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的启示

黑眼睛1989

摘录自《假如光绪不死》作者：石之轩

不流血的变法是不可能成功的。

谭嗣同说得对，“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不流阻扰变法者的血，就需流变法者的血。变法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不是一场可以相互妥协的谈判，更不是一场相互谦让的礼乐仪式，所以在变法之初，就必须有流血的思想准备。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保守的孝明天皇在位，他是支持幕府政权的，只愿意攘夷，而不愿意维新。但在储君睦仁16岁，倒幕运动兴起之际，保守的孝明天皇突然离奇的去世，使得幕府政权大受打击，最后终于垮台，从而为之后的明治维新开辟了道路。可是在中国情况却相反，保守的慈禧活得好好的，主张变法维新的光绪帝却因“健康原因”不能亲政，最后竟然离奇死亡，这真是血的教训呀。

清末立宪终于没能成功，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立宪，不流血而由专制转为民主政治，这一条在当时看来最为理想稳妥的路，一瞬间就被完全堵死了。中国终于没能实现专制到民主的和平过渡，但这一段历史却是极有价值的，

1．当权者不明智。

以载沣为首的当权者，过高的估计了他们的力量，因此在立宪派频频请愿速开国会时，根本没有想过国会的迟开早开会与大清的存亡有联系，此时恐怕想得最多的是立宪派人别有用心，千万别让他们的用心得逞。

权力这东西，在其未瓦解之前，看起来总是那么强大，凛然生威，但当其瓦解之后，回过头来看时，所谓的权力，竟然什么也不是，就好像皇帝身上的新衣，当人人都相信那新衣的确存在时，它就是存在的，神圣而且威严，可当一句话戳破了权力神圣威严的光环，它也就立刻消失了。

载沣他们却似乎认为权力是万能的，是永垂不朽的，只要握在手中不放，那就永远在手心里，他想不到的是，权力在从被怀疑的那一刻起，就不再强大，随时都可能轰然倒塌。这个没想到，使他失去了和立宪派妥协，争取他们支持的最好时机，当立宪派人转向革命，清廷的这艘**的龙骨就等于断了，它的沉没也就注定了。




2．一盘散沙的革命派。

革命派的武昌起义，将清廷权力的神圣性一下子就撕破了，似乎一直巍然耸立的清廷，此刻就仅仅依靠北洋军这一根柱子支撑着，而北洋军却并不听清廷的指挥。历史在这儿将权力的外衣剥得干干净净，让人惊讶的看到了那外衣下面的一无所有。

但是撕破这个外衣的革命派却无法接管清廷的政权，因为革命派是一盘散沙，互不统属，没有一个人能将革命派的力量集合起来，倾力北向，即便是名声最大的孙中山，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革命派中影响最大的组织当然是同盟会，但同盟会自1907-08年的内讧之后，一蹶不振，形存实亡，此后虽勉力举行过黄花岗起义，但这是同盟会的最后一搏，这一役，同盟会的精英人物损失殆尽，从此之后，同盟会就再也没有实力做反清的中坚了。虽然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建立了中部同盟会，但中部同盟会的影响还小，其实力也不足以做革命的中坚。

武昌起义实际领导者是文学社和共进会，湖南起义的领导者是共进会，中部同盟会曾派谭人凤与共进会、文学社联络过，并促成了两会的联合，共进会虽于同盟会有些许渊源，但共进会并不隶属于同盟会，相反，共进会是因为不满同盟会的所做所为，这才由刘公、焦达峰、孙武等发起成立的，而文学社与同盟会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和同盟会的人此前也无私交。

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的迅速独立，形式上迫切需要一个中央政府，孙中山回国立刻就被选为中央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但孙中山无力领导鱼龙混杂的南方各省，他的号令最多只在南京城里有作用，其他各省对他的号令爱听就听，不爱听就置之不理。革命派所提倡的民主在此时遭到了极大的讽刺，原来这民主和孙中山在欧美所见到的完全不同。

革命派革命的理由就是推翻专制皇权，建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立宪派强烈要求立宪的理由，也是要民主要自由，但当南方各省或为革命派所控制，或为立宪派所控制，南北对恃的格局明朗之后，在南方，并未看见一片民主的气象，却只看见各行其是的自由，立宪派与革命派固然有隔阂，革命派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无法形成合力，无法与北方的袁世凯相抗衡。好笑的是，立宪派与革命派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推戴袁世凯，请他灭了清廷，来作民国的大总统。

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当专制权力突然间倒塌，一下子形成权力真空时，要让大家以民主的方式，重心建构权力的大厦，那太难了，此刻那些自诩崇尚自由民主的人，一个个嘴脸就变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专制就尽量专制，而在全国的大范围内，他们只推重势力比自己更大更强者。所以在武昌起义后、清廷倒台前，南方各省无法在民主自由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革命的果实高高地挂在那儿，只等着袁世凯来摘。

孙中山对武昌起义没有寸功，之后其他省份的起义他也没有参与策划、领导，当时他还在美国北部的科罗拉多州，对国内的情况一无所知，武昌起义的消息还是他从美国的报纸上看到的。他只是革命派中的老前辈、先行者，资历甚老、名声很大，如此而已，他当了总统，无法协调统一各省的意见，这个或许情有可原。但袁世凯对革命又有什么大贡献？戊戌年间告密的是他，这丑行相当的不雅了，此后在慈禧的手下做爪牙，慈禧死后被载沣贬走，一出山就先挥军打下了革命派占据的汉口，可是，立宪派革命派却不约而同地请他来摘果实，两派拥戴袁世凯的理由或许不尽相同，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袁世凯最有实力，他的实力最大，那就请他来做总统。

所谓的民主，在这儿又变成了维实力论了，以实力的大小来推举总统，却希望这个实力最大者来实行民主自由的政策，袁世凯既然是以自己的实力坐上总统宝椅的，那他自然更重视实力，民主自由什么的，装装门面罢了。



3。心急的立宪派

慈禧在世时的1908年8月，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并确定以九年为期，逐年筹备宪政，至九年期满时召开国会。如果真能在九年之后开国会、行宪政，这九年的等待实在算不了什么，况且在当时中国，识字者尚不到2%，百姓的素质离宪政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就是大力鼓吹立宪的那些士绅、商绅，真正懂得宪政，对民主自由有精深理解的又有几人


但是心急的立宪派不愿意等待这九年时间，他们发动群众，不断的请愿，最后不惜投向革命派，我一直弄不明白，他们为何那么心急？

在日本的立宪史上，搞民权运动的那些人也心急的很，1881年10月明治天皇颁布《国会开敕谕》，保证10年后开设民选议员、制定宪法，在此之前，民权运动者就制定出了多个版本的日本宪法，在此之后，民权运动者们的表现更为急躁激进，他们组织了政党，利用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抗争事件，结果遭到了军队的镇压，民权运动归于失败。

当时，中国的立宪，主要是受日本战胜俄国的启发，这才群起认为中国也应该立宪。可日本的立宪预备期是十年，比慈禧宣布的九年预备期要长，并且中国比日本大得多，情况也比日本复杂，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如日本，立宪派们却不管这些，嫌立宪的脚步太慢，要求速开国会，期盼一夜之间民主自由就从天上降下来。

立宪派的心急与皇室当权派的不明智形成强烈的对照，相映成趣。日本在19年前就颁布宪法了，大清在19年后却才预备立宪，立宪派们自然心急了。当权派却永远不会心急，没有列强的侮辱欺负的话，可能清廷永远也不会想到立宪，即便有列强的欺负，没有革命派暴动的威胁，恐怕清廷也想不到立宪，立宪对当权者而言是无奈之举，要他们积极主动，那真难为他们了。

在清廷的拖延和立宪派的愤怒失望中，革命无可避免的发生了。

4． 流水落花春去也

革命之后，清廷被推翻了，但是专制依旧，袁世凯当了总统后并不满足，要当终身总统，当了终身总统也不满足，还要当皇帝。

将袁世凯推翻之后，民主自由还是没有来，军阀混战之际，老百姓的日子怎能好过，好不容易蒋介石打败了多路军阀，在名义上将中国统一了起来，蒋介石却也搞独裁专制，民主自由成了一句空话。

在历史上，日本也缺乏民主的传统，《明治宪法》其实只是用宪法形式赋予了天皇的专制权，但这个宪法同时赋予了民众基本的人权，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与《明治宪法》相仿，可惜的是清廷耽误了十年时间，如果这个《钦定宪法大纲》在百日维新时候颁布，慈禧光绪合力来搞维新，从那时起就开始预备立宪，那大清的立宪会成功的，但这十年被慈禧耽误了，这十年决定了清廷的命运，那就是死路一条。

慈禧是个手腕高超的政治家，可惜她除过攫取权力加强统治的权术外，其他知识太贫乏了，其知识结构更是不敢恭维，不然也不会相信义和团的神术###。如果慈禧没有太后的身份，那她就是普通人家的一个老太太，精明些、厉害些就是了。这样的一个人物竟然实际统治了中国将近半个世纪，中国的不断落后也就在所难免了。

慈禧太后对变法不太积极，并不是她就与变法有仇，实在是对这类事，她懂得太少，力所不能。她自己行新政，到了预备立宪前后，就感到极大的力不从心了，在此时她曾四次召见力主立宪的张謇，“语及时局之非，不觉泪下”，张謇曾大胆地问她对国家的变革是真变还是假变，这个老女人的回答令人心酸，她说：“因不好才改良，改革还有假的不成，此是何说?”

慈禧临死时，也明白了自己不是那块料，无法引领中国走向富强，因此她说：“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需严加限制，尤须严防。”（《慈禧光绪宾天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