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这里非理性现象，通俗说就是赌博。但应该界定两个范畴。如果赌博可以计量、计算，则归入概率范畴。他是绝对的理性现象；否则就是非理性赌博。
非理性赌博是人类天性之一。并且，人类在几乎所有行为方面，都表现出某些非理性赌博性。
如何控制该行为的程度，则与种族特征、政治、文化传统及三者间的权重有关。不同民族具有不同且悬殊表现――华人的非理性赌博性格及其彰显，这是世界文明史公认的现象之一。
上世纪80年代有个著名解释――华人是农业民族，农闲时相对聚集事件较长，这就诱发了两个行为：赌博行为和两性行为。
这个解释陷人于迷惑，一直寻求正解而不得。
如何解释，确实是涉及种族特征、政治、文化传统等的敏感话题，很难言说一致。这里不便展开。我在《 华人与西人哪个更有胆量？――关于华人非理性现象思考》罗列了这个现象。如果完全归罪于政治因素，则很难说得通。
专制政权具有“对社会不负责任”的倾向，从而具有非理性赌博性――比如“报喜不报忧”就是经常性外显的专制性格之一。
然而，专制政权的非理性赌博性格，如何转移到个体行为上――比如，本人在《 华人与西人哪个更有胆量？――关于华人非理性现象思考》列举的“新药品”这个现象，其中的文化机制如何，则确实是个严肃认真话题。不能做简单的做“政治认定”。
――如果承认两性之间尚存在生物性差别，那么这件事情上，是否也可能存在种族特性上的原因呢？
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保持适当怀疑，未必坏事。关键在于怎样界定――哪些现象由政治因素绝对控制，哪些属于种族特征，哪些属于文化沉淀影响。这样的谨慎界定，当然不仅在于认识世界和真理，认识我们“人”本身，也在于设计社会制度。
特别在当下“政治改革”大潮下，性格中的“非理性赌博”更是值得警惕。完全推罪政治因素，快则快耶，但无济于事。
合理的政治框架当然有助于矫正“非理性赌博”性格，而这正是我们讨论民族性格与政治的变量关系，从而推进政改的目的之一。
赢钱时技术理论一套套，输钱时推罪现实政治――对这种类型的“股票投资者”（股民），是否可以政治信任，那是绝对应该慎重的。
股市低迷已经好几年，某些理想主义者意图借此推进政改。依我的观察，你可能错了。只有未来利益预期绝对可靠时，这个群体才可能被动员。否则的话，非但不能作为政改依靠，甚至政改被利用，被看得见的手在暗中遥控。那些恶毒的遥控者一旦计算确认，“泡沫繁荣”可以确保自身政治安全，则很可能付诸实施――正如他们此前屡试不爽的那样。反而延缓了政改。
证监会――这个监督者、中立者，中立规则制定者，最近正在疯狂扮演参与者的角色。社会却对此保持沉默。多么可怕！――只看到证监会施与的短期利益预期，却忍耐不住中性规则的确立所带来的永恒利益――证监会利用了华人的这一性格缺陷。
不对证监会身后更大的遥控者依法揭露，目前初露端倪的政改又将陷入死水。
以上所谓“那些恶毒的遥控者一旦计算确认”，就是本文所说的“非理性赌博”。华人文明的周期性，难道不就是类似机制在起作用吗？100次赌博，99次成功，最后一次，正是我们历史所见的倾覆发生。 |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2-8-11 18:24:47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