国，一人一票式民主，现在不行，将来也不好，不能搞。这是因为，一人一票式民主，把国家管理体制从高效率的中央集权改变为低效率的地方分权，不可取。那些主张搞一人一票式民主的学者或官员，一定要想明白，两千多年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权体制是存续还是废除。
前不久，柳传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结果，“一人一票，万劫不复”，成了柳传志语录，在网络上疯传，霎时间，反对者操起“板砖”劈头盖脸地砸向这位著名企业家。批柳者担心，这个观点一旦传播，势必阻碍以一人一票式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笔者看来，不仅拍向柳传志的“板砖”，就是近几年来主张一人一票式民主改革的重要文章，也掂量不出几许中外历史积淀出来的分量。所以，本文旨在从新的角度洞析“一人一票，万劫不复”的机理。

一、一人一票的要害是彻底否定中央集权

中国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早已成为共识。分歧在于目标模式是什么，如何进行改革。

柳传志到底是智慧之人，他只用“一人一票”四个字，就把“宪政改革”等老百姓基本不懂、多数官员与学者似懂非懂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模式说得清清楚楚，甚至把改革后政治运作的要点也传神地说明白了：各级政府的行政首脑靠竞选产生，谁能当选取决于一人一票的计票结果。这是民主制国家通行的办法。当然，各国在一人一票式民主的操作程序上也有所不同，比如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的产生办法就各有特点。

对于一人一票式民主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柳传志认为现在不行，将来是否可行，他没有说。已经有人认为，中国发展到中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国民素质进一步提高后就可以实行一人一票式民主了。笔者认为，在中国，一人一票式民主，现在不行，将来也不好，不能搞。这是因为，一人一票式民主，把国家管理体制从高效率的中央集权改变为低效率的地方分权，不可取。笔者提醒那些主张搞一人一票式民主的学者或官员，一定要想明白，两千多年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权体制是存续还是废除。据笔者观察，对于一人一票式民主，不论是反对者还是赞成者，都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于中国是否继续坚持中央集权处于无意识状态。

至今，人类仍然把地球划分成地域界限明确的国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是人类社会还有利益冲突导致战争的制度根源。战争是人类的自相残杀，非常残酷。人类还不具备消灭战争的智慧，但一直都在为减少战争做出努力。中华民族减少战争、维护和平的政治智慧集中到制度层面，就是“大一统”。翻看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不难得出结论：中华民族生存的土地一旦分裂成许多个国家，战争就比较频繁、比较残酷。造成中华民族领先世界上千年的几个盛世时期，都是在大一统体制下出现的。从古到今，大一统不仅是中国国家规模的显著特点，而且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谁让国家四分五裂，就是罪人，必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谁能够荡平地方割据势力，把混乱局面收归一统，就成为名垂青史的英雄。中国能够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延续统一的文明，最有力的制度保障就是大一统。

大一统的国家如何掌管？

这对于任何一位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是个难题。商周时期靠分封制，也就是地方分权体制。但是，到周朝后期“礼崩乐坏”，被天子（中央政府）分封的诸侯（地方政府）们不再心甘情愿地服从中央了，各自为政，相互攻伐，天下大乱。到战国时期，十分弱小的秦国实行商鞅变法，在内部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了最能集中并发展国家实力的中央集权体制。正是靠这一国家管理体制，秦国最终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一统华夏。秦朝虽然寿命很短，但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体制却一直延续至今。中央集权取代分封割据，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央集权体制的精髓是：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并由中央直接委派文武官员到各地方和各部门任职，贯彻落实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与此相配套，中央政府按照选贤任能的原则选拔任命文武百官，最典型的制度是隋唐以后逐渐成熟起来的科举制，不论出身门第，只要有才能，都可以出仕为官，报效国家，造福百姓。总之，中央集权体制是一整套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人才选拔任用制度。

国家权力如何配置，决定国家的命运。比哪个党派、哪家族、哪个个人掌握国家权力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如何配置，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尤其重要。表面上看，一人一票只是决定谁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首脑的选拔制度，但它相对于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而言，更为实质的权力配置特征是地方分权。在一人一票式民主制度下，地方政府首脑由地方选民选举产生，必然对本地选民负责，而不可能再对代表全国利益的中央政府负责。为数不少的人主张，先在县级进行一人一票式县长直接选举试验。这无异于宣称要彻底挖掉中央集权的制度根基，对于中央集权体制的活力而言，县官由上级委派改为当地民选，可谓是打折骨头割断筋，县的名称虽然还可能保留，但郡县制却彻底废除了。日本就是这样。

所以，持有一人一票式民主观点的人应该给出彻底废除中央集权体制的理由。并且，这些理由应该能够回答如下具体问题：改革后的中国，是否像美国那样，地方政府首脑可以不出面接待到本地视察工作的中央政府首脑；是否像日本那样，中央政府在涉及某一地方的重大事项上做出了有利于全国的正确决策，地方政府可以顶着不办；是否像加拿大那样，某个地方能否从国家中分裂出去独立建国，由当地选民投票来决定。如果有人认为一人一票式民主制度同中央集权体制没有关系，可以各自相安无事，不是真糊涂就是装糊涂。笔者认为，冒冒失失地搞一人一票式民主，如今中国版图上出现如西欧一样多的国家是必然的，动乱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就不是柳传志的危言耸听，而是指日可待。

二、中央集权体制的精髓：国家由高素质文官管理

一位很有影响的学者认为：“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那么，这位学者所说的“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究竟是什么呢？暂时没有看到具体内容，不会是虚晃一枪吧。中央集权就是中国最有特色且最根本的政治文化传统，当今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保留其精髓。对比一人一票式民主基础上的地方分权体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优势在于，国家统一由稳定的高素质文官队伍管理。

首先，科举是比选举更有效的选贤任能制度。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体制比较，中国从古至今的中央集权体制同样是文官管理体制。两种体制下产生文官的相同机制都是“举”----不分门第、不分种族、不分年龄，优中选优。

所不同的是，西方的“举”是选举，本文谓之“海选”；中国的“举”是科举，本文谓之“精选”。“海选”出来的人才已经是政治家，做行政首长一步到位，而“精选”出来的人才只是政治家的预备队，要经过多年历练后综合素质最优者才能担当最高行政首长。西方的政治家多舌辩之士，靠“短跑速度”取胜，而中国的政治家多实干经验，靠“长跑耐力”取胜。

其次，科举出来的官员顾全大局，选举出来的官员争一党之私。科举制度并不局限于几次人才选拔考试，它是一整套长期的治国人才培养考核办法。中国的政治家能够走上哪个领导岗位，取决于他为国家做事的能力，职位越高，对总揽全局的能力要求也就越强。而选举出来的官员，能否保住官位，并不取决于为国家做事的实际能力，而是取决于所在政党获得选票的多少。所以，在事关国家重大人事决策和事业决策上，靠选票上来的政治家首先考虑的不是全局利益，常常为了一党私利而同政治对手死缠烂打。

再次，中央集权体制下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决策与执行、立法与监督制度。在一人一票式民主国家，一般按照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原则设计国家管理体制，其精髓是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在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同样存在严密的权力制约机制。“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标准的国家管理机构设置模式，从决策到执行，权责分明，相互监督，严谨高效。在廉政方面，御史系统专司监督官员渎职和贪腐之责，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这种体制下，只要最高决策者雄才大略，从上下到的文官队伍可以做到精干、高效、廉洁。

总之，中央集权体制是我国古代先贤千锤百炼出来的高效率文官国家管理体制。中国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领先于世界上千年，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发展速度又在世界上独占鳌头，其重要制度根源，就是中央集权体制。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具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更是直接依赖这一制度。从创立中国国民党的孙中山到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前都曾经向往过西方的一人一票式民主，但当他们领导革命成功后都仍然坚持中央集权体制，并不是他们背叛了当初的理想，而是尊重了祖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他们要有效地领导这个国家，只能这样做。

三、中央集权体制的蜕变：从传统到现代，还需要完善

我们主张坚持中央集权体制，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古代那一套。事实上，从辛亥革命成功，经过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体制已经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并且还在继续完善之中。

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体制虽然优于地方分权体制，但由于一直笼罩在帝制下面，效率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历朝历代的宰相虽然名义上是最高行政首脑，位居百官之首、万民之上，却在皇帝“一人之下”。皇帝不仅仅是一个人，更是古代中央集权体制中的最高决策制度。帝制给中央集权体制造成了两大弊端：一是“家天下”，使得作为最高决策者的个人素质和能力难以稳定在最高水平上，皇位常常由垂暮老人、无知孩童、平庸之辈占据，堂堂天子受制于奸佞小人，与文官队伍整体的高素质极不匹配。二是皇帝的绝对权威不受约束，一旦低素质者成为皇帝，官场腐败和国家管理混乱势所必然。

辛亥革命后一百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帝制的两大弊端基本上革除。

经过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家天下”被彻底废除，不可能死灰复燃，自孙中山以来，中国最高决策者处理内政外交的领导能力基本上恒定在世界一流政治家水平上；天下不再是哪一家的天下，也就必然是人民的天下。改革开放后，由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伟大政治家的不懈努力，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威也已经穷途末路，基本标志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已经不可逆转地确立起来，与此相应，最高决策者也已经由个人过渡到中央领导集体。这样，中央领导集体的高素质和年富力强已经得到制度性保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完美无缺。古代宫廷政治的残余难以很快清除，由外部嵌入进来的前苏联独裁专制因素和西方民主管理因素也混杂在现存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中。如何把这些不同来源的国家管理要素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合，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权力如何受到制约，权力运作如何公开透明，腐败如何清除，等等，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难题。但显而易见，同废除“家天下”和废除个人绝对权威相比，今后完善中央集权体制的困难要小得多。把这些小小的困难看成不可逾越的政治障碍，转而照搬西方的一人一票式民主搞地方分权，是良莠不分，上百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将功亏一篑，断不可行。

当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人一票式民主不是好东西。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笔者反对一人一票式民主，是针对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改革领域，并不包含城乡基层的居民自治组织。在这个层次上，直接为基层群众服务的自治组织负责人应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