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已全家移民美国的国企老总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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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已全家移民美国的国企老总自白

李承友

作为中国最大企业排名62位的国有企业老总，我去年全家移民美国。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要好的同学、朋友对我的举动都不理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要么是“捞够了”？要不然，怎么会放弃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抢不到的位置，到美国从零开始呢？
   
     可不是嘛，深圳最年轻的享受“正局级待遇干部”，深圳六大国有集团公司之一的老总，统治一万多名员工，操控号称近百亿（约十多亿美元）的资产，同学、朋友，甚至上海交大、清华等母校都引以为荣的成功人物，国内活得那么滋润，到美国做一个入不了主流社会的“二等公民”，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没有什么深层原因，谁信呢？
   
     这些想法我能理解，在没有干国企老总之前，我也只看到做国企老总比贩毒更来钱，更别提有多风光，但当上国企老总后，真切体会到，干这个工作比贩卖毒品风险更大，更难干！
   
     就拿我熟悉的深圳为例，1995至2000年间任职的大行企业（市属一级企业）老总的“入狱率”超过了50%――毒贩被抓的比例有这么高吗？95年，深圳市政府搞了一个“百亿工程计划”，培植 6个到2000年销售超百亿的集团（特发集团、建材集团、莱英达集团、赛格集团、能源集团、盐田港集团）。5年后，这6个企业销售加起来还没有超百亿，倒是6个企业中，有5个企业的“一把手”，包括能源的劳德容、建材集团陈小雄、特发集团的陈宏明、盐田港集团的刘定桐等被拘捕了，更惨的是，跟随他们的私党，甚至一些家人也牵连被捕。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谁能不提心吊胆，专心工作或享受职务消费呢？
   
     国企老总的活儿不是人干的，它逼着你“要么贪污受贿，要么鞠躬尽瘁”。实际上，你“鞠躬尽瘁”也行不通――自己“不敢捞”，但堵了别人的财路，最终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当然，既不被抓，又能“捞钱”的国企老总也有，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贪得足够多，即便“有事”，也可以有足够的钱“消财免灾”。国内对贪官有一句顺口溜：百十万坐牢，千把万可跑，上亿元逍遥。贪了亿万就能逍遥法外，原因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认识那么一位老总，住着上千万的别墅，从中央到地方立案查了不知多少次，不但没事，而且，纪检系统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成了他的 “挚友”。
   
     其二，就是“联系领导，不吞独食”。深圳某集团的老总，企业改制时，给自己分了一点股份，员工到处举报，引起上面的重视。该老总“放话”，要是我“进去了”，谁也别想好过，结果，工作组都在去企业的路上了，还是被领导叫停，他被调动一下工作了事。
   
     其三，有稳固的后台撑腰，比如上面所说的什么人的秘书、子女之类的，只要“后台老板”不倒，他们尽可放心伸手。就我管理的集团内，就有很多，如号称四平“黑老大”的林治国，自称是某现任国务委员的干儿子，在我们投资四平涂料公司时，明目张胆地将我们2000万资金卷走；某高官的儿媳，在我们下属的一家公司，从事对外贸易，弄出1亿多元的窟窿；某元老的儿子，在我们下属的一家公司，弄出2亿多元的烂帐。对于这些事，谁追究，谁倒霉，明智的做法就是请他们到其它地方再去发财。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国企的这块“没有主的肥肉”，谁能挡得住诱惑？这毫无疑问地给当老总的带来了巨大麻烦和风险。
   
     就我的体会说，黑社会的滋扰更烦人。老国有企业都欠了一屁股债，欠银行的一点用不着担心，债务到期他们还会求着公司“借新还旧”，麻烦的是欠私人的“说不清债”，债主请黑社会的“清债公司”要债是常事。我们集团下属的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土地被黑社会霸占3年。
   
     这家公司位于深圳最繁华的商业街，1997年，公司考虑到级租地差，决定把工厂搬到深圳关外的龙华，原厂址改为商业用地。结果，被带有黑社会背景的潮州人公司盯上，在这块不到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上演了近500人的斗殴，十多人受伤。更冤的是，市里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副市长，当着几十个官员的面，一口咬定是我请了黑帮，挑起事端，连给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气得我几天没有睡好。最后，只有息事宁人，让我们国有资产损失5000万了事。
   
     广东省高院院长（真是报应，他现在被抓起来了），伙同挂靠在广东四建的潮洲黑包工队，通过“法院判决”，黑了我们近5700万国有资产。关于这些涉黑事件，我想等有时间，好好把有关公司与黑帮恶斗的经过，以及不得已在政府压力下退步、如何摆平记者、成功保密（连我们的副总到现在都不知内情）的情况写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另一面。
   
     让国企老总最心烦的要数下岗员工的问题了。所谓下岗，就是解雇，但企业给一段时间的最低生活费。实际上，对个人来说就是失业，这是官员们为减少“失业率”和推卸责任搞出的把戏。因为下岗员工，还“挂在”企业，可以不用管，也不增加失业数字。我做总经理的3年，裁减了约7000人，把这么多人的饭碗砸了，人家能让你好受吗？平时，家里的电话线是必须拔掉的，不然，肯定有几个过得不痛快的下岗员工来电“恶心”你一下，你还只有听的份。至于半夜来家敲门，也只能装听不见，所要做的是安抚一下还在上小学的、被吓醒的儿子，至于老婆的抱怨，那就对不起了，谁叫我是老总呢？
   
     实际上，国企老总即使捞到钱，多数也没好日子过，整天提心吊胆，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就算通过种种手段来到美国，也很难过得自在。上个月，我陪同国内一个老板去世界最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一间“贵宾赌室”，我意外地见到了深圳某上市公司董事长。这位仁兄在深圳就以好赌出名，把他把持的一家深圳“老五家上市公司”之一输得停了牌，而且，还欠了大把赌债，去年不知去向。他是见过世面、经过大风浪的人，但见到我，显然有点意外。在这个赌室玩，最少要买5万美金的赌码，每次下注1000美元起。当然，这种档次的搏杀对他来说是小意思，据说，有一次在香港的赌船上，一天就输了1亿5千万之多。这次，显然仍然不走运，他面前的赌码已经空了，只是坐在那里干着急而已，不时地往豪华地毯上随意吐痰，显得和环境十分冲突。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老外，可能是去洗手间，站起来，离开了。这位仁兄，像是对着我，又像是对着在场的所有人用普通话说：“我借他一下”，同时，手就迅速、老练地在刚离开的老外的赌码堆了拿了3个赌码（每个 5000美元）放到他的赌位上。我突然感到就象自己偷了人家钱一样惊恐，担心他“还”不上如何是好？感谢上帝，给他赢了一把，他把刚才“借”的还给人家，并见好就收了。我们互相留了联系电话就分手了。回来后，我一直不敢和他联系，听说他在美国语言不通，到处借钱，我的那点钱还要养家糊口，怕给他盯上。过了两个星期，我实在无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原来的那些担心是多余的，他给的电话都是空号。
   
     顺便解释一下，我是通过“有益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杰出人才”移民的途径来美国的，不是投资移民。我强调这点，不是要表明自己多“牛逼”，我昨天还见到一位连A、B、C都不认识的浙江老兄，也通过了移民局的“杰出人才”审核。中国人只要拿出平时使用的万分之一的“小聪明”，就足以制造出任何通过美国“一根筋”移民官的审核的材料。我解释的目的只是想避免大家产生对我“经济是否清白”方面的联想。
   
     当然，当老总遇到的不全是这些坏事，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抢着干呢？如果说做国企老总比“贩卖毒品”更赚钱，一点也不夸张，谁见过毒贩个人收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做老总是“无本万利”的生意，而且只赚不赔，还名利双收。上述深圳几个被抖出来的老总，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把身价搞到数千万元。
   
     那么，企业老总的收入是哪里来的呢？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小说如由于竞争广告、保险、汽车修理，甚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无序竞争，回扣往往高达费用的50%。据《深圳特区》报透露，仅深圳市政府部门维修车辆回扣损失为2000万元，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关这个方面的关键秘密，我想另文专门介绍。
   
     国企老总还可以“身累、心不累”，拥有决策的权力，而又不必对决策后果担心、负责。就我所见的国企老总们“摆乌龙”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就我知道的略取几例：
   
     1、一家国有外贸公司总经理，未经集体讨论，个人拍板决定贷款1837万美元在海外经营期货业务，并绕过总公司财务部，把这笔巨额外汇转到境外代理人手中，不到一年，这笔巨额外汇全部亏空流失。
   
     2、深一家国有公司不经科学论证，举债2.2亿元投资重庆地铁工程。虽经制止，追回8000万元，尚有4000万人民币和1000万美元至今追不回来。
   
     3、根据深圳“三点一线”战略（指国外一点，深圳一点，沈阳一点，当时书记厉有为，市长李子彬老家都在沈阳）到沈阳等地盲目兼并阀门厂、四平建新涂料等企业，损失7000多万。
   
     4、深圳食品饮料公司与天津启士林公司联营并耗资千万美元从国外购置的食品加工设备，由于不适用、不配套，闲置3年后报废。深圳投资的许多公用公司，如投资高达7亿的、门可罗雀的“海上田园”公园，每年要亏损5000万。当然，这件事和企业老总无关，是当时行政决策。
   
     5、某国有外贸集团担保24亿，加利息近30亿元，而又不能控制这些被保企业的投资决策经营，其中约5亿元要该集团买单。
   
     6、某国有科技集团通过莱英达集团借钱给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潮洲老太婆个人开发房地产，结果，拿比市场高5倍的房产抵债，造成2亿元的损失。
   
     7、某企业银行存款余额最高时达到1.3亿元，而该企业只有一名正式员工，其余均为聘用人员。财务负责人是一退休人员，对资金的支出起不到监督作用；副经理相互攀比，竞相花钱，短短的4年时间，花费6951万元。对于驻港企业、海外投资企业，损失几千万、甚至亿元的就太多了！
   
     国企老总这样干，难道没有监督、约束机制吗？有，而且，理论上讲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复杂的监督约束管理体制，其机构之臃肿是外人无法理解和不能想象的。就拿我做总经理的集团为例，我把他叫做“六会七方，八层领导”制，也就是由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时会）、老三会（职代会、党委会、工会），加上经营班子七套机构，再加上市里派来的财务总监，享受副总以上待遇的有14人之多。在管理层次上就更吓人，有国资委――投资管理公司―― 本集团――上市公司――一级企业――二级企业――三级企业等等。上面层次主要是管理监督，不从事经营。这么多吃闲饭的，企业搞不好，是天经地义的。
   
     国企老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要担心企业效益或企业员工发不出工资。企业是政府的，政府当然要扛着。叫市长拿钱给企业没有关系，只要职工不闹事，不要影响了他们的仕途，反正钱又不是他们的。
   
     深圳90年代有一面全国闻名的旗帜――中华自行车公司。她号称拥有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产能力，91年曾经是国内排国内合资企业第一名，其“大名”（DIAMOND）品牌被评为92年世界最知名自行车十大品牌首位。96年，卡斯特罗参观公司时把5辆自行车作为国礼送给卡斯特罗。但在国有资产与外方的资本融合与运作过程中，由于一些企业管理不当，使外商有机可乘，国有资产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中华自行车公司，企业和港商合作经营，数亿港元买卖业务的资金全部由该企业垫付，而采购、销售、提货等关键业务的资金全部由港商掌握，甚至另刻一套公司财务章和行政章交给港商使用，使港商可以任意调运该企业的货物。
   
     结果，不法港商以市场变化、商品质量或其它借口，不仅应付的利润不兑现，而且，连高达成协31亿应收货款也没有了。仅2002年一年，就撇了21亿元的呆帐，创造了我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年度亏损最大的记录。公司净资产为负35亿多元，国家（主要是银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当然，我是2000年兼任该公司董事长的，虽然说起来没有我的责任，但我也要面子的人哪！
   
     按市场规律来说，像中华自行车这样的无药可救的公司，破产算了，但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我们，还成立了“挽救中华公司的领导重组小组”。为了救“莱英达”和中华自行车，上面通过给我们现金、注入资产、免地价等方式，仅在我任内3年里，一共给了近13亿元。后来，莱英达以“MBO”方式卖给了经营者，作价还不到一亿元，而市财政历年通过包括优惠政策在内的投入超过50亿元。这样的结果，连我都想像不到！
   
     做国企老总有这么多的好处，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自然不是有能力就能当上的了。
   
     老总的位置是紧跟领导的奖赏，任人唯亲――企业武大郎开店，是难免的啦。有些人，一天没有在企业呆过，也不知企业管理是什么东西，但只要领导服侍舒服了，就能给一个到国有企业捞好处的机会。当然，也有“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式的公开招聘，深圳最近又面向国内外招聘几家国企总经理，其实内部早就有人选，千万不要天真，跟着劳民伤财。我虽然是过来人，可又犯傻了一回。
   
     去年来美后，看到新成立的国资委“第一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副总经理”，我报名参加一个“部级企业”副总的选拔。因为我在深圳是“正局”级，又有交大、清华等国内名校的学历，在126位报名者中，顺利通过了初选，回国参加了由28人的笔试。尽管来美较长时间，但我在包括“时事政治”内容在内的笔试中名列前茅，又一次回国参加了面试。这次面试，在中组部招待所举行，因为有多位部级以上的“高干”出任考官，到处武警站岗，戒备森严。最后，我只得到一封参加“活动”的感谢信。
   
     从美国来回两次，自掏腰包花了3万多元，连报考公司的门往那里开的都不知道，你说搞笑吧？后来，我通过熟人，问了该企业的董事长没有被录取的原因。他给我了一句话：“你也是当过企业老总的，谁会选一位自己不熟悉的人管资产”？可不是嘛，我在这条道上混了这么些年，还那么书生气，连这点起码的“国情”都不知道，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姓名：李承友，性别：男，出生日期：1947，学历：大学，国籍：中国。
   
     简历：1965年8月就读于北京石油学院炼制专业；1970年7月任胜利炼油厂技术员、车间主任；1981年3月任齐鲁石化公司乙烯指挥部副处长、乙烯厂副厂长、厂长；1987年8月任齐鲁石化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1995年3月任深圳南油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1996年4月任深圳南油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1998年10月，任深圳市莱英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曾当选为全国八届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