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说到日本 移民，还是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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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说到日本 移民，还是不移？

刘柠博客

种种迹象表明，移民潮来了。不是外头的移入，而是里头的“溢出”。每天一开手机，都会收到十数条短信移民广告，对象国越发“偏安”（已从北美、澳洲发展到南美和非洲），资费却越来越看涨；看凤凰卫视，总有个被频繁插播的广告，一个穿职业女性套装、长相酷似潘石屹夫人张昕的熟女型OL，腋下夹着一只文件夹，边走边说：“移民，其实很简单……”；有记者采访经济学家许小年，问及对时下的感受，许坦陈：“我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学生，这两年最多的话题就是移民，原因是生意难做”；另据招商银行调查，近60%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手续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中，约有27%已经办理了投资移民。

此番移民潮究竟潮起于何时，吾虽不察，但确乎从去年开始加速，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感知的。而2010年，那可是上海世博的华丽盛宴成功收场，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日本，作为经济大国获得了空前自我实现感的一年。可见，移与不移，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确切地说，基本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在移民问题上，没有比东邻日本更富于比较性、参照性的案例了。这不仅是因为二者在历史上都有过被所谓“黄祸论”的西方舆论所警惕、牵制的时期，而且，就在中日历史性易位的统计数据刚刚发表不久，日本遭遇了史上罕见的3.11巨震，经历了地震、海啸、核事故“三位一体”的地狱试炼，其国民在严峻危机关头的心理取向和选择，无疑是最说明问题的指标。

震后，东洋媒体上出现了一个新流行语，曰“飞人”（Fly-Jin），是由英文“Fly”（飞翔）和日文“外人”（Gaijin，即“外国人”的简称，略带轻慢的意味）合成的造语词，用来指那些在地震发生后，特别是核事故开始升级后匆匆逃离日本的老外。客观地说，对老外们的撤退，日人并无多少怨怼。毕竟，人命关天，如此触目惊心的大灾难，对今天的日本人来说也是头一遭，即使平时再训练有素，一时间却并无多少真正有效的应对措施。选择做“飞人”，是人之常情，更是人家的权利。因此，对位于东京的外国使领馆倾巢撤离，仅在关西地区保留几名现地雇员值守，日本从国民到舆论，绝少有置喙。更多的人，其实是闭上了眼睛。

对用脚投票者，日人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同时却视那些选择留下、誓与列岛共“陆沉”者为真朋友，所谓“患难见真情”，所以会有震后日美关系的空前强化。在列国使馆纷纷撤离的时候，只有美国政府对在日美国人发出了“请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和发布的信息行动”的指示，连一纸归国劝告都未发。表面上一切交给日方，水面下却力挺菅直人，甚至不惜施压，给足了日人面子。

事实证明，留下来的，的确个顶个是堪称“诤友”的仗义之士。其中，不乏早年来自英语国家、后在日本成功的艺能界人士、大相扑力士等名人。在这部分人中，中国旅日作家李长声颇具代表性。震后初期，他在微博上如此回应国内粉丝敦促其速回京城的吁请：“值此吃喝用紧缺之时，我在日本，多一张嘴，或许并不好，所以我支持中国人尽量回国去。可是，我有好些日本朋友，多年来一起吃喝玩乐，现在出事了，我逃之夭夭，说不定他们会伤心，觉得外国人不可交。如此而已。”结果，直到巨震过去四个月后的7月中旬，他才安排了暑期回京的行程。作为资深“长粉”，我自揣或可体味其心境于万一。长声非日人，但久寓扶桑，深度浸透东洋文化，不知不觉间身上便带了诸如武士道之重“洁”（Kiyoshi）的精神气场，早已是朋友圈中的共识。

更给日本撑面子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被称为继赖肖尔之后当代最重要的日本文化学者的唐纳德・金（Donald Keene）的入籍。日前，金教授在《中央公论》杂志（7月号）上撰文，披露了自己在89岁高龄“归化”日本的心路历程：“我并非要从美国退避，也不谋求在日本更大的经济上的成功。只是从对此前自己所蒙受的亲切的谢意出发，萌生了一种想要把人生的最后时光，与我眷恋最深的人们一同度过的愿望。”尤其是看到震后，“飞人”们像受惊的鸟群般仓惶逃离的情景，老人家内心被刺痛，难以自持，遂当即表明了归化的立场，以示对日本之不离不弃。以金教授在国际日本学界的重量，这份支持之巨大，堪比百年前英国学者小泉八云（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1850-1904）的归化。

尽管灾难过后，大规模限电、日元飙升，经济萧条加剧，有目共睹；国土变窄，填海地浸水，岛国似乎更不易居了，但绝少听说有日人的“溢出”。至于说“飞人”，确乎飞了不少，可一向为日人所珍视的“铁杆”几乎都没飞。且随着灾难的渐行渐远，那些飞走的，又开始学“候鸟”，纷纷往回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