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幕真实的《知青》——拷问梁晓声的良知

黑眼睛1989

这是一张结婚照，是四十多年前，那个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中数不清悲凉的一幕幕中的一个剪影。

照片中的新娘是一位端庄靓丽的少女。她的穿着和肩上的挎包，以及胸前佩戴的毛泽东像章，手拿“小红书”，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她曾经是一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而现在（当时拍照片的时候）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接下去的“再教育”是，她将在黄土高坡上“扎根”一辈子，“脱胎换骨”成为那个她身左边的，喜笑颜开手持结婚证的“贫下中农”的婆姨。板凳旁边的那只旅行袋，说明姑娘是刚刚离开“知青点”，即将“投入”一个前途未卜的“新生活”。

照片的中心位置是一个大红的“双喜”，“双喜”的上方是写在红纸上的标语“接受再教育”。其实在“接受再教育”冠冕堂皇的革命旗号下，并非“双喜”，而是“单喜”。喜的是那位“贫下中农”，一个子儿的彩礼都不用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毛主席他老人家给咱送来一个标致的婆姨，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共产党好”。

不是看不起贫下中农，城市姑娘就不能嫁给乡下人，而是双方必须是真正的情投意合，而不是如照片中的那种畸形的“政治婚姻”。从那姑娘清纯秀丽的眼神中看不到一丝“新婚”的喜悦，从呆滞的目光中，显现出的是雪虐般的无奈，彻骨的悲凉，无尽的忧伤。

从看到这张照片的第一眼起，我油然而生地想起了几十年前读过的巴金《家》中那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冯乐山纳高家丫头婉儿为妾的故事。

这两桩“婚姻”，就时代、人物、背景等方面没有可比性，但是，把年轻的少女不是当着“人”，不是当着有个人权利与追求的鲜活生命，而是当着一件“物品”，当着性欲的发泄器而言，二者是没有区别的。婉儿是高老太爷送给冯乐山的一件“礼品”；照片中那位天真纯洁的姑娘，和许许多多的城市女孩一样，不也是在敲锣打鼓，鞭炮齐鸣的喧嚣声中，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祭坛上的祭礼，被送往“广阔天地”去，送给“贫下中农”的一件“红包”吗？

所谓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经过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其真实的政治动机，现在已经昭然若揭。

“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引自《百度百科》“上山下乡”）

除了一部分知青被强行塞向地少人多，并不缺少劳动力的农村以外，为了吸纳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在全国建了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短短的数年间，无论在插队的农村，抑或生产建设兵团，发生了令人发指的无数农村干部和军队干部奸污上山下乡女知青的滔天罪行。再多的纸也包不住愤怒的烈火。为了全国的“维稳”，当时的中央对问题特别严重的云南、新疆、内蒙古和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和陕西、山西、安徽等省，有大量插队知识青年的地方都举行了大规模宣判会，对奸污上山下乡女知青的罪犯进行了严惩，团、营和连级军官均有被判处死刑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六团总共二百余名现役军人，先后判刑及处分的达三十余人。

对这个劳民伤财，戕害了三千万知识青年的精神与肉体，毁掉了他们的青春和一生幸福的所谓“上山下乡”运动，邓小平在1978年的评价是：“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邓小平的评价是给毛泽东留了很大面子的，根本没有把话说透。对“上山下乡”何止是“三个不满意”？全国人民满意吗?邓小平自己满意吗？

…………

当时北京市区生活标准每月每人十三元可以维持，如果把当年的三百亿人民币分到三千万知识青年头上，每个知青当时可以分到一仟元，每个知青可以用这一仟元在北京市生活六年（如果在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可生活7至8年）。

花了三百个亿，断送了三千万青年的青春和一生，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其它国家有过如此的“大手笔”？

    四十多年过去了，照片上的女孩应该是花甲之年的老人了。无论她这辈子是留在黄土高坡，抑或回城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并且重为人妇，她的青春和她曾经拥有的美丽的梦，都被一个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手彻底地撕毁了。这个“手”就是华夏大地上曾经无所不在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治。

然而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对人治造成的像“上山下乡”等等这样严重的恶果，出于对尊者讳的种种原因，至今不仅没有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并且仍然是一个不容“说三道四”的禁区。

本文中的照片虽然是一个个案，但它有着极其真实的代表性。像这样的事情当年比比皆是，梁晓声不知道吗？


一个作家应该比普通民众更具有良知，更具有社会责任感，决不可粉饰太平，更不应该颠倒黑白，否则即使才华横溢、出口成章，写过脍炙人口的佳作，也会被民众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