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50年前中国人对中共统治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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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50年前中国人对中共统治的质疑

周晓辉


几年前，一次在国内坐出租车时，和司机聊起了时事。司机说到高房价时非常气愤，因为买不起房，他一家三口人迄今仍和年迈的父母挤在一处小房子中。他不无反讽地说道：“我们要‘感谢’共产党啊——培养出了那么多的贪官——都是一党专制闹的。”以后类似的说辞我也听过不少。让我惊诧的是，不仅仅是诸多知识份子，就连不少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平民百姓都意识到了中国的问题就在于中共的一党专政，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在私下甚至公开的场合谩骂中共。甚至有人说，他就等着什么人振臂高呼的那一天。简言之，不解决中共一党专政问题，中国的发展在各方面只能走入瓶颈。

对于中共统治的质疑，并非始于今天。事实上，早在五十多年前，即中共建政不到十年，就有不少中国人发现了中共的问题，进而就其执政方式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尽管这些批评是被毛泽东以“引蛇出洞”的方式引诱出来的。而其后由于中共“有选择”的宣传教育，很多70后出生的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这段曾经勇者辈出、但结局悲惨的历史了。

1949年中共建政后，就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采取了高压政策，这引发了人民的不满，特别是知识份子的不满。1956年10月，匈牙利的一些知识份子组织了俱乐部，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要求脱离苏联的领导，要求匈牙利领导人改正以前的错误，同时知识份子还上街抗议游行。这次抗议活动在苏联出兵的镇压下，以死亡2万多人告终。支持镇压的毛泽东担心在中国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因此决心消灭不满情绪，特别是来自知识份子的不满。是故在1957年初将文艺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往政治上引，鼓励知识份子和老百姓帮助中共“整风”，并保证“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绝不秋后算帐”。

在中共的百般引诱和欺骗下，一些勇敢的知识份子和民众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意见，特别是对中共的统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不妨摘录一些：

“党究竟应在国家之上，还是应在国家之中？”（机械科学研究学副院长雷天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还是属于中共？中共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中共服务？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还是奴隶？”（山东青岛市民盟成员曲北韦）

“党员代表党吗？给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党吗？”（广西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

“中共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替。”（北京大学署名“天水心”的大字报）

“国民党党员犯法，加倍处罚，共产党党法不分，党员犯法，逍遥法外，姑息养奸。”（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老工程师戴占奎）

“共产党不仅是以党代政，而且有党无政！”（《中国青年报》记者詹寰）

“如果是在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山东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周次温）

“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努力克服缺点来获得选票，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天津市中学教师黄心平）

“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上都没有得到保证。”

“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

……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温这些质疑，在生起钦佩之意的同时，亦心生酸楚。当年的勇者很多已经被迫害致死，而他们的质疑、他们的言论在今日的中国却依旧没有过时。今天党还是在国家之上、权力还是属于党、人民还是奴隶并且还在为党服务；党即国家，党即法律，党主宰着一切；中共的特权阶层依旧存在，而且攫取了大量的财富；公民依旧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主党派成为中共的附庸甚至帮凶。而这样的共产党，有多少人会真心愿意参加？君不见，已有六千多万人选择了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这不正彰显了民意？

五十多年前知识份子和民众的呐喊被暴政消声，而随之在中国大地上，中共发起了一个又一个运动，无数惨烈的故事发生，无数无辜的百姓被戕害。这使得愈来愈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不结束这个建立在暴力和谎言基础之上的中共一党天下，中国是国无宁日，百姓是家无宁日。

五十多年后，呐喊声再起，而且更加响亮，更加清晰，更加坚定。当那滚滚的人流汇聚成大江大海时，焉知那貌似庞然大物的中共不被掀翻？当它被掀翻之时，我们就可以告慰那些勇者，告慰那些无数屈死的民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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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的经济利诱以及政治控制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选择了在体制内做学问、做官和经商等等。但是，一些学者说，如果不让知识分子在体制外生存，迅速崛起的中国可能会走上歧途。
   
    在中国，很多人把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包括技术专家、学者和作家等人看作知识分子。他们受过专业培训，掌握专门知识，并以自己掌握的知识谋生。
   
    作为作家，上海出生的陈冠中算得上是中国一位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发表过不下十部著作，也赚了不少稿费。
   
    *陈冠中：知识分子在体制外难谋生*
   
    不过，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这位常年居住在北京的陈冠中其实是香港人，他出的书很多因为很敏感要在境外出版。他说，在今天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发现，光靠自己的知识去谋生已越来越难，但如果加入了亲政府的队伍，谋生的道路就又变得光明了起来。
   
    陈冠中说：“我们的中央政府现在是越来越有钱，这几年到处让知识分子可以好过一点，学者和媒体界都拿到了很大的好处。有些人会埋头去做自己的事情，不去做政府的对立面，还有很多知识界的人很愿意替政府说话。这个族群甚至是越来越大。”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2001年7月1号提出了“三个代表论”，后来还被正式纳入国家的宪法，从而正式和制度性地开启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共党员之间的互通车。
   
    *精英学生入党日后找好工作*
   
    许多中国的年轻人在还没有正式成为知识分子之前就已经提早搭上了中共党员的直通车。在他所到过的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陈冠中发现许多成绩优秀的大学生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学生们说，光是从好大学毕业还不行，还需要有厚实的家庭背景和很高的政治觉悟才能在毕业后找到好工作。
   
    另外，在他所接触的学者和作家同行当中，许多人因为紧跟政府而当上了院士，或得到政府为优秀作家分配的房子。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周保松说，在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难以具备在体制外批评政府的物质基础，而政府的利诱恰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谋生新路。
   
    周保松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跟以前面对的状态有点不同。以前是一下子高压，不让你说。现在政府用的不是以前那种高压方法，而是利诱，给他们很多经济上的好处。我想这可能是更厉害的做法，也就是在经济上给予各种物质上的好处，要你不要对政府采取批判性的态度。”
   
    与此同时，拥有博士学位的刘晓波和其它一些异见人士因为批评政府而受到的待遇给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年轻的大学生一个“反面教材”。
   
    *内地优秀生无奈来港多读商科*
   
    周保松说，在他所执教的香港中文大学，来自中国大陆的许多优秀学生虽然本身仍然具有对政府的批评性，但觉得自己无力抗争政府、改变目前的格局，于是纷纷选择实用主义，攻读商科。
   
    尽管如此，周教授说，在给内地来的新生上政治和哲学课程时，他总会给他们放映有关八九“六四”事件的录像片。
   
    *中国进步需要体制外知识分子*
   
    周保松说：“通常，我第一年要做的事是，找一个晚上给他们播天安门，提醒他们有这么一回事发生。很多学生非常震惊。他们在国内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或者听说过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作为一个民族来讲，对这个多么重要的历史，我们新一代完全没有机会去了解、去反思的话，那么我们所谓的盛世是什么样的盛世呢？如果它只是给我们一个很满足的感觉而已，我想这跟我们对大国的想象有非常大的反差。”
   
    旅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陈冠中说，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正在世界崛起，但是如果知识分子都在讲官话，国家会失去自我纠错的能力，国家的发展有可能走上歪路。

来源：美国之音

Daphane

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強國正在世界崛起，但是如果知識分子都在講官話，國家會失去自我糾錯的能力，國家的發展有可能走上歪路。

值得每個中國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