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回到文革还是继续改革？

黑眼睛1989

蔡慎坤



温家宝总理在任期内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严肃指出，中国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革可能会卷土重来。这话一点都没有夸张，今天的互联网上，到处充斥着为文革招魂的言论，更有一些人对文革流露出恋恋不舍的情结。他们认为文革是中国最美好的时代，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清算谁就清算谁！没有腐败，没有贪官，没有贫富差别，没有黄赌毒，没有假冒伪劣，似乎那才是真正的乌托邦！他们甚至认为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都是改革开放造成的，主张重回文革时期。

认同文革、怀念文革、期盼文革，似乎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时尚，许多人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革”。以为文革就是“唱红打黑”、就是“造反有理”、就是“大鸣大放”、就是“理想王国”！今天有人甚至故意混淆一个基本常识，说否定文革，就好像是说认同今天，其实恰恰相反，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认同今天，我们既要彻底否定文革，同样又要彻底改变今天，因为昔日和今天的体制结构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依然没有摆脱几千年来人治的怪圈。文革并非一个人的罪恶，而是全民疯狂、愚昧共同埋下的恶果。当一代人如痴如狂的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多少人早已麻木早已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和辨别力。

且不说文革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也不说在数不清的武斗和镇暴中惨死了多少年轻人？仅文字狱就残害了无数正直的国民，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只要文字或者话语表达了或者疑似表达了对权贵和社会的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就是阶级敌人就是反动派，就会被施以暴政，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几乎所有的施暴者都没有任何负罪感，倒是觉得非常的高尚与光荣。如果让风调雨顺中长大的年轻一代再经历这样一次“文革”，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承受？

如果让中国再回到粮票、布票、肉票的年代，回到不允许办理因私护照，不允许个人出国进修、留学、讲学、访问、做生意，不允许港澳自由行、更不用提到台湾去旅游的年代，回到闭关锁国不允许西方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在中国办厂的年代，回到公私合营、没收私人财产的年代，回到“上山下乡”“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年代，回到人人手持“红宝书”，天天“早请示、晚汇报”的年代，回到取消考试制度推荐上大学的年代，回到全国人民只有看几本小说、几部电影、几出戏剧的年代，或者说，让中国回到今天的朝鲜，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接受？

文革情结在中国之所以根深叶茂，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大有关系，中国历史上的战难和农民起义，几乎都是打着均贫富的口号，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教育，也是所谓的迎闯王，闯王来了不交粮。土改就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均贫富，赵光腚不仅可以分到土地，还可以把土地拥有者斗得死去活来。斗地主，斗富农，斗投机倒把分子，这个斗争的过程，给中国人带来过原始愚昧的快乐。文革斗走资派，斗真老九，其实也是这种快乐的延续，文革的发动者和参与者都在这场野蛮的运动中找到了原始愚昧的快感。

文革也是一场无厘头的狂欢节，全民佩戴红头像、全民学习红宝书、全民齐跳忠字舞，一个村庄或一个工厂，集体吃忆苦饭然后开斗争大会，几百万乃千上千万人到处串联，几十万人上百万人齐聚天安门广场，看一个挥手。文革把一个国家的狂欢变为每一个国民的狂欢，把自已的兴奋变为别人的痛苦，在这种疯狂的集体狂欢之中，完全忘却了物质匮乏所带来的痛苦。

今天的中国，有一大批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认同文革期盼文革，就在于我们没有彻底否定文革，没有把真实的文革告诉后人。巴金在世时，一直到暮年还在呼吁设立文革纪念馆，让后人知道文革的苦难，让经历的人反思文革！可惜巴金的呼吁遭到冷遇，现在巴金已走，官方不仅忌讳提及文革，更忌讳设立文革纪念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怪异的现状：文革作为一场“浩劫”，却变成受害者和加害者共同守护的禁区。官方不准公开谈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反思，后来者不甚了了。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黑箱中，要么腐烂在参与者的记忆中，老一代三缄其口，新一辈不求甚解。而那些文革造反中出尽风头的人，许许多多变成今天跛脚改革的设计者和最大的受益群体。一些人甚至把文革的发动者参与者当做正义力量的化身，幻想着再用文革的方式改变中国，这是多么的可悲可怕。

文革之后，年过七旬的邓小平在一片废墟上与其同僚发动了经济改革，无论是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那场改革都是邓小平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就其实际的动员范围和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影响程度来看，恐怕只有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可与之媲美。虽然这场经济改革远没有当年的文革那么狂热那么富有戏剧性，但对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光明与黑暗两个不同的世界。那个时候，改革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精神诉求，更是现实社会中普遍的人心所向，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也因改革而得以诞生。人们从物资极度匮乏、思想极其禁锢愚昧的历史深渊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这场改革所带来的思想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全民共赢的性质，八十年代的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那个时期的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积聚了全民的力量也汲取了全民的精华。

然而八十年代末期之后，中国的改革脱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利益集团迅速掌控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改革彻底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利益集团相互勾结起来，利用各种手段来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影响立法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加速崛起了一批新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社会制度的畸形不公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官员与平民的对立，造成了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社会精英，都看不到社会正义得以伸张、腐败受到惩处、民间疾苦得到关怀，从而加重了人们对政权的失望情绪和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于是，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更多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上上下下都以说假话为乐，改革因而离中国渐行渐远……

今天中国社会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回避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如果用文革的方式来拯救中国，用文革的手段来解决腐败，那无疑将使中国从一个灾难走到另一个灾难！今天社会存在的严重腐败、社会不公、司法不公、贫富不均等等现象，不是改革的错，错在只有所谓的经济改革，错在没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知道“权大于法”正是文革留下的政治遗产。中国要解决腐败问题，要保证公平正义，要捍卫民主人权，就必然改变几十年顽固不变的政治体制，建立由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监督政党的法治社会，让执政者时刻以民意和法治为中心，老老实实听命于民，战战兢兢服务于民。这样才能确保社会公平公义公开，才能让人民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富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