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西方心理学

preston

《易经》与西方心理学    

作者： 何正     
  
  


易经作为中国的古老而玄奥的科学，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生活和心理。现代西方心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也受到了易经的启发和影响。虽然现代中国社会的意识文化无法与易经相容，因此中国人多数都已经不能真正认识易经，而仅仅是把它与算卦联系起来，但是西人对易经的探索和推广着实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深思。


荣格曾经这样说：“《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Jung C G, Wilhelm R.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New York: Causeway Books, 1975. 141,144）这是荣格对《易经》的理解，以及其对于《易经》之情感的表达。荣格说，“任何一个象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维尔海姆，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Jung C G, Wilhelm R.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New York: Causeway Books, 1975. 141,144）这个“阿基米德点”，是荣格对于《易经》的接受和理解，而这个“阿基米德点”，也正是荣格心理学发展的关键。


通过《易经》的帮助和启发，荣格提出了他的“共时性原则”（synchronicity），并将这种“共时性原则”，作为其分析心理学发展的一种内在基石。荣格说，我自己在对无意识心理学的研究中，发现西方的因果性原则在解释一些无心理活动和过程时，是不充分的；这也促使我寻求另外一种解释的原则。 在英国学者保罗•戴维斯的名作《上帝与新物理学》一书的第六章：“精神与灵魂”中，作者将荣格的一段话作为该章的“导引”：“我就是相信，人类自我或曰人类灵魂的某一部分，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法则——卡尔•荣格”。


荣格深信，心理现象，必将遵循着一种有别于物理法则的法则：“共时性”原则是荣格为之而奋斗的一种理想。荣格曾经说过，“建立在共时性原则基础上的思维方式， 在《易经》中表现的最为充分，是中国思维方式的最集中的体现。而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这种思维方式，从赫拉克利特之后, 便在哲学史上消失，只是在莱布尼兹那里出现过一些低微的回声”。（Jung C G, Wilhelm R.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New York: Causeway Books, 1975. 141,144）在这种意义上，荣格说，《易经》正好适合于分析心理学发展的需要。


从荣格以来，几乎所有的分析心理学家，都对《易经》情有独钟。《易经》与心理分析和分析心理学，建立了深厚的关系；众多的分析心理学家，都从《易经》中获得了深刻的启发；并且将这种深刻的启发，发挥为其心理分析的实践。对此，我们可以用“爱诺思与易经”为例子，来进一步说明《易经》对西方心理学所产生的影响。


“爱诺思”这个名字在西方具有东方的象征性意义，因为从其孕育和产生之日起，好象与中国文化，尤其是《易经》，结下了不解的渊缘。爱诺思的创始人奥尔加•弗罗—卡普泰因夫人（Olga Froebe-Kapteyn）,最初正是由于对《易经》的兴趣，邀请一些著名的汉学家或《易经》学者聚会，如理查德•维尔海姆(Richard Wilhelm)、鲁道夫•奥图(Rudolf Otto)和卡尔•荣格等，为爱诺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每年都要举行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早已成为国际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


正式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开始于1933年，卡普泰因曾邀请荣格在1934年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上，专门介绍《易经》的心理学意义。从1933年至 50年代初，荣格几乎每年都要出席“爱诺思圆桌研讨会”，并且每次都是该系列圆桌研讨会的核心人物。因此，在瑞士苏黎士荣格研究院建立之前，爱诺思也就成了分析心理学的大本营。同时，《易经》与心理分析，《易经》的心理学意义，以及其深刻的文化意义，一直是爱诺思东西方文化圆桌研讨会的主旋律。


卡普泰因夫人的继承者，担任爱诺思基金会主席近40年的利策玛（R. Ritsema）博士，同时花了40馀年的心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易经》，完成了影响深远的《周易》——“爱诺思易经版本”，一种独特的易经心理分析。


利策玛博士认为，《易经》充满灵性，充满了深刻的心理学意义，包含着目前西方深度潜意识心理学以及分析心理学的深刻道理。他说，“《易经》中包含着荣格所描述的原型力量。这种力量代表了生命的变化以及其意义的体验，其规律或道。”（Ritsema R. I Ching The Classic Chinese Oracle of Change. London: Element Books LTd, 1994.8-15）利策玛曾经这样来介绍他们所翻译和注解的《易经》：“我们这部书是把富有灵性的《易经》，作为一种心理学的工具。”利策玛认为，“ 《易经》填补了当代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缺口。”（同上）。他们的翻译与工作，是要把《易经》中的心理学根源，复兴为一种活生生的心理学实践；表现与发挥 《易经》中的心理学意义，也正是爱诺思《易经》版本的最大特色。


利策玛与斯提芬•卡赫（Stiphen Karcher），1989年以《爱诺思年鉴》的形式，发表了爱诺思《易经》第一版，并且为其取名为：《周易：包罗万象的启迪》。接下来几年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基本上都是集中于对该《易经》版本的研讨，国际间著名的分析心理学家以及易经学者，频频聚会于爱诺思，共同研究爱诺思的《易经》版本，共同探讨 《易经》中所包含的心理学意义。通过这些研讨，通过一种集体性的工作，也大大地改进与完善了爱诺思《易经》版本的内容与形式。1994年，英国基础出版公司又重新出版了爱诺思的《易经》，将其定名为《周易：中国的经典，变化的启示》。


在为众多分析心理学家对《易经》的执着与热情所感动的同时，我们当然要清醒认识到，西人的文化传统和心理不可能真正理解易经这样深邃而博大的中国文化经典。他们所能理解和应用的也只是一点点皮毛而已。我们真正从西人那里学到的是应该怎样尊重我们自己的古老文化 。不能总是把古人的好定西当做垃圾，而把西方近现代的思想垃圾当成宝贝来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