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真面与价值

黑眼睛1989

流氓的真面与价值
　　

想到一个问题：中国的教授何以多产流氓？诸如抄袭剽窃的流氓，诱奸滥情的流氓，恃强凌弱的流氓……，从学术到生活再到人性，流氓的类型已然被他们占全了。
　　
　　我想原因大概两个：一是他们原本就是流氓，正是凭借着这份流氓的聪明与手段混进了大学；二是他们最初还只是流氓预备役，直到有了学校的训练栽培才最终成了流氓。如今的大学盛行教育市场化、人际市井化、人格市侩化，都是流氓孕育与存在的良壤。
　　
　　流氓并不稀奇，古往今来，各时各地尽有。而流氓教授不同，因为他们不仅是个体的流氓，还有团体组织，还会言传身教，培养出更多的流氓。这才是不能漠视的问题。
　　
　　北航教授韩德强仅仅因为观点不同便动手殴打一位耄耋老人，且理直气壮，毫无悔意。或许这符合当下大学教授的价值观或者什么乌有之乡的乡俗，但对我辈常人，依旧不能认同。约架书就挂在那里，长期有效，直到韩德强对自己有所认识，或者我们认识。
　　
　　话题再铺展一点，谈谈那些为韩德强送上鲜花掌声的群氓——他们是韩德强的拥趸，也是他仗势逞强的“群众基础”。
　　
　　9.18的日子，主题自然该是反日洗耻，然而“流氓爱国者”们却将她变成了迫害同胞的新的国耻日。在所谓“爱国”旗号下，盗窃车财的团伙、打劫商店的暴徒、欺害妇孺的人渣倾巢而动。而在另一面，则是欲哭无泪的店商、惊恐万状的车主、吓得走失的孩子、被砸穿颅骨的父亲。无辜者的鲜血总能将流氓的嘴脸标识出来，使人们看到他们“爱国”的本相。
　　
　　与之相比，韩德强的下手虽然算轻，但他所殴打的人的年龄却重。这是比暴徒砸车烧店还要恶劣的事。如按韩德强们的意愿蔓延开去，正意味着中国已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也不必有理可讲，武力即可。如此，法制道德将形同虚构，“和谐社会”将演为笑谈。长此，慢说钓鱼岛，就是钓鱼台也要失去。因为在一个充斥了暴力与流氓的国家，没有任何安全的所在。
　　
　　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没有任何人可拥有“免责权”——免于责难与责任的权力。毛泽东时代惟毛泽东拥有，也因此成为灾难之源。即便当他变成了腊肉僵尸，依旧还有乌有乡民、韩德强一类“恋物癖”与“僵尸控”试图要他继续拥有，无限拥有。我以为这并非他们“耿耿忠心”的缘故，而恰恰出于私欲，是为了谋求其作恶的“合理”以至“合法”。
　　
　　评价毛泽东无论用怎样“恶毒”的言辞都是基于历史的真实。他对中国功过参半，而在其统治后期几乎尽墨——无计其数的冤案，无计其数的冤魂，无计其数的灾难，他的罪愆并不逊于历史上的任何暴君。而这正是“毛左”们追崇他的原由——伏在暴君麾下做成一个打手或总管，分一杯血羹。从前，他们以公权之名钳口害命，使林昭张志新遇罗克……以及所有死于非命的民族精华铺垫成那道专制的阶梯；现在，他们见大势已去，好梦难温，只得赤膊上阵，对妇孺老人动起私刑。
　　
　　他们有一个堂皇的理由，就是所谓“信仰”。因为老人亵渎了他的“信仰”，玷污了他的“神圣”，于是韩德强才出手“教训”。这自然只是毛左流氓的辩词。
　　
　　但凡意见向左，便先行定下“汉奸”的铁帽扣向别人。这方法过去有效，而到今天只能显示定罪者的愚拗与暴戾。在他们心里，大约从来不曾想到别人同样也有信仰、不信仰以及反对某种信仰的权力，而这绝不应成为加害与受难的前提。
　　
　　见到有人高称韩德强“敢做敢当的汉子”，替他做拙劣的辩护，便想到了这一类的可怜。仿佛“敢做”就是敢于殴打耄耋老人，“敢当”就是死猪扛烫，死不认错。韩德强若再“勇敢”一些，打到古稀、花甲，是不是就该称“敢为天下先”，“敢叫日月换新天”呢？大约是吧。
　　
　　想早先的教授总像教授，身上多少藏些“士”气，谦逊严谨，内敛有节。常时有“可亲而不可劫”的尊严，危时则有“可杀而不可辱”的气节。你又如何指望韩德强之类“教授”成为真正的“汉子”，即所谓“士”呢？有两点决定了他们的“龟性”：一是如今早已没有真“士”；二是所谓的“辱”也并非来自别人，只在他们自己的堕落与卑怯。
　　
　　施暴于弱者，加害于异见，这正是现代流氓的真面目。而其真正的价值则是使大家看到了他们的嘴脸以及结束。让流氓回到他们初来的地方，或去向他们该去的地方。这并非韩德强所谓“和谐社会”的要点，却也是她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