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你们年纪轻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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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你们年纪轻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


最近，袁隆平接受广州日报采访。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4/0408_17_1096136_3.shtml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4月6日表示，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广州日报》报道，4月6日，这位世界闻名的“杂交水稻之父”在三亚南繁杂交水稻试验基地接受专访。袁隆平说，“粮食是战略物资，遇上天灾或者其他自然灾害，你没有粮食吃怎么办啊？你不能不储备啊！”


　　根据联合国的最低要求，粮食储备要70天。日本是120天，后来提高了标准，增加到半年。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袁隆平的建议是，中国至少要100天，最好能达到半年。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比如干旱、洪水，就不会出现没饭吃的情况。


　　袁隆平说，“我给你举了个例子，你们年纪轻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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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三年自然灾害？三年的气象没有特殊异常。





被中国大陆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水稻专家袁隆平，近期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承认大跃进饿死4000万人(AFP /Getty Image)





1950年代末“大跃进”期间，中国发生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此时新闻却大肆报导着一亩地产万斤米。(网路图片)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6月至9月间，中原主产粮区大旱一百多天没下雨，60年、61年只有局部灾害，远够不上特大自然灾害，灾害年年有，那三年的气象没有特殊异常。”

“饿死四五千万人是真，但绝对和干旱没关系，也不是因为缺粮，而是把老百姓的粮食都收进所谓的粮库里了，发生大饥荒后又不肯开仓赈灾，大批灾民就饿死在堆满粮食的粮库外面。”

“袁是过来人.饿死人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说是大旱,那是为了当朝遮盖的.毕竟是在人家的矮墙下.说话当然要有所避讳.可袁院士可是多次说过这饿死数千万的事实. ”

网友：“文革留给后人去研究”？！

“你不知道这些数字是高度保密的吗？你不知道文革是不能讨论的吗？我们的设 计 师在改革开发初期已经说过“文革留给后人去研究”，不是废话吧？

文革博物馆？我们每个过来人都是人证，至于为什么没有文革博物馆，大家心里明白。但是我国也不是没有，只是不准宣传而已。四川大邑县的“剑川博物馆聚落”，建议你去看看吧。虽然还没完全建成，但是对于一无所知的可怜的人们来说，已经够触目惊心了。 ”

“佐佐们又要目瞪口呆了。本来就是斩钉截铁的事实，猫左们偏要否认，可见无耻没人性到了极点。我也是过来人！想伪造历史？等我们死光了再说吧。 ”

”这些痞子不承认饿死人，就是因为当时报纸不敢登。甚至于欠收要说成丰收，不准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说了真话就要当作'造谣"，反对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彭德怀就是这样被冤枉的，政治扒手们不要嘴硬了,现在还拍马屁是不会升官发财的了“

网友： “也有撑死的！”

“也有撑死的,我的老师在60年学校农场新粮下来后,学校第一次让学生放开肚子吃,晚上还有电影看,可惜老师吃的太多了,以至于走不成路,也不能蹲下,就抱着食堂外面的电线杆站了一夜,电影也没看成,当夜有两个同学吃的太饱睡下后就再也没能起来 !”

“连袁隆平你们都说反华，下次你们把胡锦涛温家宝也说成反华分子吧！就你不反华？历史反覆证明，你给人扣帽子，别人也会给你扣上！贼喊捉贼，贪喊反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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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给毛的信

主席：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起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同志都表示同意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过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能告诉他转告。

敬礼 胡乔木 四月十四日

"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万里《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4月30日，转引自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见《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第4页。

"自从1959年10月到60年10月，全省共死亡190万，仅信阳地区就有100多万，估计问题彻底揭开以后，全省死亡在200万人以上，这是我省解放以来最大的惨案"
。

--见国家农业委员会《农业集体化文件选编》《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22日)。
转引自《大跃进狂澜》203页

甘肃饿死人的事传到了北京。
于是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灾情，"发现实际情况同省领导同志介绍的完全相反。那里的困难......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徵收过头粮所造成的
。同时，还发现某些领导干部对敢于讲真话、提意见的好同志实行残酷 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
钱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赈济灾民的粮食是运到了 ，但是已有一百三十万人饿死，约占当时甘肃人口的十份之一，比安徽
死亡的比例还高。 --帅孟奇主编 《忆钱瑛》解放军出版社,1986

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1962年6月28日下午......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鈎，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位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说死了1000万人。他问我，你这个1000万是怎麽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位及各地干部定编数。

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爲1000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位，实际上不止这个数位。杨尚昆问爲什麽？我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250万，有文件可查的是1000万，再加250万。我说，我认爲这个数位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位！"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位！"
--见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据四川资中县卫生科的统计，该县龙结区在1960年11月下旬有浮肿病人4899人，占全区总人口的5.4%。据对白鹤、顺河、龙结、球溪四个公社所属的10个食堂280名经期妇女的调查，停经的有167人，占59.6%。又据四川省委检查组对该县1138个食堂共361379人的调查，共死亡27502人，死亡率7.61%，个别落后的生产小队，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甚至百分之三十。该县的公民区从1960年1月至12月10日，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占全区人口的9%。球溪区的张家公社检查组调查了16个大队81个食堂，共有人口13288人，这年1月至11月的死亡人口占被调查人口的11.1%。该县天竺公社二大队三小队食堂，1960年3、4月间，由于断粮，有几天只烧一锅盐开水，由社员自己挖花猪草、马草等野菜充饥。另一个有140人吃饭的食堂，每天只煮8斤小麦、两斤油桔，这样连续吃了十多天。

四川省潼南县的塘坝、三汇两区，有1600多户社员吃观音土，其中的长兴、复兴公社的个别生产队和作业组，几乎百分之百的户挖吃观音土。复兴公社第三大队有307户1337人，吃观音土的有154户，占总户数的50%，该大队第五生产队69户社员，就有52户吃观音土。不吃观音土的，则吃树皮、树根、野菜、野草。吃了这些东西后，大部分人发生头痛、肚胀、大便结燥等症状。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第183-184页

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八成，受到毛的表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总结"。贵州还被毛誉为"红旗省"，号召各省向贵州学习。其实1959年冬，遵义、湄潭、金沙等县就因严重缺粮出现"非正常死亡"，仅金沙县在困难时期就"非正常死亡"5.5万人。据人口学学者新近的研究，在困难时期，贵州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74.6万，占灾前全省总人口的10.5%"。对此，周林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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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再次成为网民们的焦点话题

一路BBS



二十世纪是中国人灾难最深重的百年，暴力革命导致权力真空，权力真空引发内乱内战，内部动荡招致外部入侵，绝大多数中国人家族，都承受了这种火炉上翻烧饼一样的苦难煎熬。罕见的幸运者群体，却是国共当政时所痛骂满清腐败无能的样本：20世纪前后“卖猪仔”跑到美国、加拿大的华人劳工，他们的家族，虽然困难、却不必“抛头颅、洒热血”的和平走过了这个百年。


二十世纪残害中国人最狠毒的是皇军、国军和共军，他们前后所发动的“南京大屠杀”、“黄河大决堤”、“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成为亚细亚大陆东部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20世纪的“上帝之鞭”，其中的黑暗、狠毒和残酷，直追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秦皇暴政。


“ 南京大屠杀”、“黄河大决堤”、“文化大革命”因其相对完整的人证、物证和敌对政治势力的对抗，而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曝光，而“三年大饥荒”因大规模死亡基本发生在难以传递信息的农村、加之中国官方阻挠调查、并刻意掩盖，使得发生在1959、1960、1961的大饥荒，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仍然是中国人记忆中糊里糊涂的“三年自然灾害”，至于全国总共饿死了多少人，各省、各县、各村又分别饿死了多少人，则越来越成为历史之谜。


4月8日出版的广州日报A19版全文刊载了对中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的专访，在专访中，这位贡献卓越的“杂交水稻之父”叙述了50年前他所亲眼目睹的中国大饥荒惨状，并指出这“饿死四五千万人的”灾难，源于1958年中国的赶英超美、大炼钢铁“大跃进”。


袁隆平专访见报之后，引发海内外中文互联网热烈评论，50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再次成为网民们的焦点话题。有意思的是，50年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发动的大跃进，饿死了中国人“四五千万”，成为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而50年后，这等连共产党都心虚不已、到处阻挠的历史丑闻，当再次血淋淋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之际，却有不少中国人跳将出来，愤怒指责袁隆平所说的“饿死四五千万人”数据不可信、不科学等等，意图抹煞这场毛共带给中国人的灾难。这群国人面对当年中国人所遭遇劫难的态度，跟2001年为恐怖主义的911叫好的中国人一样，是中国人21世纪的又一个丑闻：面对自己父老乡亲们的苦难，所展现出来的冷漠与没人性（坚强的党性）。


这也正是外国人常常耻笑中国人“爱国”的原因：中国人很爱国，对自己的国民却很冷漠；孙中山很爱国，却联俄联共、勾结日俄；毛泽东很爱国，却“感谢日本侵略中国”。如此对江山、对权力、对女人、对宝座的钟爱，都可以被他们高尚成“爱国”，对人民的荼毒、对国土的流失、黄河的决堤，又有啥不可以解释成“为了爱国，而不得不如何如何”呢？


实际上，中共的这个历史丑闻，自文革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性的复苏，慢慢的展现出一个轮廓，许多当事人和经历者，开始用各种方式对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民族灾难予以回顾，尤其是互联网广泛普及以来，更是激发了许许多多幸存者、遇难者后代、执行者，将当年的惨状予以记录，为历史留一份素材。但是由于中国官方的阻挠，不仅导致了历史学家、研究人员无法对50年前的灾难进行调查，而且平面媒体、网络空间等相关历史记忆也很难幸存，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已经去世数年，他的回忆录（建国后部分）却因涉及了中共的种种历史丑闻，而不能发表；这跟前国家总理李鹏的日记，因牵涉了1989六四事件而不许发表一个样。


作为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曾经在1964年担任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按照新华社网站所登载的《杨尚昆谈在中央办公厅二十年》一文中的说法，这是自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普查，中国大陆仅1960年年底就比1959年年底，少了将近1000万人，杨尚昆在文章中说：


1964 年中央决定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成立人口普查领导小组，让我当组长。事情是这样的，随着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任务的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取得重大成效，为了摸清我国人口状况，为编制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设想提供准确数据，距第一次人口普查已经11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提上议事日程。2月10日，中央决定我为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周荣鑫、徐子荣为副组长。那时进行人口普查，没有现代化手段，普查项目也比较简单，主要依托公安部门的户籍管理力量进行。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取得了1964年7 月1日的人口数据：全国（不包括港、澳、台）人口为6.9458亿人，比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6.0193亿人增加了近1亿人。但是在普查中发现，


1960年底全国人口为6.6207亿人，比1959年底减少约1000万人，自然增长率为-4.57‰，其中县以下自然增长率为-9.23‰。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尽管当时统计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可能十分准确，但却大体上反映了那时部分农村由于各种原因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情况。人口普查各项数据汇总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淡淡一笑说，我从来不相信你们的那些统计数字。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就这样结束了。（新华社文章：《杨尚昆谈在中央办公厅二十年》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8/13/content_9243924.htm


根据杨尚昆的说法，海内外的研究者用相关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等各种模型，论证出大饥荒时代造成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总数在四到五千万，是符合情理的；即便单单按照杨尚昆所领导下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结果，1959年底至1960年底单年度人口减少数量，就达到了战绩非凡的1000万人，这可是大日本皇军累死累活、战来战去、侵华多年都达不到的年度指标（维基百科：8年抗日战争导致中国平民人口死亡约1700万人左右）。


“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这句歌词，放在50年后还在替“大饥荒”丑闻辩护的人头上，还是挺合适的，共产党的洗脑无止境嘛。不过，稍微文明化一点的中国人都会明白，“饿死一千万”和“饿死四五千万”，都是永耻历史的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