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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8 19: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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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与人、人与动物及环境的真正和谐
八天旅游期间,利用晚间和清晨,逛了不少台湾城乡的街巷、大小商店包括夜市,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和谐无间,始终没有看到居民大声争吵或恶言相向,微笑和柔声细语几乎无处不在。1950年代初成功的“土地改革”基本消除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公平公正的法律基本消除了本地人与外省人的隔阂,后来对“戒严和查肃匪谍”过程中冤假错案的公开平反及巨额赔偿则基本消除了政治与族群矛盾,靠税收杠杆调节的财富分配和基本完善的福利和救济制度则让不同阶层的民众颇难“恨从心来”。
我们下榻的南投“平云山都饭店”(台湾人不称旅店为酒店)是当地一位拥有数千亩土地大地主用自己土地与人合资开办的四星级饭店,周围皆是连片的果园与森林。离饭店不远处也有小地主(农民)的一幢幢漂亮别墅住宅。在一座花圃边矗立着一排犹如机修车间的高大而陈旧的平房,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妻。见我们到来,八十二岁、眉慈目善的老妪热情端出水果,请我们享用。她告诉我们,因为自己的土地少,年事高孩子也不在身边,就种些珍奇花草,度日兼休憩,和大地主邻居相处也甚洽(大地主的土地也是土改后逐年向邻居购置的)。我们告辞时,健谈的老妪偕八十七岁身患中风后遗症的老伴向我们虔诚叩首,行礼如仪。
人们对高山族之类的少数民族完全不称什么“族”而一概称为“原住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也堪称无微不至,如日月潭附近只有243人的邵族原住民,生了孩子政府立马给予6万元新台币生育补贴,孩子直到18岁的医疗教育费用全免。对原住民的文化传统及遗产也竭力保护,因此台湾至今还保留着多种民俗节日,如塔山部落节、宝岛邹鱼节、茶山凉亭节、丰年节、花莲葱蒜节、南投灯节和高雄黑米节。
在金门下榻旅店一层走廊的天花与墙角处,六个燕子窝足实让人叹为观止。每一个燕窝里都安居着一对和善可爱的燕子夫妻,两双绝无担忧惊恐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下面的看客。受如此真正和谐情景的感召,我主动为它们关掉了两个楼梯口的吸顶路灯,以免影响燕子们的睡眠。
为保护水质安全,台湾法律严格规定所有作为自来水源的湖泊河流绝对禁止捕鱼游泳;大名鼎鼎的高原湖日月潭每年仅中秋节一天允许游泳,在湖上行驶的大量漂亮游艇也都要求必须具有高效油污过滤能力,清澈碧绿湖面上确实看不到一丝油污痕迹。
在台北至花莲和高雄至嘉义途中,看到了路边的两座大型水泥厂,其中的一座建在浩瀚无涯的太平洋岸边,其产品大量出口海外。两座水泥厂的全部厂房建筑、厂区内外道路和附近树木几乎纤尘不染,见过多座以粉尘弥漫为特征的大陆水泥厂的我们对此深感疑惑不解。火车上的台湾中年旅客肯定地告诉我们,水泥厂必须对污水和粉尘排放实行严格控制,一旦排放超标企业肯定会有巨大的麻烦。熟悉大陆情况的台湾导游则告诉我们,水泥厂的生产工艺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只看你老板愿意为环保处理花多少钞票而已。
完全属农民所有的农田多实行轮流休耕制,以保护地力。休耕期间,农民自己的服务型组织农业协会免费发放绿肥种籽供农民栽种田间,来年播种前耕入土中以为有机绿肥。农民愿意种植什么作物也纯属自己的权利,完全与政府无关。农业协会则负责为自己的会员提供技术和营销支持。
台湾大型石化企业国光石化公司拟在某县收购土地建炼化厂,最近遭到当地农民的强烈反对,多位议员和多家媒体为抗议农民助威呐喊,尽管国光老总公开向当地农民做出多项优惠承诺,已经通过环境评价的新项目基本已是胎死腹中之运了,政府此时也不敢为这个富豪朋友“两肋插刀”了。
因为长期严格禁止乱砍滥伐乱捕滥杀,台湾的森林植被及水域环境良好,鸟类鱼类品种众多。在濒临太平洋的花莲和台东,能见到的渔船及渔船码头极少,询问后得知,当地人的理念很简单:我们吃多少鱼就捕多少鱼,过度捕捞一定会破坏生态,断自己的后路(城市里海鲜馆供应的海鲜绝大多数都是在海边基围中饲养的)。
所行之处,极少看到土壤裸露的农田,也没有看到一座因采石、建设或砍伐而导致伤痕累累的山峦,更难看到遮天盖日的飞沙走石和滚滚黄烟,林木茂密苍翠,天空蔚蓝可爱。
知己知彼、以“慢”闻名的台湾居民显然是用实际行动而不是标语口号,在谱写着真正的和谐之曲。若他们坚持急功近利地“大挖大建、大干快上、与天斗、与地斗”,小小宝岛很可能早就变成“万户萧瑟鬼唱歌”的核武器试验场了。
六.宗教与信仰
台湾信仰宗教的居民数量众多,浏览遍布城乡的各色庙宇教堂即可略知一二了。从原住民信奉的拜物神教到十五世纪荷兰人引入的天主教,再到大陆闽粤地区移民带来的佛教、道教、关帝教和妈祖教,多元的宗教文化因未遭遇包括日寇殖民政权在内的历任统治者的摧残荼毒从而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演化成了台湾社会中影响广泛、成员众多的重要社会力量,甚至在几十年的“戒严”威权管制期间政府也没有对其实行“关停并转或改造合营或收归国有”政策,教会成了足以和公权力分享天下、对社会成员影响巨大、非常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超级非政府组织(旅游车途经某城市时就在路边看到过高矗在楼顶的某基督教地区领导机构“长老会··教区”大招牌)。
目前全台湾登记注册的佛教道教(包括妈祖关帝)及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庙宇2.6万座,不计其数注册和未注册的庙宇祠堂神殿在各地城乡均随处可见(社区外的居民群落几乎均拥有一座);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建筑或美轮美奂,或庄严肃穆,一些教堂还办有幼儿园和小学。所有的庙宇均严格遵循佛祖“普度众生”的宏旨与“俗”严格划清界限:绝对不售门票,庙内庙外绝对不出售任何香烛祭品;庙内有专门香烛台,进香客可免费请取后在殿外香坛里供奉,香客是否捐款施舍、捐赠数目多寡则悉听尊便。
各类大小庙宇寺院及教会组织均实行高度的自治,其行为与政府毫无关联。庙宇日常运作管理、方丈主持聘选、建设资金筹措、建设土地来源和建筑模式规模等大小事务均由德高望重的信徒和信徒捐资人商讨决定。我们在南投下榻的宾馆附近那座建筑规模巨大、中西甚至与伊斯兰教建筑风格合璧的中台禅寺,政府只负责注册登记、建筑规划和环境评估之类的审查备案,以及附近公路、电力和市政等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
在宗教精神与神灵力量多年耳濡目染的影响下,绝大多数民众精神有依托,内心有敬畏,行为有准绳,做人有榜样,良心良知人性道德绝无另类的权威解释,恶行恶人始终属于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绝无登堂入殿的任何机会。自身工作已经千头万绪的政府自然也就不必在百忙中再承担“教化民众或领导精神文明建设”之类的千钧重担了。好在台湾的执政党还“贵有自知之明”,好像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要教会组织及僧尼道士和牧师们接受它的“正确领导”。
七.基本无忧无虑的私权利
因为从来没有否定过财产私有制,台湾居民的私权利多年来非但没有遭遇到任意的侵蚀和剥夺,反而借民主制度的成长而日益巩固健全。1950年代初的土改,政府用实惠的“赎买政策”把大地主的土地购回,再贱价卖给“以自耕为目的农民”;而“戒严时期”的查肃匪谍活动又与对个人的经济及其他权利剥夺毫不相干(其间获刑者的子女亲属不受株连,读书、高考、出国留学和就业经商等个人权利完全不受影响),因此几十年来,公权力和私权利基本还是泾渭分明的——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有需要就按规则交易。
老友的已故二哥是去台老兵,退役后教书,娶了出生农民家庭的原住民妻子,二十年间经历了两次拆迁征地,他二哥后来曾经面带喜悦地告诉自己的大陆亲属,他们家是拆迁一次发达一次,小果园异地变成了大果园,小房子异地变成了豪华的大房子,补偿款还小有结余。原因很简单,你买我的土地希望做生意发大财,自然应当让一杯羹给我分享了。
土改后,不愿意种地的地主怀揣“国营大企业股票”乐呵呵地城市化了;少地和无地农民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大块土地,同样乐呵呵地开始辛勤耕耘,发家致富。公权力在特定时期理性引导私权利的合理交易与置换,让政府、地主和农民都能真正无忧无虑地享受工作与生活的乐趣,你仇我恨的时代渐渐变成了遥远的历史,社会稳定自然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南投县埔里镇大地主投资建设的平云山都饭店、大地主自己的私宅果园和农民(小地主)的果园花圃及别墅般的住宅,比邻而处,相安无事。
在高雄市我们见到一户占地足有一千余平方米的开阔民居,左右是两座纯私营的大庙宇,大门前是繁华街道及街对面的巨大私营水上公园,后部则是密集的私人住宅楼。宽度足有30米的临街低矮围墙左右两侧均设有红漆大门,二层白色洋楼前面是绿茵茵的开阔草坪和葱茏娇美的花草树木。一位同行的旅客惊羡之余还激动地说:在咱们那里,拆迁办和开发商肯定是不会放过这户人家的。
高雄市古色古香、占地宽广的龙虎塔—清风阁水上公园,还有街对面金碧辉煌蔚为壮观的道教寺院“启明堂”和“龙虎堂”,均系当地信徒居民自筹资金建成,所用的土地和水面也完全属于信徒们的私人捐赠物。
当地人的私权利近年来又增加了更神奇的分量:手中的选票。政府官员,议员(民意代表)都非常明白,自己如果只说不做,或者乱说乱做,选举之日就会是你卸官帽卷铺盖走人之时。
古人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台湾居民不那么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原因也许就在其中了。
八.教育、文化及其果实
台湾的“三高”(高楼、高铁和高速公路)绝对望尘莫及于如今的大陆,绝对看不到连片成群的公寓大楼小区和摩天大厦,但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当地最气派的建筑物应该就是国民学校(公立中小学)。抵金门次日清晨,在金沙镇就看到了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及豪华程度比相邻镇公所优越数十倍的“金沙国民小学”,南北相距近五百米的两座威严大门、校园内“有顶无墙”的宽阔运动场及花草树木绿地,足以让学校对面镇公所里的官员们日日自叹弗如。当然,小学门口没有高度警惕的门卫保安,男女老少镇民在校园里自由晨炼,为我指路的镇民甚至告诉我可以穿过学校抄近路返回旅店。在此后的旅行途中,又看到了多所蔚为壮观的城乡“国民小学、中学和教会学校教会幼儿园”,看来台湾同胞对教育的重视也成了习惯。
台湾学校至今还把“礼义廉耻仁智信”为核心的孔孟儒家学说理论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当然还包括坚持了几十年的“公民教育课”了;各级学校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漫长的“停课闹革命或师道尊严批判”,学生读书求知学习做人,教师传道授业解人之惑,至今仍是天经地义之事,因此好像全社会还没有出现大幅度甚至天翻地覆的“教育改革”需求。
途中目睹的三件小事让人惊叹,更让自己见识了台湾初期教育的魅力。在宜兰至台东的火车上,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五六岁的女幼童坐在对面。火车即将在一小站停靠前,母亲(或者祖母)立即让小姑娘自己背起书包,小姑娘乐呵呵地遵命。火车停稳,妇女牵着背包小姑娘的手,迈着健步欢欢喜喜下车了。
在高雄下榻的旅店旁,有一所教会幼儿园,清晨六点多,停在门前的校车正准备出发。有三个可能家住附近的幼童竟然背着小书包自己信步来到了学校,此时校园内只有正在忙碌的清洁工,三幼童坐在长椅上只顾自由玩耍嬉闹,门外没有护送他们来校并在密切观察的父母或爷爷奶奶,更看不到首尾相接的私家车和紧张忙碌维持交通秩序的交警。
第三件小事就是在金门岛金沙镇看到的学生自觉排队候车之景(参见第三篇)。
没有经历过“一波三折”的教育自然会收获到自己“不伟大却很实在更惠及后人”的文化果实。几十年来,仅有两千余万人的小岛却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让全世界时时都在瞩目着这个太平洋上原本的蛮夷贫瘠之地。特将信手寻来的台湾部分知名人士名录记述如下:
科学技术界:朱经武、李远哲、何大一、陈景虹、蔡义本、江博明、李昌钰、钱熙、邹哲、李镇源、田长霖等;文学艺术界:余英时、苏雪林、罗大佑、李宗盛、柏杨、高希钧、龙应台、余光中、李敖、朱德庸、白先勇、三毛、陈锦芳、赖声川、许绰云、琼瑶、朱天文等;演艺界:苏有朋、苏芮、邓丽君、蔡琴、秦汉、林青霞、林怀民、侯德健、周华健、周杰伦、孟庭苇、张惠妹、费翔、童安格等。
当然,还有工商界大名鼎鼎的王永庆及其台塑、现代理念的医疗机构、大陆家喻户晓的宏碁电脑华硕电脑、发达的电脑软件芯片与显示器产业,还有更家喻户晓的统一食品和捷安特自行车。
这些杰出人物在现代物理、材料、地质、医学、生物遗传、信息产业和工商业等多个领域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炎黄同胞奉献了大量诸如“朗朗校园歌曲、崭新文学及影视作品”之类的文化艺术财富,无疑都是根深蒂固“教育之树”结出的丰硕果实。
九.极难察觉的贫富差距
童年少年时代,台湾在自己印象中应该就是一个“官僚资本家因巧取豪夺而脑满肠肥、穷苦百姓受尽压榨只能苟延残喘”的畸形社会。近年来通过各类资料阅读,发现情况有变。走过台湾东南西北数十个县市乡镇,却没有看到一个嗷嗷待哺的乞丐、蓬头垢面的流浪者和躺卧街头乞讨或自生自灭的残障者。二十八日抵厦门后,在著名的佛教圣地南普陀寺大门外,立即被路边烈日下大量的残疾或老年乞讨者震惊得无言无语。
“可怜的乞讨者都去了哪里”这样的问题实在无颜求教台湾同胞,只能自己来求解了。原来台湾政府多年来充分利用合理的“累进制”税收杠杆,用富人的大笔税款和平民的小额税款实现了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并建立了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财政长期对义务教育、农村居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和弱势人群的绝对倾斜,实行现代意义上的“劫富济贫”;政府税款的使用长期被“如狼似虎”的民意代表(议员)紧盯不放,实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透明合理”,导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的贫富差悲剧只能停留在古文古诗中。
“贫富差距极难察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国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很小,因此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远远超过了可能被通货膨胀一夜间击垮的“工资性收入”。拥有可靠私人企业、房产或股票的城镇居民和拥有可靠私人土地资产的农村居民都能心安理得地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GDP)大蛋糕中的一份;而真正的无能为力者在政府庇护和社会的额外救济(如民间慈善救济和教会救济)下自然也可以过上“衣食居教医基本无忧”的日子。
政府官员(公务员)在台湾是极难一举跨入“富人”队伍的,尤其是“因选举胜利而任职、天天被无数双眼睛监督”的委任政务官。官员(包括依靠专业技能持续任职的常务官,台湾俗称“当差的”)虽职业相对稳定,但薪酬收入有限且必须于法有据公开透明,还永远处在媒体及民意代表的监督之中(机要费招待费家庭财产审查和出席高档私人酒宴近年来已让多位高官麻烦缠身有口难辩),因此官员阶层基本不存在短期暴富的可能,除非他(她)愿意以身试法。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和经济结构下,贫与富虽实际存在,但“贫困”有法律及全社会规定认可的明确底线,“离乡背井打工糊口、因贫辍学弃医、卖子买妻、垃圾箱中觅食、卖血液售器官、餐风露宿沿街乞讨、下跪乞讨、自残乞讨、租残乞讨和仇富恨富”之类的辛酸离奇怪事自然也失去了存在发生的可能和意义(其实没有人不希望享受体面或基本衣食无忧的生活);贫富差距已经不是用“能不能吃饱穿暖,能不能入学就医”来衡量判定,而只能用“个人或家庭消费多少国际品牌奢侈品、能不能出国旅游度假、有没有游艇飞机和休闲海景别墅”去判别了。
贫富差距的有效消除对民众而言,应该比GDP和国家(政府)财富的增幅腾飞要可贵许多;对国家而言,则是实现真正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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