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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
1958～1960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跃进运动，全球为之震动。1958年10月底，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大死亡便接踵而至，一直持续到1962年，更使全世界为之震惊。20多年后，1983年6月底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坦承 “我国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然而，又过去了20多年，这场使“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的特大灾难的真相却并没有完全揭露出来。它仍是一大谜团。极少数人总是挖空心思妄图将这场历史恶迹大而化小，甚至想化为乌有。因此，围绕这场灾难的争论波浪翻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今没有停止。而今，它已经不单纯是学术问题，而演变成了“该不该对毛泽东时代进行改革？中华民族要走什么道路？”的重大政治问题。
大是大非必须澄清！
一、当时世界：正值黄金时期，一片欣欣向荣
（一）、科技蓬勃发展，硕果累累
20世纪40年代，第三次科技大革命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景观。及至1957年，各个学科研究成果喷涌而出，璀璨辉煌，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57年10月和11月, 苏联相继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 从而开创了太空事业的新纪元。1958年晶体管计算机诞生，电脑从此进入了人类的生活空间。从1961年起，美国开始实施雄心勃勃规模巨大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到1971年“嫦娥登月”的美丽神话终于变成了现实。
（二）、各国经济如同百舸竞渡，迅猛发展
1949～1973年，被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称为世界经济史的黄金时期。其间，各个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建设均呈高速发展态势。到50年代中期凸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高潮。如果1955 年的工业生产以100 为基准，到1965 年，英国增加了134，美国增加了149，法国增加了179.8. 西德增加了189.2，意大利增加了216.6，日本则增加了415.2。1960 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发表“所得倍增计划”，此后，日本经济进入高度成长期。从国民生产总产值看，1955 年88646 亿日元， 1961 年便达到198528 亿日元，增加了一倍以上。
其时，亚洲四小龙养精蓄锐，也开始昂首起飞。
台湾 农业连年丰收，工业生产水平节节提升，在岛内产品不断取代进口的基础上，从1960年起实行战略转移，在很短时期内建立起了生机盎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1957～1962年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9.3 % ，台湾则是51.2 %（引自《世界经济2000年回顾》。作者：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安格斯•麦迪森教授）
香港 1959、1960年的人均区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是7. 4%、10 .3% .1960、 1961年不太景气,1962年5月港英政府推行稳定民生和激励经济的政策。1962～1964年间,香港的人均区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是9. 0%、12 .2%和8. 6% ,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
新加坡1959 年 6 月成立以 李光耀为首的自治政府，初始时局势极为严峻，转口贸易日益削弱造成经济 异常困难，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由此引起社会动荡不安。李光耀启用著名的经济学家吴庆瑞任经 济部长，1959 年 11 月， 吴庆瑞领导的经济开发委员会制订了总体战略目标，颁布了《新兴工业法》和《工业扩展法》，对投资者免征一定期限 的所得税，获得新兴工业地位的工业企业在头五年内不必缴纳所得税。而且 给予关税保护。1960 年 4 月，政府又决定大规模开发裕廊区。为工业化打基 础。同年政府还制订了 1961～1965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 年成立经济 发展局，统筹实施五年计划事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新加坡经济取得很大的进展，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7％，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
（三）、各国纷纷建立健全福利制度，世界出现了空前的社会文明。
俯瞰1958～1961年间的人类家园，真可谓：中国大陆“风景这边独糟”——
二、三年大饥荒
（一）、空前绝后的灾难
请看周同宾先生的回忆录《饥饿中的事》（《良友周报》2003年8月9日）摘录如下：
全村人每人每顿只能分到一个窝头，而且越来越小，一直小到驴粪蛋儿那么大。后来，那么小的窝头也没了。粥倒是随意喝，但越来越稀，一直稀到一锅清水煮一筐榆树叶。清汤不限量，连老太婆也能喝五六碗。
大肚汉最多时一连喝12碗，喝得肚子突出，像扣了一口锅；可尿几次，就瘪了。
一场饥荒，正在乡村蔓延。
到三月，草木发芽，就吃野菜、树叶。历史上荒年吃过的东西，全吃遍了。过去吃，是小锅煮，如今是大锅。大锅太大，再多的糠菜扔进去也不稠。历史上没吃过的东西也全吃了，比如干红薯秧、玉米秆、麦秸，都碾碎，筛下面粉头的东西，取名“淀粉”，可以下锅，可以蒸成刺猬模样的团子。这是当时最好的食品。
几乎家家都分家。分家不是分家产，而是分开吃饭。弟兄分家，父子分家。两口子也分家。谁弄来吃物谁吃，只顾自己，不顾家人。八怪女人和八怪分家后，带着5岁的女儿。每当从食堂打来饭，八怪总哀求女人给他倒半碗。女人从不给他。那天，每人分一个拳头大的菜团子。八怪几口就把自己的吞下，看女儿手中还有半个，夺过来就吃，女人和女儿骂他，还没骂完，他已把菜团子全部塞入嘴里。拴娃在麦秸垛底下扒出两把麦粒，拿回家，用瓦缸片焙焦。正格格嘣嘣嚼，他爹爹看见了，说：“娃，给我吃点儿。”拴娃说：“你叫我亲爹，我也不给你。”饥荒中，亲情已淡得几近于无……
饥荒中，人心比铁还硬，人情比纸还薄。人人都学会了偷，当然是偷集体的，私人已无东西可偷。一是偷豌豆秧，豌豆秧比刺儿菜、毛妮菜、麦 子好吃。从出苗不久就偷，一直偷到开花、结荚。再是偷红薯。有一窖红薯，本打算做种，开春后育苗的，大家都去偷。干部派人看守，看守人偷。干部亲自守，干部也偷。四狗去偷，刚扒出3个手指那么粗的，干部发现，边打他，边拉他去大队部。打他，他也不丢下手中的吃物，边走，边把粘满泥土的红薯往嘴里填。走到大队部，已经喀喀嚓嚓全部吃光。干部说，全村男女老少都不要脸。饥荒中，道德和脸面已无足轻重。
五爷是老直杠，从不沾集体的光。一直当饲养组长。他养的5头牛，个个好膘。在全公社的牲口评比会上，5头牛的头上都缠上红彩绸。他每天给别的饲养员发伺料，直接倒进料水缸，防止他们拿回家吃。后来，他自己就把牛料装进口袋带回家、拍成饼，放在火里烧着吃。再后来，牛料没了，牛草也少。他的5头年和别的牛一样瘦瘠瘠的，卧下，须用人揪着尾巴才能站起。那天夜里，他竟用镰刀活活地在牛胯上割下一块肉。牛疼得哞哞叫，一直疼死。
干部去时，他已经把那块肉挂在裤带上，藏在裤裆里。问他肉在哪儿。他说，已经生吃了。干部扇了他两个耳光。拖走死牛。他自己溜回家，堵了窗户，拔下房檐上苫的干草，点火烧肉吃。饥荒中，真正善良的人也变得自私、残忍。
类似的资料，举不胜举。本人当年是城里的中学生，住校，一天夜里，饿得实在难熬，曾经偷吃过学生食堂猪圈里的猪食—— 一些烂茄子。其情其景，没齿难忘。
关于1958年冬～1961年的大饥荒，官方存档的资料，同样汗牛充栋。举七例如下——
其一，《还清白于毛泽东——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一书的作者张宏志先生指出：“以河北省为例，如1958年9月省委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两个月即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荒；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停炊。”
其二，张宏志指出：1959年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15省3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3天内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当时，15省的中共省委书记都没有解除此等紧急危机。人人都知道良策何在，但是，人人都不敢提出来。
其三，1959年6月9日、11日、13日、7月3日、4日毛泽东连续批发中央关于大中城市副食、蔬菜会议的通知等。在大跃进中出现副食、蔬菜、日用工业品等严重紧张局面，成为城市经济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李先念副总理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时说：全国今年工农业生产还在继续大跃进，但到目前为止，粮食、蔬菜、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供应比较紧张，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其四，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印发的陈国栋粮食问题报告提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其五，张宏志指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三年。”“1959年底—1960年底，爆发了农村缺粮高峰。全国农村平均每人粮食消费量从1957年的205.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请注意，全国农村粮食消费量中包含种子粮、饲料粮和社办企事业单位用粮。
其六，1960年，中共中央曾多次发出十分罕见、十分特殊的显示粮食恐慌的紧急指示。如5月28日《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仅仅9天以后——6月6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紧急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眼看秋粮将要成熟——9月7日，中共中央又紧急下发了《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紧急指示》—— 一个计划经济一统天下、一切定量供应的时代，全国人民再一次降低口粮标准，可见灾情之惨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大灾之年，城乡人民之间严重的不公平！学者陈东林先生在《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来源》一文中指出：“从另一个角度分析，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量为164公斤，比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了20 %，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年消费量只下降了2.6 % ！”——请注意，农村人均口粮的下降幅度大大高于20 % 。
其七，1960年秋粮已经收割入库，这时，毛泽东时代中共中央最最特殊的一份文件轰然出世！——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号召全国城乡人民广泛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运动的紧急通知》称：“根据科学家的建议，推荐广大城乡人民采集制造“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 ——旷古未闻！这是世界史上无与伦比最珍稀的中央文件！
然而，张宏志竟然说：“大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必须严正指出：这是丧尽理性人性的浑话！
中外历史上所有的饥荒，都是发生在一定地区一定人口一定时间之内，较大面积的饥荒很少延续一年以上——而中国，1958年冬～1961年间，960万平方公里辽阔国土的角角落落都在闹饥荒，世界史上有过此等先例吗？除了特权阶层，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中苦苦煎熬，世界史上有过此等先例吗？漫长的三年多，1000多个日日夜夜，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在死亡线上无奈地挣扎，世界史上有过此等先例吗？
在世界史的黄金时期，一个泱泱大国的全体普通国民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遭这么大的罪，到最后都要靠连猪狗都不吃的东西填肚子，难道还不是空前的灾难吗？——理应绝后！
（二）、空前绝后的罪恶
大跃进的发动，只能称之为错误、荒诞，不应算作罪恶。但是，分析大饥荒初期的成因，有3点的确不能简单地用“狂热”和“昏聩”进行定性——
1、造成大饥荒一个直接原因是1958年大跃进的最高潮“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压倒一切压倒秋收，直接导致了大丰产之年的秋粮大减收——无论从常识从农民的良知从执政者的责任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
2、造成大饥荒第二个直接原因是1958年粮食的高出口——毛泽东、中共中央最迟于10月底发现大饥荒已经降临（因为11月7日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此前，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试点——河北徐水县人民公社彻底破产），但此后粮食出口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创了建国以来第一个高峰！完全有悖于主政者应有的道德；
3、造成大饥荒第三个直接原因是粮食高征购——发现大饥荒发生以后依然我行我素，净征购量也创了建国以来第一个高峰——4172.5万吨，比此前的平均年征购量3324. 3万吨高出848. 2万吨——甚至到11月份的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也没有纠正——如果说这是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根本无法解释。
（注：第2、第3相关联，但又有区别。因为粮食高征购更主要的是缘于大跃进，再者，当时还有大量粮食储备。）
可以说，以上三项，当时如果少一项或者纠正一项，大饥荒的灾难都完全能够挽救过来。
特别是1959年大饥荒加重以后国家主权者的作为，实在不能不令大多数历史研究者万分愤慨——
1、面对如此大灾大难，在广大饥民翘首以盼嗷嗷待哺的两年多岁月里，竟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救灾措施——立即开仓放粮、进口粮食或者请求国际社会救助；
2、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大兴土木，耗费巨资，兴建40多处富丽堂皇的现代化行宫；同时，各地诸侯也为自己营造大量楼堂馆所，疗养院，逍遥宫；
3、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舞会不辍，笙歌不停；
4、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拒不纳谏，反而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反而开展打击正直干部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5、面对如此大灾大难，仅仅为了证明自己“英明”，竟然一意孤行，坚持祸国殃民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左祸”变本加厉横行无忌；
6、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不顾人民的疾苦和死活，赌“小儿”之气，提前偿还苏联的债务；
7、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集中精力对外，大打反对“修正主义”的无聊口水战（什么是修正主义？说清楚了吗？）——最后，一生文质彬彬的革命战友周恩来愤愤而言：“不许放屁，内外树敌！”（邓颖超日记），革命密友霍查“同志”讥讽地说：“毛泽东的思想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与革命》）
8、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充当世界革命领袖，八方出击，一再组织盛大游行示威活动，高呼打倒美帝打倒各国发动派的口号——最后，笑容灿烂，与美帝头子握手言欢；
9、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实行革命化金钱外交方针，划拨巨款维持外国“朋友”——最后，一个一个“朋友”反目成仇；
10、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打肿脸充胖子，反而大量出口粮食援外（基本上都是无偿），在大饥荒时期创造了一个粮食出口高峰——当时，唯独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援国随意浪费，竟使中国大米发霉；
11、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连续三年对农民实行粮食高征购；
12、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开展惨无人道的反瞒产运动，采取法西斯手段逼迫饥饿的农民交出饲料粮种子粮甚至口粮；
13、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严禁饥饿的农民逃荒要饭——以免给领袖脸上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并且制定“城市流浪人员收容审查制度”——即打死孙志刚的恶法，让他们坐以待毙，活活饿死！
（注：1961年，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一线领导工作，采纳陈云的建议，冒险拍板，开始大量进口粮食，于是灾情趋于缓解。上表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
以上所述，是钢铁一般的事实，它雄辩的说明了：大饥荒就是一场大人祸！
关于大饥荒的成因，当年毛泽东讲了三点：第一，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第二，苏联逼债；第三，“三分之一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企图推卸罪责忽悠人民的谎言和借口。笔者各有专论，此处恕不赘言——话说回来，中国是个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天灾年年都有，可谓家常便饭。至今，没有任何人说过，1959～1961年间没有自然灾害。可是，即使天灾再严重，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哪一朝哪一代出现过长达三年多遍及全国各个角落的大饥荒？——还可以想想， 1877夏～1878夏（1877年，光绪三年，丁丑年；1878年，光绪四年，戊寅年），华北大旱，死亡200万人。这是中国皇权体制下最严重的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 ——请问：发生全国性大饥荒了吗？——还可以看看，学者陈东林先生在其论文第二部分“决策错误对当时经济的影响” 中写道：“1978年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上与1959～1961年时期有比较相似的地方：第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仅就旱灾而言，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然而，两个时期的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请问：1978年为什么没有发生全国性大饥荒？
其实，早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四级干部7118人与会），三年大饥荒主要因人祸而造成，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县、地区、省、中央四级大多数干部的共识。根据2008-11-27 10:26启封的 《 邓颖超日记》，其中1975 年11月19日记道（周恩来说的话）：“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党史资料显示，2月8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会上说：“主要责任不在下面，不能让他们全部负责。这是全国性问题。路宪文、罗山县委书记、信阳事件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2月3日，周恩来说：“五年来五大运动：1957年反右派、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1960年整风整社，1961年民主补课、夺取领导权。这五大运动每年1个，偏差不少，主要责任在中央。”刘少奇也明确坦言：“第一责任在中央。”——这些，都无可质疑。
不管怎么说，如果不是当时如此胡作非为，能酿成如此水深火热的灾难吗？——即使毛泽东制造的“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苏联逼债”、“1 / 3地区坏人掌权”三大神话统统属实（并不属实），也根本抵消抹杀不了人灾人祸的铁的事实。
总之，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历史上发生过数百数千次饥荒，但1958年冬～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与之大不同：主要是人祸所致——难道，这还不是空前绝后的罪恶吗？
三、三年大死亡（饿死）——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大罪恶
连续三年多大饥饿，必然造成大死亡。可是，极少数人却妄图抹杀“大量饿死人”这一“真实的历史”。
“倚天剑鸣”先生提出：“关键不是数字，而是所谓“饿死”的概念标准界定。什么叫饿死？毫无食物充饥，人身自由受限制，无法寻找食物，或者居住地象沙漠不毛之地，无任何生物植物可充饥，使人体无法获得基本（最低限度）维持生命的食物能量，只能眼睁睁的耗尽身体能量而死去的，这叫饿死。几乎近似于绝食。”又说：“只有在统一了饿死这个概念标准的前提下，争论才会出结果。”——根据这个界定，他提出：大跃进三年根本就没有真正饿死人。
“饿死”的概念的确是一个应该首先搞清楚的问题。针对“倚天剑鸣”的观点，笔者也写了一篇短文《也谈谈“饿死”的概念》予以驳斥，指出：什么叫“概念”？——即 “逻辑思维最基本的单位和形式。反映一类客观事物一般的共同的本质的特征，用词语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饿死” 这个概念的内涵应定义为：因长时间过度饥饿导致生理机能衰竭而亡（完全断食一般为3～7天，严重饥饿时间会长一些。因年龄体质不同而有差异）；其外延是：一切因长时间严重饥饿导致生理机能衰竭的死亡。
笔者还指出：金无足赤——对于任何事物任何概念都不可追求绝对化。比如“人”的概念，《词典》对其内涵的定义是：能够制造并能使用工具的动物；其外延是：一切能够制造并能使用工具的动物。如果有人提出：儿童算不算人？老人算不算人？病人算不算人？植物人算不算人？——这就变成了形而上学诡辩。
张宏志与“倚天剑鸣”二位先生异口同声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论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三年”、 “我相信所谓的‘饿死’并不是真正饿死，而是年老体弱多病缺乏足够热量营养与医疗保障救治，拖延时间也没有条件医治，因而引发各种病情加重的提前死去，这应当是符合那个年代的客观实际。” ——所谓的 “年老体弱多病，提前死去”之说，岂不怪乎哉？陈云、季羡林等先生一直身体虚弱，为什么不提前死去？现在千千万万身体虚弱的老人为什么不提前死去？那时，“提前死去”是怎么造成的？岂不正好说明死因是饥饿吗？不是饿死又是什么？——先生，这是自我否定。
北京市离休老人刘禹先生当时在中央政法机关工作，和其他中央机关800名整风整社干部一起到了河南省（其他各省区都有下放整社的干部）。他们同一单位的7人分到了新乡地区原阳县，他被任命为大宾公社党委书记。老人著文《大饥荒年代，我在大宾公社当书记》，回忆了当时那段终身难忘的经历。摘录如下：
进入原阳县界，映入眼帘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一望无垠，密集的村庄，看不见树林，使人有一种肃杀凄凉的感觉。到达县城，县委书记韩福增同志接见了我们，说：“现时的任务是贯彻‘中央十二条’，保人保畜。”当时农村因饥荒造成人畜非正常死亡的情况非常严重，保人保畜就是采取一切办法，遏止人畜大量死亡。就这样，我到大宾公社上任了。粮食不够吃，也没有瓜菜代，农民就到黄河大堤上剥柳树皮或者到水糖里挖芦苇根，磨成面和粮食混着吃。后来，连柳树皮、芦苇根也剥光、挖光吃了。农民家里没有存粮，只靠国家救济的半斤粮食。农民饿得个个面黄肌瘦，青年妇女也都闭经了，五六岁的的儿童个个大肚子，小细脖，骨瘦如柴。
县委办公室每天晚上7时开电话会议，要各公社汇报每天人畜死亡的数字。我刚上任的那些天，大宾公社每天死四五个人、牲畜死二三头，保人保畜是当时的头等任务，如果不能遏止人畜死亡，各级党委书记要承担责任。原阳县阳阿人民公社人畜死亡遏止不住，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是新乡专署下放的一名局长被撤职了。后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通报延津县也是人畜死亡遏止不住，县委书记被撤职。我作为公社第一把手，心里不免战战兢兢，那时没有粮食和其他食品可供补……
——什么是“那个年代的客观实际”？这才是真正的客观实际！
张宏志先生的主论点是：“三年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即没有发生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 ——请问：以上刘禹先生所述的河南省新乡地区是不是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张宏志与“倚天剑鸣”二位的文章里都提到了信阳事件。当时，调查工作长达半年，结论是饿死100多万人。参与调查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南局主要领导人陶铸、王任重都目睹了饿死人的惨状，都掉了泪。李先念说：“西路军失败那么惨，我没有流一滴泪，在光山看到这个情况， 再也忍不住了！”196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河南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第二次发表讲话，严肃地指出： “我到光山县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分子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即使，仅只发生这一起信阳事件，难道还不是骇人听闻的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重大死亡事件吗？
其实，信阳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仅就笔者所知，中央存档的地区性事件可以陈述如下——
河南省开封地区事件。经河南省委调查，开封地区10个县自1958年10月底便进入严重饥荒状态，到1959年3月，15万多人患浮肿，7万多人逃荒，1. 6万多人饿死。
江苏高淳县事件。经江苏省委调查，该县1958年冬到1959年春，发生浮肿病、消瘦病，子宫下垂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1000多人。
河南省商丘地区事件。经河南省委调查，该地区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几个县1959年1～2月发现大面积浮肿和饿死，仅人吃人，调查组认定有20多起。
发生于1959年的惨案还有：江苏省句容县事件、广东省事件（由省委向中央发出严重灾情报告。下同）、湖北省事件、河北省事件……
1960年：山东省事件、甘肃省事件、江苏省事件、宁夏中宁事件、贵州省事件、安徽省事件……
1961年：1961年春季山东省聊城、沧州二地区事件、6～10月山东省聊城、惠民、德州三地区事件……
1962年：1962年湖北省谷城、光化、襄阳三县事件。
全国各地饿死人的数量，在1983年《中国年鉴》中也有一部分显示（有隐瞒现象）。如：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少人口达621万人（四年）；安徽省1959—1961年间人口净减439万人（三年，下同）；河南省总人口净减238万人；山东省总人口净减234万人；湖南省总人口净减183万人；广西自治区总人口净减约100万人，等等——请注意：人口非正常减少（饿死）数大于净减少数，因为此外还有自然增长部分。
另外，有些地区的官方文件、地方志也有一部分记载。 著名学者杨继绳先生在《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文中指出：“根据各省官方数据计算，早在1958年，全国就有172万人非正常死亡。”
现在，饿死人事件还在不断地揭秘之中。信阳事件早已广为人知。2006年3月，一篇采访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先生（大饥荒时期的中共重庆市委负责干部）的文章《“大跃进”四川饿死千万人》（原刊于《现代快报》），再次轰动全球。1961年5月，廖先生等几位党员干部冒险投书中央，反映四川省饿死了1250万人（根据四川省委文件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对照）。胡耀邦、杨尚昆曾召见廖伯康等人，中共中央书记处曾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而后派出17名干部赴四川调查。显然，此事千真万确。2008年秋，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出版，揭露甘肃省通渭县饿死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接近1 / 3。
在上述惨案中，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人吃人现象。
另外，笔者亲耳所闻的较小规模的饿死人事件还有：
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
河南省漯河地区舞阳县问誓公社西庄大队1959年冬成立一个埋人队，几乎天天埋尸体。到1960年春，最多时一天埋四五十具。以后就演变为吃尸体。与其相邻的西平县 簸萁张公社、吴城公社情况更严重。
河南省郏县城关公社后二大队，原269人，三年饿死208人。
四川省蓬溪县蓬莱区新桥公社化二大队6队原330余人，三年饿死160人，余170人。
山东省章丘县明水镇王井村，原600多人，三年饿死150多人。
四川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 1958年统计共有625入，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消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出去要饭了。
……
仅仅以上所述，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大量饿死人”吗？——很多网友诘问张洪志们：饿死很多人就是饿死很多人，有什么好说的？——不无道理。
总之，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饥荒频发，但1958年冬～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与之大不同：除了人祸所致饥荒面积大时间长以外，特别是饿死人的数量多——难道这不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大罪恶吗？
四、三年不止饿死3000万人——空前绝后的特大灾难特大罪恶
否认真正饿死人、大量饿死人的张宏志依照自己的逻辑很自然地提出了另一个奇特的命题：“‘饿死3000万人’纯属捏造”——不过，这种说法的确得到了不少人应声附和。其中很多年轻人出于不理解而认为夸大了事实，希望能得到令人信服的推理论证——这种理性的求实的态度应该得到尊重。
实际上，“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1983年——也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的同一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年鉴》，其中有一部分是人口统计表。该表的总人口增长曲线凸显1958～1961年间有一个大凹陷，而这个大凹陷又有历史事实根据。于是，国内海外一些学者纷纷在此基础上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大跃进饿死2000多万、3000多万、4000多万的不同结论。由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批判再起高潮。但这些结论很快都受到了质疑批评。说到底，批评者的根据也是1983年的人口统计表——论辩双方都指出：这份统计表比较粗糙，“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与“总人口”之间的对照有些差错——显然，1983年《中国年鉴》的总人口统计变化与客观历史及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大跃进的评价基本一致。但确应说明差错的原委。在人们的期待中，1995年再次公布《中国年鉴》，此前的人口统计表数据依然如故。又过了7年，200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新的《中国年鉴》，却不事张扬地更改了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前的大部分人口数据，人口统计表上总人口增长曲线中1958～1961年间的大凹陷明显不见。因此，改革开放事业及其发动者、主导者成了一些人疯狂攻击的目标。
笔者发现，2002年《中国年鉴》的人口统计表漏洞百出，明摆着造假，彰显着遮蔽旧时代人祸灾难的政治目的，已撰文《令人震惊的国家统计局造假：篡改大饥荒时期的人口数字—— 一个明目张胆的大阴谋》予以严正批驳——国家统计局的卑劣造假，对于理清“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这一历史谜团，也形成了巨大干扰。不过，欲盖弥彰，它终究进一步反证了：1983年《中国年鉴》所显示的大跃进造成的人口非正常减少数量基本上是真实的（说真实并不严谨，应该说只少不多）——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全世界国家权力最强大组织最缜密的国家：共产党支部直接建立在社会的最基层；同时实行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公民不能随意流动，即使迁移调动，也都凭证办理；而且实行计划管理，年年要做预算决算，要上报总人口数字；而且实行统购统销、定量供应制度，年年还要分发各类生活票证（人无户口，就无法生存），需要一再核对总人口。因此，当时历年的总人口数字既易于统计又要求统计准确。特别是，当时的档案制度极其严厉；更特别的是，当时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统治极其严苛，谁也不敢给领袖给共产党制造一点点不利影响。故而， 1983年《中国年鉴》的人口统计表显示的1958～1961年间人口非正常减少数字绝不可能夸大——我们还可以从统计工作的特点上进行考虑。人所共知，统计“总人口”是人口统计工作最基础最根本最核心的工作。整个统计过程，自始至终都要围绕“总人口”进行——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不同行业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汇总的总人口数必须一致；上年总人口数加上新生数减去死亡数得出的本年总人口数必须与之吻合；在此基础上，最后算出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通过上年总人口验算本年总人口，也必须分毫不差。即从各个方面得出的总人口数不可有半点差池——这就是说，全国人口统计总表制作之前，总人口数已经过多次核对，总表上其他数据可能有误，但总人口数决不会出现差异；总表上的总人口数可能与事实有些出入，但整个一套统计表的总人口数必须对照一致。——话再说明白些，研究“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最低限的基础非常坚实可靠。
总而言之，1983年《中国年鉴》的人口统计表所反映的1958年冬～1961年间总人口非正常减少数量，只会再多些，而绝不可能变少——中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除了普查，这是中国人口统计的唯一渠道。在共产党一党长期专政的格局下，没有任何理由质疑其夸大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的规模。虽然当时普遍存在隐瞒少报饿死人数的现象，这些资料不尽真实，但现在研究者只能依靠它们，起码，可以推算出大跃进饿死人的最小数量。
那么，1958年冬～1961年三年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呢？
这份人口统计表显示得清清楚楚：在1958～1961年间，反常地突然出现中国“总人口增长”（通常，人口总是逐年增长）的大幅度减少——此前四年（1954～1957），每年分别增加（万人）：1470、1199、1363、1825，四年共增加5847万，增长1 0 %；此后四年（1962～1965），每年分别增加（万人）：1436、1897、1307、2039，四年共增加6679万，增长1 0.14 %；而1958～1961年四年每年分别增加（万人）：1341、1213、—1000、—348，四年共增加1205万，增长1. 86 % 。
灾难过后的四年（1962～1965）是人口增长补偿期，缺乏可比性。我们可以在1957年总人口数（64653万人）的基础上，按灾难前四年（1954～1957）1 0 %的增长率计算，在正常情况下，1958～1961年四年应增加6465万人，而实际只增加1205万，由此可得出1958～1961出四年间人口非正常减少5260万人。
但是，这个数字并不能认为全是饿死所致。因为当时，许多农村育龄妇女因饥饿而断经，暂时丧失了怀孕能力，1959～1961年的出生率因而大大下降。《中国年鉴》反映的这三年的出生率分别是24.78‰、20.8‰、18.86‰——它表明1959～1961年的人口出生率比正常年份分别少了5～7‰、9～11‰、11～13‰。三年减少新生儿分别为325万～462万人、604.9万～739万人和728万～860万人。合计三年新生儿应少生1658万～2061万人（注：有些学者还计算1958年的少生数，大概不够合理。因为大饥荒始于1958年10月底，基本不影响生育）。
因此，《中国年鉴》（1983年版）所反映的饿死人的人数约为3199～3602万人。
不过，还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
1、基层隐瞒少报
杨继绳先生在上文中写道：“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出生人口漏报不多，但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这个人死了，如果销了户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他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
2、地方官员隐瞒少报
杨继绳先生在上文中指出：“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其仕途。”
王维志先生，人口统计专家。年轻时曾留学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人口统计专业。回国后，长期在公安部治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他曾对杨继绳先生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里以后，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 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上级满意时为止。”
在处理信阳事件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就说过：“不要再查了，越查越多”，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也说过：“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3、中央隐瞒
杨继绳先生指出：“对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文披露：“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 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3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4、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表中也的确存在饿死人数少于实际的现象
（1）、四川省少报一半——629万，就是一件铁证。
（2）、全国人口统计表中，河南省在同期的总人口非正常减少人数仅为238万，比人口少、浮夸风较轻的安徽省还少得多，比四川少800万，而予川两省都是人口大省，总人口相差不多，河南的浮夸风又最厉害，显然不真实。
5、廖盖隆先生明确指出：饿死4000万人
廖盖隆先生是原中宣部副部长，后任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有接触机密资料的权力，2000年他在《炎黄春秋》第三期曾撰文说，大跃进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000万人。
6、王维志先生的研究结论：饿死3300万～3500万人
杨继绳先生特别看重王维志的研究成果。强调：“王维志不仅熟悉人口统计理论，还熟悉中国官方人口数据的形成过程。”
王维志指出：“对1960年来说，总人口减少1000万，自然变动减少304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他的研究结论是：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300万～3500万人。
7、杨继绳先生的研究结论：饿死3600万
杨继绳先生是一位治学非常严肃认真的学者。外国学者——艾德尔、莫舍、希尔、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 Calot，又译杰勒德•卡罗特）、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中国名字"班久蒂"）和中国学者——王维志、李成瑞、蒋正华、丁抒、金辉、陈一谘、曹树基的相关论著，他都悉心研读过，还走访过公安部治安局户政处人口统计专家，也做过一些基层的调查。他认为，在王维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再加上1958年冬季和1962年个别地区的饿死人数。所以，他的结论是：饿死3600万人。
总之，大跃进饿死的人数不止3000万，是不可抹杀的铁的事实！
还有一个问题要谈一谈，即许多人对于20多个人中饿死1个人感到离奇，不可思议——不是数字离奇，而是时代离奇体制离奇人离奇——请问：1958年提出两年超过英国7年超过美国不离奇吗？发动全国人民说谎吹牛不离奇吗？全国人民大炼钢铁砍树毁林砸锅砸铁不离奇吗？整了1亿多人民不离奇吗？再请问：斯大林杀死了自己国民（其中一大半是革命同志）的1 / 9，不离奇吗？波尔布特杀死了自己全国同胞的1 / 4，不离奇吗？此人是毛泽东的亲授弟子，却杀死了在柬华人的1 / 2，不离奇吗？——只手遮天的离奇之人，什么离奇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综上所论，中国1958年冬～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与中外历史上所有的饥荒都大不同：主要是人祸所致饿死的人数量创了世界史记录，悠悠5000多年，此乃在一个国家里一起灾难死亡最多的三年！而且，发生在世界史的黄金时期！——难道，这不是空前绝后的特大灾难特大罪恶吗？
2009.1.9
2009.1.20小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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