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论海外“公共知识分子”的虚假性

黑眼睛1989

作者：施卫江    文章来源：来稿照登    更新时间：2013/1/29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肇始于2004年的纸质媒体《南方人物周刊》上进行，后来演化为网络上专营的事务。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成熟，一年一度进行的中国（华人）公共知识分子50名，100名的网络评选热闹起来。对于许多文人志士来说，能够评选上“公共知识分子”当然是一种自豪，脸上似乎也增添了不少荣光。

但由于网络上的公共言论具有随意性，简便性，匿名性，民粹性，且常处于情绪化的非理性状态，从而导致其社会公信力的下降。然而对于那些急欲掌握话语主导权，抢占舆论高地，经常需要被聚焦在公共媒体之下，需要在公共场所亮相以挣得高曝光率的人士来说，获得网络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称号仍然是颇有诱惑力的。在逐利动机驱动下，一部分知识人士急不可耐的行为或得逞了一时，但是日久见人心，名不符实的尾巴总是要显露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由此开始贬值，被人们嘲讽贬义为“公知”。

贬值现象更是呈现于海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他们借助于“博讯”网所拥有的海量网民的影响力，由于此网站比起国内的同类更具开放性，随意性和匿名性的特点，促使有些急功近利的人士提供了乘机之便，自吹自擂，相互吹捧的居多，也因此降低了所谓博讯版的“公共知识分子100名”的公信力。

关于什么叫“知识分子”，进而“公共知识分子”？定义众多，争论迭起。欲涵盖全面必定是繁琐且颇有争议的。本文不纠葛于各派详尽的定义、论证与交锋，只是论述海外“公共知识分子”名不副实的现状。

我们在此评价事物，需要有一个较为公允的价值基准点，必须具有普世价值的蕴含。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为知识分子制定过一个标准：“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

此标准对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今，中国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多次运用这个标准，判定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不达标的。

当然，他所判定的知识分子是以生存在中国大陆上的群体为主要评价群。那么，生存在海外世界的中国（华人）知识分子，乃至更为高级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否达标了吗？我在美国纽约生活了近三年，据我近距离的观察，海外（美国）华人知识分子不达标的也是居绝大多数。这也就印证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心理积淀学说，历经数万年积淀的自性（individuation）具有了高度的稳定性。亦即，中国人到达了海外的另一个世界里，并非是因为客体的社会环境大变样了，其主体人格就会自然而然地随之大变样的。当然，我所评价的主群体是以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以汉语作为母语的。

康德讲的标准中有三个要点：“有勇气”、“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

先看“有勇气”。

身居西方世界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纷纷以谴责、或施加以某种压力于中共而自豪自居，并以此作为主要的理由来上榜“公知100名”。然则，这种行为该属于何种等级的“勇气”呢？

在伦理学上，道德行为是一项社会的实践活动，有价值的美德行为总是需要以某种个人当下的、现世的具体代价的付出，通过转换而达成社会的德性，这就是当下的“德福背离率”，往往呈负相关，尤其是至高的善，其报应要待到来世，通过灵魂的转世才能兑现，这在康德看来需要假设有上帝的存在来作担保方能达成。在尼采那里也有异曲同工之境，“超人”的德性价值目标至高，远胜于常人，而这个最高德性目标的培养唯有在险恶的环境之中方能够成长出，顺利之境却不行。



可想而知，在西方自由世界里，个人自由得到了高度的张扬，有了顺利之境，相类似性质的道德行为其德性品质也就常常贬了值，因为道德行为的代价支付太微不足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刘晓波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海外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却不能的最重要缘故。由此观之，既然充足的自由度赋予了中国人、华人那么多的行为权利和便利，那么在低自由度的社会环境中若一道德行为所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似乎到了自由世界的自由氛围中，同样的德性行为其遭受的阻力也相应地降低许多。

的确，就我所观察到的海外公知群体而言，其虚假性似乎在放大。不言而喻，西方社会是自由民主的社会，言论自由，人身自由高度得到保障。处身西方社会中，但就批评中共所需的道德勇气而言，也就廉价到了极点。这么说来，海外的中国人（华人）知识分子就不再需要了高度的道德勇气了，果真是这样的吗？回答是否定的。西方世界是一个大社会，大社会中尚有众多的小社会，本文着重探讨的是其中之一，即为华人的小社会，在这样的一个小社会中，具有相同文化和习俗的华人加上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扎堆定居在一起，在这样的社群里，还有着许多华人、中国新移民形成自己特定利益关系的小团体小圈子，在这些小团体小圈子里往往同样地存在着中国大陆上类似的政治和文化上的缺陷和弊病，华人及中国新移民关于政治组织理念和价值观及操守一般地、总体地还是以传统中国式的居多些。这就是“文化全息同构”原理的演绎。海外的中国人、华人知识分子为了政治上的事业，为了凸显自己的生存价值，需要时时走进中国人社团的小圈子里，特别是政治性质的小圈子里。在这样的小社会环境里，人的道德勇气，尤其是社会公德的勇气就凸显了出来。

再说，自由是人的主体性的积极舒展和弘扬，人的自由度扩大了，对于主体活动所需勇气提出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这样就可以理解，在文明的世界里，为什么有众多的道德勇士、道德圣徒涌现，这当然需要人对于自身的主体性在高起点上提升，可是对于众多中国人（华人）来说，却难乎其难。

稍作观察，人们就会发现，那些能够荣耀上榜“公共知识分子”的，较多的是其“业绩”依托于网络媒体的效用而走红起来的，这对于海外的知识分子的情况尤为显著。诚然，网络流行时代，在网络上发布文字和信息往往能够吸引极多的眼球，达到轰动效应而迅速穿红，其反响超过了传统的纸质媒介。因而可以理解，这种功利性显然的效用自然会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社会活动人士去打理好自己的博客，在网络上尽可能多地发布自己的文字和图片，挂上“面书”和“推特”号，到处留下自己的足迹和踪影，而现实生活中，当然不能够达到如此大的效应，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再说，网络上的操作具有人际非直接接触性，使得人身安全的保障及花费降低到最低水平，因而所需消耗的道德“勇气”也就降低了许多，由此却会增加了不少虚假性分量。


在网络上抛头露面的往往都是“超我”的展示，其展示的形式为文字和图片，那些仅仅是人的“面具”而已，而且“面具”们又纷纷混迹在群体性事件之中，大大遮蔽了真实的个性化的“自我”。因为真实的自我展示需要有每个具体的个人在现实生活场景中的实际行动，这恰是让国人普遍害羞、最为恐惧的。这种景观类似于国内的愤青族，当他们聚集一起成为一堆大群体时候，成为尼采眼中的群氓典型，于是可以进行抗日反美大游行，吐沫横飞网上嚣，砸毁美领馆，冲击家乐福，砸烂日裔车，其声势之浩荡犹如泰山压顶、黑云压城、气吞山河，给世人以强力震撼。但若作近距离观察，愤青们作为个人在其生活中是如何面对就在身边的种种丑恶势力和悖理现象的呢？他们以实际行动作回答：事不关已，高高挂起。

鲁迅先生早就感慨国人缺乏勇气：“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话用于描述当代海外一部分突出的“公知”，似乎稍微强烈了一些，但用于普遍的知识人士，大致是恰当的。隔岸观火的看客倒是很多特多的，所实际展示的恰是一群怯懦的书蠕虫的集合体。

勇气是对于恐惧的克服和超越，需要基于恐惧的深切体验，一个孤独的人若不能深深体验到恐惧的内在分量，何来上乘的勇气？无上乘之勇则何由诉诸公共知识分子的伟德？西方有位学者道出了勇气的真谛：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怕坐牢，怕的是无人理睬。上乘的勇气需要由神明的力量来作牵引和提升。存在主义先驱基尔凯郭尔悟道了，当孤独个体面对上帝时候独自承担罪责，所付出的勇气最为坚强。

因而可以理解，既没有宗教情怀、又匮乏思想内涵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既然泯然于众人的汪洋，便洋洋自得，以为人生天地之间，无非如此罢了，便大喊大叫：“大智大勇是也！”岂不浅薄至极？佛教尚谓之：吾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国人中有几个深解之？

再看“一切公共空间”。

这词义对于知识者来说不难理解。但是，海外的知识分子，普遍将有待良心去关心的“公共空间”理解成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批判对象该是中国国内的情景，诸如失地的农民啊，上访的群体啊，被强制打胎的妇女啊，法轮功成员被拷打啊，官员腐败啊，太子党弄权啊，等等，都会引起特别的关注，而对于他们贴身边的事情他们往往都不予重视，甚至说，更本无需涉及。如对于民主运动的团体小圈子里的政治性公共活动中的种种罪恶和丑陋，无甚关涉，甚而熟视无睹，这似乎是无关乎位于“一切公共空间”定义之下的。看客心态的冷漠是许多海外知识分子的一大特征。

这是显然的，一方面对待远离自己身边的事情，遥控作业当然是非常安全的，不会直接了当地得罪于眼前的每一个人。更重要的一面是，为吸引眼球之计，为了可在功绩簿上多多留住自己，宜把怒火喷向中共统治下的大陆。


譬如，论及中国的民主运动，许多海外民运人士相当多地认为，所谓民运事业就是目标遥指天边（即指位于美国所处的地球经度的背后）的事情，与近在咫尺身边的民主的运作活动并无多少直接的对应关系。至少他们普遍地认定，民运的主战场就是在中国，“次战场”是相对于“主战场”来说的，即在身旁边搞活动的美国民运组织内具体操作，身边的事情被认为无非就是做些辅助配合，后勤支援，跑龙套等琐碎事项。于是乎，“次战场”上事情是无关正义/ 非正义、善良 / 邪恶与否。这种认识是基于“手段——目的”、“动机——效果”关系的传统中国理念，即以宏大叙事为圭臬，大而无当为时尚，不择手段为精明，不计后果为痛快，由此导致“公共性”的高度虚假，换言之，是社会公德严重缺失的表征。

一切公共空间还可以理解为拓宽了的广义社会结构，从而超越政治的层面。认识的问题由此就走向了深入，摆脱了就事论事的浅尝辄止。在此，文化层面的影响力是绝对不能忽略的。这样，一个认识论上的悖论或曰“阐释循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即认识的主体又同时被当做认识的客体来看待，正如“认识自我”的困境。如伽达默尔所说，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即是。

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认识论，存在着这样的难题：由于认识所凭据的参照系就是自我内禀的价值观，其建立在自我的集体无意识——文化传统之上，其本身就得有待于被认识的客体，因此陷入认识论的怪圈。有关认识的事情当属于思维的模式，是属于文化思想领域的范畴。可以当今海外号称“公知”的有几个愿意花费心思鼓起智慧的勇气去询问探索，去上下求索？

于是，“公知”虚假的现象可以看做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实用理性浓缩的结晶，是被“铲平主义”（孙隆基语）整理的结局。倘若你有点良心、有较强的社会公德心，面对恶势力你敢于率先站起来讲话，那么首先遭受修理者必定是这位凸出的你，而不是你所认为的邪恶势力。就是因为你，在大众眼里成为了出头之鸟，众人纷纷拿起枪杆子首先瞄准了你！因为你面对的将是“无物之阵”，一个强盛的王霸势力和民粹势力的复合体，广义的邪恶土壤，广袤而庞杂，你无法知道确切的人数，虚虚实实，既在场又不在场，既在公共处又在私密处。诚如鲁迅说，“凭着习惯和人数的力量，历史上不知吃掉了多少英雄好汉”。为什么英雄好汉频频率先被吃？鲁迅论道，“死于敌人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年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细菌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吗，当年顾准担当起知识分子，大义凛然，其结果招致众叛亲离的下场；遇罗克担当人权斗士，结果在北京工体场被判决死刑的时刻，满场在座的广大无产阶级工农兵革命群众义愤填膺：“打倒遇罗克！”；林昭和张志新担当知识分子的角色，结果在监狱中被同牢房众多的刑事罪犯残暴殴打。孙志刚在广州街头闲荡时候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投入看守所，结果孙的知识分子气节遭致了同房在押的众多刑事嫌犯的群殴而致死。鲁迅被称为“最硬的骨头”，但是他有自知之明，晚年躲在上海虹口的日租界内，他的骨头就是靠着东洋人的庇护才得以“硬”撑着。

反观西方社会，在个性发育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古希腊轴心时代，社会进步就得到了强盛的活力。苏格拉底率先站起来以雅典的“牛虻”自居，甘愿以身殉道，从而名垂千古，成为西方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在此，与“牛虻”个人紧张对持着的公共空间是“雅典”，整个社会的群体大众，而不是少数派的执政者。



最后看“运用理性”。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理性表示自由意志的实践精神。实践辩证法的归宿，在于通往物自体的上帝，道德产生的终极依据在于纯粹理性的实践法则。由于抽去了所有的生活经验内容，这条实践法则就成了一个单纯的立法形式。从纯形式角度，运用实践理性，道德必须是出于善良意志。在道德上强调“自律”而摈弃“他律”，自主的自律则是道德上的勇敢。

在现代伦理学看来，康德的道德哲学是显得前现代色彩浓厚，绝对的形式主义主宰了道德律令，但是作为精神力量的感召，一种彼岸世界对于人的灵性呼唤，可以作为人的主体性的道德行为作出道义论的形式指令。有了道义的形式指令，人就可以统摄具体行动的周遭场景进行道德境界的提升，这是颇有意义的，可取的。

因此，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伟德，应在常人的水平上高出一筹，并不为过，为此需要较多从意志的自律出发。然则，在众多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行动轨迹来看，在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的过程中参杂了太多太显的功名利禄欲念，只是为着显而易见的短途终极目的地，即是功名，且希冀一站路明日即可抵达——完全是“他律”了。

我结识的LX君即是一例，他成为“公共性”的成功秘笈，在于尽多地制造轰动效应。为此目的，不惜大肆煽情，夸大事态，捕风捉影，鼓吹革命暴动，复加上暴动革命，只是为着博取眼前迅即可到手的“基金”，更低劣的是，为着抢占功名的制高点，排他地将功名尽归入自己囊中，如对于二年前鼓动中国“茉莉花革命”一事，就说只是他的头功，非他莫属，尽管LX确实出了不少力气，如开办“茉莉花革命”的网站，花费大量时间与国内的青年网友聊天沟通等等。

关于知识分子的标准，除了康德制定的之外，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被普遍认可的双重属性为：超然与介入。

所谓“超然”，即知识分子应该与整个社会保持一定的隔离状态，在社会角色分工中有着一块只属于其本人的独立营地，并立足于各自的专业领域从事精神世界的创造性劳作和操作性活动。超然的意义，使自己处身在一个较为静逸的环境中，超拔于尘世的浮躁，反躬自省，首先得以自我超越，思想才得以净化，而后专心致意地致力于精神理念上，使得理念能够超升，同时积聚起深厚的学术素养和专业素质。中国古代文人说“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也都有此意涵盖。

所谓“介入”，即表示知识分子必须关切并参与整个社会的公共事务。

我观察到，在美国有许多公共知识分子以“意见领袖”自诩，却没有真正的独立性，出自某些党派组织或团体，也没有真正持有价值中立的批判精神，以某党派的立场自居，这当然也可以作为一种自身的立场来宣示和弘扬，但是其价值的独立性却打了折扣。还有糟糕的是，有些知识者把“民意”作为最高的政治原则，其实是民粹主义的引申。


我结识的某君JT，每年被评上公知100名，身兼《公共知识分子》刊物主编一职，头顶着众多的荣耀和光环，在公众眼里意味着足够的出名，于是拥趸极多，粉丝成群。JT君有一个使自己身价倍增的秘笈：经常在大众面前透露如此信息：自己曾经与某要人见过面，譬如，与马英九一起共进午餐，与波兰前总统瓦文萨交谈过，与捷克前总体哈维尔研讨过政治问题，是达赖喇嘛家中的座上客，如此等等来增添自己的卖点。由于此君注册为民主党某组织的法人，自己的光环和荣耀使得该政党组织声誉鹊起，然而此君在该党组织的日常活动总是混迹于庸常人群之中，大肆利用自己的盛名优势为他们办理“搞身份”所需的各种材料，频频进入移民法庭去做证人，使得庸常人群能够顺利地由“黑”到“白”之间来一个“身份”上的蝶变，此君生存得有如此这般的活法，大大丧失了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所必须的“超然”要求。损害了公知的名声，公知刊物的名声，博讯网的名声，也损害了中国民主党的名声，损害了中国民主事业。

更不可思议的是，自己的光环和荣耀该与什么样的“正业”与“副业”相关联、连带着，什么是与知识分子事业相关的事业以及不相关的事业，对于常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然则JT实际所做出的给于世人的答复来一个彻底的大颠倒。民主党党魁一职该做的许多事情，他大多不管不问不做不说，党魁形同虚设，党的事业于他形同累赘之物。因此他干脆装聋作哑，而自愿担当起“慈善家”的角色来，首先将自己来一个角色蝶变，而后帮助他人进行身份蝶变——让人大跌眼镜！

JT常常引述马丁·路德·金作为自己的榜样，希冀自己也成为此类的民权英雄。具备雄心当然是好事，然则有一个必需的大前提，即事情须建立在合法性之上。

即以JT最为热衷的慈善业层面上论之，即为他人“搞身份”的事情，JT君也是德性差劲的、低级的。因为现代性的伦理学普遍认为，在“手段——目的”这对辩证关系的范畴上，对于道德行为的评价注重于前者而非后者，上述的“合法性”与否主要地看是以运用手段的得当与否。且看JT君，他所运用的最娴熟最惯用的手段，即将各类的黑户口人群精心策划包装一番，把他们个个乔装打扮成坚强不屈、坚定不移的“民运”战士——这显然是在弄虚作假，在使用欺骗的手法蒙蔽美国移民官员。诚然，黑户口人群也同样有着种种生存的权利以及延伸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必须以服膺美国法律为前提。不然，许多好事情都将会得以扭曲变形失真而弄糟。

如果退后许多步说，关于慈善业的、以及其他各种好的事物之间的美德相比较，尚有着价值上的高低等级之分，我且以西方人心目中的道德圣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为例，他作为世纪的伟人并在思想界学术界成绩斐然的巨人，比马丁·路德·金的伟绩要高出一大筹。他将个人的钱款大量捐赠给素不相识的人群，而自己宁可过着清贫的生活，受赠的人群都是些文化艺术知识界的精英，谋生能力却不强，甚至困难。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美德秉性使然。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识即美德”在西方传送千代。知识与美德，这两者都是与人类特质的精神密切关联，尽管还不能划上恒等式，但却是远离于肉身之事。作为知识者，知识分子，乃至高级知识分子，自然地，欲从事美德事情、慈善事业，就必须考虑到自身特定的气质、身份和形象，即多多地以知识、精神为伍，而不是以达成受惠者的肉身幸福作为终极。可不，JT君却愿意为大量低知识等级的人员办理身份之事，那么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呢？无非就是为美国大家庭中增添了一些无灵魂的行屍走肉而已。


C君，是我结识的另一位，他利用博讯网记者的便利，自诩自捧地为自己摆进了博讯网的“公知”100名，而后又大力利用这博讯公知“身价”。起先，他来到民主党某组织，自告奋勇担当教育大臣，这原本是不错的，然则C君的教育内容及方式总用道德和意识形态来评判一切事务，尽力使用民粹主义深情的“底层情结”来思维，大肆煽情，鼓吹西方帝国主义还在经济上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下层人民遭受更多的苦难，为此，该在中国平等分配财产，均分全中国城市里的房屋，因为“中国城市里的房屋全部都是靠农民工的双手建造起来的”，“中国革命要由农民工来充当先锋队才可闹起来”，“要对中华民族进行全面否定！”而该组织中号称拥有众多知识分子高学历队伍的人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公开站出来，提出异议、疑问，除了极少数几个之外，听之任之此君在煽情“闹革命”就成行了，C君绝不愿意听从该党极少数人士对于他的教育所提出的各种意见、建议和忠告，只管一意孤行，因为既然绝大多数人都在放行了，有了足够的民粹支持，何须担心上不了“公知”榜？

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必须的要求是，具有探索知识世界的毅力和勇气，并且尽量避免在学问中掺杂进自己所偏好的价值因素使之运作为大前提。可惜，C君只是略微读了那么一点书籍，读懂丁点儿皮毛，有了皮相之见即成夸夸其谈的资本，大肆吹嘘什么托马斯·阿奎那的“本性法”可与现代自由民主的理念直接挂钩拉上了关系云云。据我的观察，C君说话无需运用多少逻辑和推理，范畴概念极为混乱，把各种事物胡乱地堆砌一起就算作是凑合成了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更糟糕的是剽窃他人文字多多，而无需作任何引文出处的解释，毫无羞耻之感。他还讲演过一篇题目叫做“中国哲学是伪科学”的所谓“课堂教育课程”，光读题目，就实在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由于C君本行搞医学，没有多少人文学术的底蕴，因而所做的事情只能发泄情感的喧嚣，吐出没有什么价值和学问含量的观点，却偏要装扮成学者模样，佶屈聱牙，卖弄玄虚，但是他的受众，大多从中国来到美国呆了长久，急切地盼望“搞身份”的黑户口人群，这类人群原本接受过的教育不多，却听任被他的噱头所卖弄，为他民粹主义情绪所痴醉所熏到，喝彩的倒有不少。这正如米兰·昆德拉说的：“最响亮的马屁是谄媚大众，也是最廉价的。”C君就因为其人在民主党某部组织的讲台上有了这段吹嘘的经历，从而获得资格上了博讯网的“公知100名”，而众多在纽约的开户律师，也有时会来欣赏一番C君的喧嚣，尽管律师们大多是在美国获得的法学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着一定的人文素养，但他们都出于律师营业的功利性考量也希望让C君尽多地来“表演”，以便大大充实自己的客户群，攒钱多多就行啦，反正大家各得其所，不过如此罢了。在此每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进行自我拷问：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

为了博取更多的功名，C君还兼职了该党组织的财务监察一职。在具体的财务监察操作中，他亲眼目睹了他的上司所做出的种种暴虐和专制，对于人性的无情摧残，对于人权的肆意剥夺，可是他为了稳住自己的位置和功名，全都可以默默地忍受，甚至可以与上司一起参与，助纣为虐，都在所不惜。对于这类的人士，运用政治学学者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概念来描述是丝毫不过分的。


某君M，是纽约某大学的政治系终身教授，他还挂名为中国民主党某组织的执行委员，M在挂名的党组织中，多次吹嘘说，自己在国内就是老红军的子弟，由于是红色嫡系，自己总是紧跟共产党最近的，在其人生历程中，是最早的红小兵、共青团、18岁加入共产党，一路顺风红了过来，在来美国之前，已经是国内高级长官的座上客，高级的幕僚，奏折的大臣。然而，六四惨案使得他良心萌发，看破了红尘，M毅然放弃了国内的所有高官厚禄，投奔自由来到美国，作为空间上的转换，能够进入美国的校园里担任教师职位也算是很不错的，M并不满足于自己生存的形下之欲，内在良心促使他期盼形上之道，踏上了海外的民运之路——当然，如果从中国常人的道义常识上讲，此君也算得上足够高尚了，但是作为一位多年评选进入华人公共知识分子100名的大名人，是否可以立足在超然于常人的道义立场，好好做一番良心的忏悔？从历史的角度，从全人类的角度，从宇宙的、上帝的角度讲，在红色中国，凡是外在的“红色”的功绩多多少少是与内在的“厚黑”挂上了钩的。个人“红色”成功越大，则厚黑陷入也越深，意味着对人民犯下的罪孽也越深重，此乃红色中国特色的潜规则。因为中国是一个正义严重缺失的国家，德福背离率显然。因而，靠“红色”起家的资本怎可当作了“兑换券”并且累积成“点数”，然后拿到美国民运界而可添加进入作为自由民主理念奋斗的功绩之中？

M懂得如何抬高自己的身价的秘笈，M常常声称现今的共产党在不断制造绯闻，就是专门用来损害M的声誉的。他还在一次学术研讨会议上专门辟出很长时间向大家讲起他自己的故事。有一次M去新加坡做学术交流访问，飞机途径广州白云机场，原本打算在羊城作短暂的停留，M刚下飞机即被大批中国国安人员围困住，然后被拘留并盘问了很长的小时。讲故事是想让听众相信M的价值连城，无穷魅力所在。在此，我们可以分析一下M君的思想境界所处：1）急切的心态，不是在论功行赏的场合也要及时地吹嘘一下，好装点自己一番；2）不是拿出自己做出的业绩，而是更多地靠嘴巴上的自我鼓吹，来抬高自己；3）嘴巴上讲的东西只是声音的符号而已，不能作为实物材料的凭证，而无需凭证的东西多多尽力使用又说明了踏在何种等级的功利性阶梯上？4）吹嘘的东西只是限于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所反对的事物，那么也就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效用仅仅局限在于与中共对立的这一层面上。

虚假的公知现象还在于，对于M君的吹嘘，有的时候还会有其他的非本党部的知名公知来会赶来捧场，共同上演吹捧闹剧。

我见识的TC君，他多年来占据着的《政右经左版》公知100名，专业术语倒是装进肚子不少，却只是为了博取更多的名利之用。此君挂职着中国民主党某组织的执行长高级行政位置，我们暂且不谈知识分子运用社会公德该致力的目标，TC对该党部的执行长所必须履行的事务一概不管不问，冷若冰霜地处置眼前所发生的党组织内各种各样的纠纷事物，践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此君做人哲学的最好注释，何须遑论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公德，尽管此君言必称中共是如何如何的专制邪恶，为此中国政治需要“大转型”。TC君学历为法学的双硕士学位（中国的和美国的），应该懂得“不作为”的法律定义，及其事态的后果。尽管此君与党组织的关系并非有过契约上的详尽的书面约束，故而在法律和契约关系上，尚不构成违约，但在道德层面上却是相当欠缺，政治家该有的责任伦理精神荡然无存。

据我的观察，TC有犹如虫子般强烈的“趋光”习性，喜欢由公共媒体来聚焦、在聚光灯下被照耀得通红光亮，趋功近利明白无误，而公共媒体通常也喜欢对焦此类人物，因为TC有着“执行长”冠名之虎皮即可拉作大旗也。党组织内外的党务活动凡是有聚光灯照着的，会尽量赶来凑热闹一番，反之则躲避远之。乃可谓之：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由于TC毫无作为，该党组织被搞得混乱不堪，纠纷迭起，怨言满堂，危机四伏，唯有当党组织内的人们争吵不休，场面火爆，点名叫嚷着TC该出山之时，此君才会姗姗来迟亮相，却是大步流星地跨上并抢占到道德的制高点，高风亮节形象顿时闪现，俨然如堂堂伟人：“停住吧，甭闹了，大家要做君子啊！”对于此等人士，鲁迅先生大概体验悟道最深了，在写给萧军、萧红的信上说，“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他的学问的功夫和兴趣也只是仅局限于自己的本专业宪政之学，宪政之外的知识和学术，一概漠不关心，何须遑论中国文人传统的政统、学统与道统乎，至于西方科学精神中的为学术而学术、知识分子的为求知而求知的独立与超然，更是对牛弹琴于TC君。

施卫江  写于美国纽约

2013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