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真是通往全民幸福之路？

黑眼睛1989

张 镇 强

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任理轩先生近万言的文章，题为《复兴之路富强之路幸福之路——关于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直到7月18日我有幸从《中国青年报》上拜读了这篇文章。

想对此文全面审视一番，发表一些不同意见，又觉得没有必要，到头来还是老调对老调。但文中所涉幸福之路的某些观点与现实反差太大，倒可与任先生略作讨论。

文章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13亿中国人民正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走上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

文章在《中国道路：内涵丰富》一节中，又说：“在社会建设上……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对这些观点，笔者无意全盘否定，但我反对抽象空洞的结论，应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论证结论或观点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例如说中国道路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太空洞无边。但说13亿中国人民正大踏步走上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就有很多话值得说了。作者说，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是事实。但能否因此证明13亿中国人民正走上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呢？恐怕很难。

首先，13亿中国人，意味着现有的每一个中国人，富裕安康意味着摆脱了贫困和不幸福的处境。也就是每一个中国人不再处于贫困和不幸福的状态，而是既富裕又幸福。说实话，这在任何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是做不到的，何况尚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呢？

说中国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得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倒较为具体，言有所指，便于对照现实来分辨。

首先，“努力使全体人民”如何如何，还有夸大之嫌。这是做不到的，会是空头支票。

先看学有所教。意味着每个儿童和青少年都能上学。这在我国做到了吗？能做到吗？2亿多在城里的打工仔的儿童都上学了吗？仅城乡户籍阻隔制度，就使相当一部分打工仔的儿童无法在城里上学；在农村特别是山区的儿童仍有相当一部分因路途遥远或无力建校舍或找不到师资而无法上学。升入更高一级的学校包括大学就更加困难了。提这根本无法实现的口号或目标能使谁相信呢！

劳有所得。意味着每一个付出劳动的人都能获得与其劳动价值相符的报酬。这一点，我们当然无法作出精确的科学计算，订出各种不同劳动的精确的价值标准和付酬金额。但从各种不同劳动所获报酬差额惊人巨大，可以断言，我们有很大一部分人的劳动并非劳有所得，而是遭到了人为的压榨和剥削，表现严重的分配不公。例如国有垄断企业员工的年收入比一般国有企业员工的年收入要高二、三倍或四、五倍、十倍。前者的高管年收入更高出后者人员几十倍。这对后者来说，显然是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劳动价值，绝非劳有所得。

现在的城里打工仔，最低月工资标准是1100多元（少数可能提到1500元），而一部分国有企业高管年薪之高则令人无法想像。据《中国青年报》7月9日报道，福布斯中文版推出的《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新酬榜》显示，超百万元年薪的中国上市公司CEO达511位。其中薪酬最高的为万科总裁郁亮，税前薪酬为1305万元。而在中资港股公司中，中国多金属矿业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朱晓林竟以2.35亿元的薪酬名列榜首。

以上是指城市企业高管员工之间的劳动报酬差别，如以全国全体民众之间的劳动报酬差别而言，则简直不堪言喻。据贵州教育专刊主编丁锐在微博贴出工资单披露：“孙艳、吴学敏、刘兴有、黄佑军、李林贵等5人还能领到60元的工资，今年1月3日，五名代课教师的代课费下降到25元。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纳雍代课教师的悲惨命运。”请问任先生，这五名代课教师一个月的劳动只值25元钱吗？这就是“劳有所得”吗？而那些超千万超亿元的高管的劳动就如此值钱，也是“劳有所得”吗？他（她）们之间的差距超亿倍，这样的差距值令人信服吗？这样的“劳有所得”能证明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吗？

“病有所医”意味着每一个人患了病，不管小病大病，不管有钱无钱，都能赴医院得到治疗。至于治好或治不好，当然另当别论，因为有些病确实是治不好的。关键是有了病，不能因为他没有钱而进不了医院，得不到及时治疗，看着他死，或让他在家里等死。想要做到这一点，除发达国家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做不到的，中国更是如此。一是中国人多，二是中国的环境污染严重，发病率高，三是中国的医疗卫生预算支出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世界最低国家之列。中国远没有建成全民医保体系。虽然近几年有所强调，医疗卫生投入有所增加，但仍然是杯水车薪。民众看不起病，因病坐等死亡或其他形式的悲剧仍然很普遍。

5月12日，《长江商报》报道，一对来自湖南和浙江的年轻打工夫妇生下一个先天性心血管畸形的女婴，医院说必须做几次手术，得几十万元，还不一定有很高的存活率。他们本身既无积蓄，家里父母既有病又贫穷，亲朋好友中也无人肯借钱给他们，不得已咬牙将孩子遗弃在武汉青山一个花园里，期望有心人能救孩子一命。虽然经媒体披露后，这对夫妇又赶到武汉一福利院领回了孩子，力争不让孩子早早夭折，并得到很多人的同情和援助，但这仍显示了中国人并未摆脱看不起病的悲剧局面。也佐证任先生所谓中国人“病有所医”的结论不能成立。

近年，笔者曾不断撰文揭示这一现象，期望政府着力改变这一现象。但并无成效，媒体仍不断有这类悲剧报道。5月24日，《长江商报》报道，襄阳兄妹赴义乌打工，妹妹不幸患白血病，急缺医药费，哥哥表示：“谁能出钱救我妹妹，我愿为他打工20年”。

“老有所养”意味着每一个中国老人，无论城里老人还是农村老人，都能有人养活他（她）们，照顾他（她）们，过着最低体面的生活，怡然而终。应当承认，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除了少数发达国家外，大多数国家是做不到的，中国岂能例外。理由如同“病有所医”一样。中国虽然是第二经济大国，但人平收入多，老人又多，而政府又不愿真正把大笔钱用在养老上，怎能做到老有所养呢？怎能在媒体上夸这样的大口呢？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发布《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城镇达84.7%，月均退休金1527元；农村34.6%，月均养老金74元。城市的养老金额还差强人意，而农村则绝对高兴不起来。正如评论家胡印斌先生所说，“月均74元的养老金、34.6%的覆盖率，这样的保障究竟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晚景？”而实际上，大部分的农村老人甚至连这样一点微薄的收入也拿不到。

另据《长江商报》7月15日报道，武昌理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21名大学生最近来到湖北红安县七里坪的4个村庄，对空巢老人的生活现状进行调查。调查显示，59%的老人仍须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经济来源，23%的空巢老人靠子女供给，而依靠离退休金和社会救济的比例为0%。其中，27%的空巢老人平均每月的基本生活费用在50元以下，23%在51—100元。这样的生活水准，恐怕连苟延残喘也不够。

更有甚者，同一天的《长江商报》还用一整版篇幅报道，湖南祁东七旬农民付达信为了养老而故意抢劫被捕，因为他从报上看到监狱生活比待在农村等死好得多。所以在法官宣布因抢劫罪判他2年半徒刑后竟恳求法官“判得太轻了，你再好好审审”。他认为进了监狱就不必再为吃饱而奔波。从2003年起他领到了一年300元的补助，2007年涨到600元。他说一年600元，平均下来一天1.6元，根本不够生活的。“我们这里米1.5元一斤，肉13元一斤，一块六，你说能吃啥？”

付达信终生未娶，在家生病后没有钱去看病，只能躺在床上挨着。他说，他只是入狱后吃到两年来第一顿肉。入狱后他被减刑，一年半后就让他出狱，他很不乐意。回来后被送到养老院，说养老院比不上监狱，他还想回那个“安乐窝”（监狱）。因为监狱每天可吃上馒头、鸡蛋，看病不要钱等等。这些既暴露了我们的养老制度名不符实，也证明了任先生所谓中国道路使中国人“老有所养”名实不相符。

住有所居，在中国也许稍好一点。但也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有得体的居所。不要看城市高楼大厦林立，而那三家五家甚至十家挤住在一个小楼层，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者大有人在。我的年过7旬的堂弟、县煤矿退休干部，虽有居所，但白天黑夜需要跑到离居所几十米远的室外公厕大小便。何等不安全！

农民居所情况也许更好一点。但仍有部分农民无居所。河南卢氏县范里镇楼房村农民高建归生了5个孩子，因怕计生官员追查，逃到山区，在一个羊肠小道上的悬崖旁盖起了一个茅屋，一住就是20年，几乎被野人化了。被当地政府发现后，大孩子已18岁了。老三、老四都达上学年龄而未上学。

没有住所，没有身份证，湖北新洲举水河与叶家大桥相连处不足十平米的布棚内，一对八旬夫妇竟在此窝居达17年之久。男老人白天推三轮车载妻乞讨，晚上就睡新洲大堤边。这就是部分下层民众“住有所居”的凄惨写照。所以，任先生所谓中国13亿人“住有所居”的结论也难成立。

以上是笔者略举数例来驳斥任先生所谓中国道路是中国13亿人民的幸福之路的断语，不知任先生有何感想？

与任先生的幸福之路有密不可分或是根本要素，而任先生又完全未谈及的一个重大问题：人的自由与尊严。

笔者认为，人的幸福的主要源泉是人的自由与尊严。物质生活的改善是人的幸福感和尊严的来源之一，但绝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否则，人与动物的本能生存需求和冲动完全无异。

而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获得则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好坏。迄今为止，人类历史证明，只有权力产生于权利，权力受制于权利的民主制度才能保障每一个人享受应有的尊严和自由。任何专制独裁制度不仅做不到这一点，恰恰是毁灭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总祸源。目前的中国显然属于后一类。所以，我们现在谈论人的自由与尊严和通向幸福之路，显然是奢望。近70年的历史和现实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简单提几个事例也可窥见问题的本质。

不久前，中国《共识网》刊登一份由湘谭大学某副教授主持的网上民意调查报告“中国网民的政治与社会认知。”超过半数受访者不认同中国现行政治制度，而超过70%的受访者最认同美国政治制度。超八成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官场的腐败非常严重。

现在我们的社会几乎没有人感到是完全安全的。政治上最有代表性的是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和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两人逃入美国使领馆的事件。前者是帮助底层民众维权，开罪了地方权力，服满刑后还是被权力折磨，不得已逃入美使馆，请求保护。后者是负责维稳的先锋人物，属于弹压阵光诚这类正义之士的权力人物，不知开罪了那个更大的权力人物，为保命也不得不逃入美领馆，寻求庇护。两人的行为足以证明，目前的中国，任何人都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已无须笔者再举中国无数历史的现实的案例来证明这一结论了。

我们的年维稳经费，高达7000多亿元人民币，超过军费支出。而所谓维稳对象，绝大部分是下层民众和正义知识分子。维稳实是弹压这些人的不满和不同意见。请问，在这样的制度和氛围下，民众哪来的自由和尊严，没有自由和尊严，又哪来的通向幸福之路？

任先生如果是奉旨写作此文，我就无话可说，如果是独立表达个人认识，则奉劝任先生眼睛向下，多看看中国的现实特别是最广大的下层民众的现实。



2012年7月21日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