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眼首发：浅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全线溃败

黑眼睛1989

《浅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全线溃败》

（作者：深海鱼油  写于2013年1月26日晚  首发在这里，这就是首发。）

    试问中国现在有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马一浮、陈寅恪甚至辜鸿铭这样的人吗？当然没有！连这样的问话都让人觉得是笑话、昏话。那么为什么以前有，现在没有了呢？那就是被老毛整治了几十年，整没了。虽然没有批量地直接杀，但逼得自杀，也是杀死！这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字，仅文革时期，就有傅雷、老舍、王重民（文献学家）、陈梦家（新月诗人、考古学家）、刘绶松（名教授）等等人自杀，就连党内都有吴晗、翦伯赞、以群（文学理论家）、李广田（作家）、杨朔（散文家）等等被迫害自杀。没死的，打成右派关一批，改造一批，唬住一批，吓得人不敢说话，再豢养几个，如郭沫若、冯友兰（此处不论其成就）。于是知识分子的骨头被彻底打断了！按照当时的术语，还可以叫做“连根挖出，彻底铲除”。

    改革开放后应该好了吧？但由于长期的高压，一些人早已经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比如丁玲，被彻底地“改造好了”。一些人的精神和才华被消磨殆尽，只剩下残躯了，比如“胡风集团”的一些人。而一些老知识分子老教授，依然心有余悸，噤若寒蝉。

    改革开放后，青年知识份子在成长。1980年代，是思想活跃的年代，现在成了值得怀念的年代，就是因为它的思想解放。那是一个思想启蒙的年代，恢复五四传统，恢复现实主义精神，展开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成了那时知识界的新生标志。然而随着1989年的一场疾风暴雨，把青枝绿叶打成了“落花流水”。一些人出国了，一些人隐遁了，一些人转行了，总之知识界万马齐喑沉默了。1990年代是个经济大发展的年代，在头上碰了个大包之后，青年知识分子很多人不能和不敢思考政治，不敢思考社会问题了，转而从“救社会”掉头去“救自己”。谈论政治是不行的，搞经济是允许的。于是，在1990年代初，大学里流行的是炒更，讲学，下海，挣钱等等经济活动。人们谈论的是北大青年教授谁谁谁买了什么车，后来又买了什么房。你能怪他们吗？似乎还没有多少理由。他们以前太穷，你不能看着别人都富起来了而让他们继续受穷，并且政治的思想的通道又被堵死了。一头有通道，一头堵死了，你说他们往哪里走？1990年代，是经济的年代，不是思想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能产生什么杰出的思想家、文化人吗？当然不能。思想的芦苇被折断，满目只有摇荡着的黄茅白苇狗尾巴草。

    还有一个更大的更重要的原因，使思想界知识界成为侏儒，那就是“赎买政策”。大学里，不再是以教育教学为主，而美其名曰追求“研究型”。如果说中小学是以“应试教育”为指挥棒戕害学生的灵性，那么大学就是以“申报课题”“量化成果”为指挥棒，扼杀学者的自由天性！“天下英雄皆入吾彀”，让他们去争课题，争学位，争职称，组团队，搞“可有可无之研究”，其本质是赎买他们。不要让他们思考真问题，尤其是不要让他们有思想，不要让他们“惹是生非”！就这样，导向生活，导向利益，导向肉体和物质，而不要关注思想、不要关注社会、不要关注时代的文明方向。在这种情况下，能不同流合污，敢于自我放逐、自命清高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怎么要求他们逆流而上、勇于斗争呢！“这是逼良为娼呀！”很多学人能认识到这一点，但软骨头，还没有长成硬骨头的软骨头，就顺着他们的要求和喜好去做娼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并还在继续。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能产生思想家、文化巨匠吗？显然不可能。从1990年代迄今，中国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这实在是一语中的！

    问今天的大学里，谁是思想家，文化巨匠？根本没有！最好的也就是孤独的“自语者”、“思想者”。不是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精神领袖，也不是敢于直面现实、面对面斗争的斗士，说得好听点也就是“有思想的独语者”。像秦晖、陈丹青、王彬彬、朱学勤、贺卫方等等，也就是这样的人（尊敬他们，而他们也就只能长成这样了）！为什么他们不能长成参天大树？因为雷雨的摧折打压，因为板结的土地，因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因为人避险求安的生命本能和需求，他们也就只能这样了。在中国，越左越安全，越能获得利益，甚至走红！你看，偌大一个北京大学，不就是孔庆东这个毛左最有力，最勇敢，最著名，而且还很少危险嘛！试问，有一个敢于直接挑战孔庆东，与之对垒的吗？没有！这并不是孔庆东理论强大，思想强大，学问强大，恰恰相反，他只是胆子大，且站在几十年已然成为传统定势的“无危险”之地，敢于打打杀杀！

    呜呼！这就是中华民族现阶段思想界的生态，大学里的人文景观。这样的民族，怎样发展思想文明、社会文明、文化文明？都已经严重退化了，自保且不得，还想引领世界文明？

（2013、1、26 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